辉煌四十载启航新时代征文稿精选3篇

辉煌四十载启航新时代征文稿精选3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四十年的快速发展造就了我们今天的辉煌，关于改革开放的征文是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写的，你有没有写好？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辉煌四十载启航新时代征文稿精选3篇。

篇一1960年6月小学刚毕业就从柬埔寨金边坡成东机场登上飞机飞往香港，小小年纪的我离开父母奔赴那激情燃烧的祖国，那是新中国刚刚诞生十周年，社会主义春风的思潮席卷柬埔寨华侨社会，在父亲和老师多年来的爱国思想教育下，我和大批华侨青少年学生一样踊跃争取回国求学，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做奉献，是我们追求的一片梦。

从香港踏过老旧的罗湖木桥回到梦中朦胧的祖国，再坐上绿皮火车经历难熬的三天两夜来到首都北京，从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分配到与景色宜人的陶然亭公园相邻的北京第十五中学，当年学校有四十多位分别来自印尼、越南、泰国、缅甸和日本的归国华侨学生，在学校的关怀下我们度过了最能吸取知识和成长的美妙青少年岁月……经历了山西农村插队，七十年代初又回到北京当上一名当年令人羡慕的机床厂车工，这期间让我了解工人及社会，也学会了什么是机加工、精密设备、热处理、计量和金属材料。

即使在这种特殊政治动荡年代里，1970年归国定居北京的父亲也教导我要好好学习、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相信未来，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终于迎来了春天，1977年结束十年动乱，恢复高考，我非常幸运地考上了当年众人所望的“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系，踏上多年心中夙愿的第一步。

经过四年寒窗苦读，学成毕业，被分配在“邮电部邮政科学研究所”从事邮政科研工作。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是百废俱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年代，我们满怀激情、斗志昂扬的新一代大学生在老一辈同志的指引下、为现代化仍为一片空白的邮政事业描绘新的蓝图，在所里我第一次接触到国产的154小型计算机，由数个比人还高的机柜组成，输入语句是由一盘盘穿孔纸带执行，六七十平米的机房还需要保持恒定温度，那个年代我们是最先享受到空调的特殊群体，但在计算机飞跃发展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美国微型计算机的冲击并替代了国产计算机，我接触第一台微机是美国进口的北极星微机，但很快便被天才乔布斯的苹果Ⅱ所替代。

当然此时高档的IBM和惠普小型计算机受到美国管制，引进到国内的也受到跟踪检查，我们很难接触到。

既然是进口计算机，当然是使用英文命令语句输入，当时在业界内普遍认为中文不适合计算机行业，中文玩不转计算机，因此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就是计算机实现汉字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最终由中科院攻克了难关，颁布了计算机汉字标准，从此便有汉字输入法和国产长城0520汉字显示计算机，开创了汉字文档时代。

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引进用于控制系统的Z80单板机，瞬时间普及了整个控制领域，面积仅有两页A4纸的单板机其性能超过了原来由数个比人还高的机柜组成的国产154计算机，而且可以在机房外的常温下工作。

这时期产品日新月异、百花齐放，美国的因特INTEL公司的8031单片微控制器性能优异，很快便风靡国内，引发了设备自动化的革命浪潮，我们积极地将这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到由原来人拉肩扛，手写单据的邮件处理业务中。

八十年代在乔布斯的苹果Ⅱ电脑风头正盛之时，计算机霸主IBM与比尔·盖茨的微软合作，推出开放式架构微型PC 计算机，很快便抢了乔布斯苹果机的市场，IBM-PC机的普及使微软的MS-DOS操作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它就成了PC机的标准操作系统。

在这期间我见证及亲历了微型计算机的发展过程，当年的IBM-PC微机内存也仅有16K，硬盘是5M，要求编程人员编程语句要精炼，连输入元年都仅保留后两位，比如1985年，仅输入85，因此留下日后世纪千年虫的后患。

处于激情的时代，技术也激情地飞跃发展，伴随摩尔定律硬盘变为10M、50M、70M、120M、270M、540M、720M …最后突破了1G，软盘也由8吋、5吋到风靡一时的3吋软盘，微机核心也由186、286、386、486到奔腾，操作系统由开始的DOS 系统升级到、Windows95、Windows98 ……当年邮电部国际邮件总包出口到美国，由于没有有效的数据清单，造成年终资费结算仅由美国单方说了算的局面，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笔糊涂账，因此邮电部要求我们立项研发一套国际出口总包的自动称重及数据采集、存储、统计及单据打印的系统，我有幸接受并负责此项目，在邮局我们小组用约一年时间与工人师傅一起上班，亲身参与人拉肩扛，手写单据的邮件处理业务，以获取作业流程和数据。

当年数据传输还是以电话线路为主，局域网还未进入国内，在缺少完整资料、仅有碎片的外国报道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没有任何先例参考下，按照操作及业务要求，由我们设计系统方案，编辑电路，制作电路板，整合调试、将采集到的重量、邮路去向、袋牌编号等数据通过对讲机编码，连接对讲机以无线传输方式送到机房的PC微型机进行统计处理，同时也规范了适合打印机处理的单据，经过不断努力和改进，终于在九十年代初项目通过邮电部鉴定并推广应用，从此国际邮件总包交换资费结算我们也有了依据，减少结算资费仅由对方说了算的局面而造成的损失。

