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北大汉语教研室 北大版(语音部分详解)

现代汉语语音部分笔记现代汉语语音部分主要参考书目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年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第二版增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现代汉语界定·汉语共同语发展简况现代汉语广义上指“五四”以来汉民族的交际语言，包括共同语和各种方言；狭义则专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

普通话是在汉族内部通过长期的互相交往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自然形成的。

汉语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形成共同语的历史过程不同，分述如下：我国很早就有共同书面语，汉代所谓“通语”（见扬雄《方言》）就是全国通行的语言。

古代正统书面语文言文最初基于口语产生，但这种书面语传统一旦形成，就逐渐与口语脱节，最终成为大众难以读懂的语言。

唐末（公元九世纪）以后，民间逐渐产生一种与口语直接联系的新的书面语言，后来称作“白话文”，是今天普通话书面形式的源头。

白话文到了宋元之际（公元十二三世纪）已经相当成熟，明清以来又涌现了大量白话文学作品。

这种书面语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通行于全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民族共同语的性质。

书面语中向来是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才使白话文取得正式书面语言的地位。

汉语共同语的口语形式出现得比书面形式晚。

至迟在十四世纪，一种后来被称为“官话”的共同口语已经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而这种口语至少到清代就已经相当通行。

因为北京长久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话在官话的形成过程中成为最有影响的方言。

到了“五四”时期，“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同时兴起，“国语”这一名称取代了“官话”的提法。

两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影响，使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用“普通话”称呼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煜按：北大版《现代汉语》未提“雅言”一说，大概是不认可它的共同语地位；把“通语”处理成书面形式的共同语，而非共同口语形式。

并且“通语”只是就文言文的发展而言，并非“现代汉语”所着重追溯的源头，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源头是早期白话文。

所以那种“雅言－通语－官话－国语－普通话”的发展脉络不为所用，是因为雅言的共同语特征不明显，通语不是完全的口语形式；雅言和通语不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

所以要注意两点：一、着重的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二、分为口语（官话…）和书面语（白话文）两种形式。

汉语方言分歧很大，非常复杂，根据方言的主要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七大方言：一、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分布区域：长江以北汉族居住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的沿江地带，湖北（东南一带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四省、湖南省西北一带说明：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内部一致性较强。

包括四个次方言区：二、吴方言：也称江南话或江浙话，以苏州话或上海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八点四分布区域：上海市、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部分（不含镇江）、南通小部分及浙江省大部说明：吴方言内部存在一些分歧现象。

杭州曾作过南宋都城，其城区的吴语就带有浓厚的“官话”色彩。

三、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五分布区域：湖南省大部分地区（西北角除外）说明：因处于赣方言、西南方言及客家方言的包围中，内部分歧较大，有些地区更接近于赣方言和西南方言。

存在新湘语和老湘语的差别，新湘语通行在长沙等较大城市，受北方方言影响较大。

四、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二点四分布区域：江西省大部（东北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湖北省东南一小片地带说明：历史上中原地区的人民几次大规模南迁，江西是必经之地，这对赣语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再加上长期受邻近方言（如客家话）的影响，赣方言的特征已不很突出。

五、客家方言：以广东东部的梅县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四分布区域：主要在闽、粤、赣三省边缘地带，即广东东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以及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四川、湖南、台湾等地也有小块客家方言区，一些华侨也说客家话说明：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至闽、粤、赣三省边缘地带的，与中原地区居民失去联系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一种自成系统的方言。

客家人虽居住分散，但客家话内部差别不太大。

六、闽方言：厦门话和福州话分别是两大次方言的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四点二分布区域：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大部分地区，台湾省大多数汉人居住区，以及浙江省南部一些地区，华侨和华裔中也有很多是说闽方言的说明：闽方言是汉语方言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为复杂的一个大方言。

最主要的是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两大支系，细分可以有三到五个次方言：七、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使用人口：汉族总人口百分之五分布区域：广东省中部和西南部、广西省东南部，港澳地区，很多海外华侨也以粤方言为母语说明：当地人称广州话为“白话”。

粤方言内部分歧不大，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县）话、阳江话和桂南平话等有一些有别于广州话的语音特色。

里仍采用北大版《现代汉语》的数据，另附黄、廖版《现代汉语》（1997）的数据，可能较新：北方方言（73%）、吴方言（7.2%）、湘方言（3.2%）、赣方言（3.3%）、客家方言（3.6%）、闽方言（5.7%）、粤方言（4%）。