伴随改革开放的岁月一路走过来，当年我们邮政改革模仿的目标；在改制方面是德国邮政（敦豪DHL），在物流设备和作业流程方面是日本邮政，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经过四十年的设备研发和努力，历届接班人的奋斗，目前中国邮政已建设成为：从窗口收件电脑化，到处理中心的邮件编码识别、自动分拣、数据采集、统计、自动打印单据，运输由公路到航空全程跟踪、联网查询的现代邮政业务。

然而令人伤心的是，堂堂的邮政业务当下被大众贬为“物流”行业，但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又流行称为“物联网”行业，这话听起来顺耳多了！走过了青春、走过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大家团结一心，无私奉献，亲手为祖国现代化增砖添瓦，正如当年激励人心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所唱的“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努力了、也尽力了……最终退休了，我虽然没有丰功伟绩，仅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只“小蚂蚁”，但我毕竟兑现了从小受父亲和华侨社会激情爱国思想的熏陶影响而立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的誓言；没有惊人业绩，生活平淡，但我为此骄傲、自豪！为此不妨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篇二我出生在印尼，父辈的教育、华侨学校的熏陶，使我从小就懂得“祖国”二字的份量，对新中国十分向往。

1957年底，高中才读了一年半，就被印尼当局以“双重国籍”为由逐出校门，终止了海外的求学生涯。

我满怀义愤，到华侨学校当了小学副教导主任、中学教师，积极传播中华文化。

1960年10月我搭乘祖国派去的接侨船“美上美”轮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被安置在云南省宾川县太和华侨农场务农，一个月后领导上安排我进入刚刚建立的昆明华侨补校学习。

学校党支部书记马敬贤校长是位老革命，他亲自讲团课，帮助我们树立革命理想。

1961年5月，我成为昆明华侨补校的第一批团员。

入团不久，就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自认为在国外是进步青年，还有过受迫害的经历，回国后积极上进，爱党爱国，应该很快就能实现入党的心愿。

1961年7月，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大学期间，处处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信任，例如1962年夏天，我参加了共青团北京市委举办的归侨学生夏令营，后来又让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归侨小组副组长，在学校统战部领导下，做好联络归侨同学的工作。

然而，年复一年，班上同学入党了，我的入党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到日程上来。

我没有气馁，认为自己在国外环境中长大，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任务比国内同学艰巨，接受更多考验也是应该的，我要坚定信念，继续努力。

1965年9月，我们年级全体同学来到晋东南地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我分配在长治县司马公社王董大队，和马建民副校长及统战部的两位老师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我庆幸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向师长们和农村干部好好学习。

在农村，我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屡受表扬。

半年之后，工作队党支部决定把我和一位姓秦的农村小伙子列为第一批发展对象。

然而，在提交入党志愿书草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作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你是归国华侨，情况特殊，你的入党问题必须回到大学去解决。

”书记还说：“我们会把你的材料和表现，如实地转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党组织。

”我眼看着身边的同志顺利入党，只盼望回到学校就能解决我的问题。

谁也没料到，1966年5月我们被提前召回学校，“文革”随即开始，党组织瘫痪了，我的入党问题也就被搁置下来。

1967年底，66届大学毕业生终于踏上了工作岗位。

虽然是在“动乱”年代，学校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仍然坚持党的“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没有把我分配去外地，而是安排到海淀区繁华地带的立新中学（甘家口）。

我又感激，又不安。

去海淀区教育局报到时，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我的同学都分配到黑龙江、内蒙、山西去，希望领导上能让我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教育局的同志惊喜地问：“苏家坨中学有一位姓朱的老师因病要求调动，现在需要有人和他对换，你愿意去吗？”我立即回答“去”，于是那位老师调到了立新中学，我成为苏家坨中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位归侨教师。

苏家坨中学是海淀与昌平交界处的农村中学，设施简陋，条件艰苦，住校教师分别租住在几户农民家里，要进城必须步行8里地去乘坐公共汽车。

我没有把这些困难放在心上，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当时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学生不肯来上学，我一方面深入家访，用自己在国外求学难的经历，耐心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到学校来上课；另一方面注意改革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愿意学、学得会”。

我所负责的班级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1970年我被任命为教育革命组组长（“文革”期间，教导处撤销了，这个职位相当于教导处主任），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在校党支部领导下，我和全校教职工一道，顽强拼搏，在学校基本建设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人们对苏家坨中学刮目相看。

在工作上我受到许多表彰，被评为海淀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安排到附近中小学介绍心得体会，可是，我的入党问题却杳无音讯。

有一次，军宣队指导员（“文革”期间，军宣队进驻学校，指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找我谈心，开导我说：“有的同志可以评先进、当模范，但是一辈子入不了党。

这一点你要想得通。

”“你在党外，同样干革命”。

有的党员对我表示同情，说：“你要是没有海外关系，那该多好！”归侨有海外关系是不可改变的现实，难道归侨就不应该要求入党？我暗下决心，绝不能放松入党的追求，一定要加强学习，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信党组织不会永远把我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