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特点简表有[tƧ、tƧ、Ƨ]和[ts、ts 、s] 有[-n]和[-]大多没有，少数地区有[-]有[b、d、、dz、d、v、z、] 多数地区只有[ts、ts、s]有[-n]和[-]只有[-]有[tƧ、tƧ、Ƨ]和[ts、ts、s]有[-n]和-只有[ts、ts、s]有[-n]和[-]只有[ts、ts、s]有[-m、-n、-]有[b、、dz、d] 只有[ts、ts、s]有[-m、-n、-]有[-p、-t、-k]或[-]①没有[f]②把普通话一些声[tƧ、tƧ的字读[t、t]有[t、t、]或[ts、ts、s]有[-m、-n、-]①[x]和[u]相拼时念[f]②没有[t、t、] 把汉语划分成七大方言区，并非地理上的划分（或许是古代行政区划的反映），而是主要依据方言的语音特点。

语音特点可以表现在好几方面，所以方言区的界线十分错综复杂。

汉语方言之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最突出的是表现在语音方面，词汇方面的差别也相当大，而语法方面的差别，比较起来就小得多。

汉语方言是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它们之间虽然差异明显，但由于语音对应规律很整齐，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所以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语言，而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

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相同，就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来说，客、赣、湘方言与普通话差别相对较小，吴方言次之，闽、粤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最大。

闽方言和粤方言地区原先不是汉民族居住地，秦汉以前中原汉人进入这些地区，一方面因民族混杂，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由于远离中原，语言发展较为缓慢，保留了不少古汉语的特点，和北方汉语差别越来越大，成为和现代共同语差别最大的两个大方言。

语音方面：（一）没有复辅音，因此音节界限分明，结构形式比较整齐。

（二）元音占优势。

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一个音节可以只由元音构成。

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而汉语语音乐音成分比例大。

（三）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可以使音节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加强了汉语的音乐性。

词汇方面：（一）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这些单音节语素可以构成大量单音词，也可以合起来构成合成词。

（二）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构成新词。

汉语中用词缀语素少、造词能力弱，因而运用复合法组合词根语素构成合成词的情况居多。

（三）双音节词占优势。

汉语词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趋向双音节化：过去的单音词有的被双音词代替；有些多音节短语缩减为双音节词；新造词也多为双音节的。

语法方面：（一）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汉语是分析性语言，词形变化少，主要依靠形态以外的手段表达语法意义。

（二）词法句法结构基本一致。

无论语素组成词，词组成短语，或者词、短语组成句子，都有主谓、动宾、述补、偏正、联合等五种基本语法结构关系。

（三）词的多功能性。

汉语中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关系比较复杂，某一词类往往可以充当多种句子成分。

（四）量词十分丰富，有大量语气词。

汉语中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

例如现代汉语中的轻声和儿化是语音现象，同时也对词汇和语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这种联系也表现在汉语的发展当中。

从中古音发展到近代北方话音系，大部分方言的入声已经消失，入声韵尾失落，鼻音韵尾也大多简化成两个；浊音声母很多归并入清音；又有声母舌面化及韵母元音混同的趋势。

读音系统和音节结构单纯化的结果，是使同音字大量增多，为避免引起词义的混淆，在语言的内部相应地促进了词汇的双音化。

这种变化同语序的规则化一起又促使词义和词性更加明确。

例如：“书”有多种意思、多个词性，双音化以后成为“书信”、“书籍”、“书写”等词，词义和词性都明确了。

又如“锁”、“代表”等是兼类词，单独存在时难以确定词性，当它们进入语句，在某种语序中的位置规则化以后，便具有了明确的词性。

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主要是根据汉语的历史发展规律，结合汉语在社会中的习惯用法，对普通话内部（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所存在的分歧和混乱现象进行研究，选择一些用法作为规范，加以推广。

（一）民族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必须以一个地点方言为标准，北京话在官话中影响最大，自然而然承担其任；作为语音规范标准的北京语音本身，也要排除一些特殊的土音成分。

（二）北方话分布地域最大，使用人口最多，在词汇方面以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普通话词汇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要舍弃某些过于土俗的词语；普通话词汇也从其他方言中不断吸取需要的词语；为了丰富普通话词汇，还可以适当吸收一些古语词和外来词；词汇的规范化，还要注意抵制生造词，但并不是反对创造新词。

（三）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一般语言用例作为规范，可以排除方言色彩太重的语法形式的影响。

一般来说，现代汉语语法并不排斥方言语法、古代语法和外语语法中所需要成分的吸收。

为了给汉字注音，曾采用过多种记音方法，主要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是用汉字记音，包括直音法和反切法。

直音法是用一个同音汉字直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

反切法是用两个字拼合成另一个字的音，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

第二类是用笔画式的注音符号（曾称注音字母）给汉字注音。

注音符号不完全是音素字母，注音不够准确，书写也不够方便。

第三类是用拼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和记录汉语，有威妥玛式方案、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国际音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