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歌文化异同 2

中西诗歌文化异同

中西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人讲究精准确切，而中国人虽说离不开客观事物，但却更注重一种意境上的领悟。

中西诗歌的差异

一、情感表达差异

英文诗歌大都表达热切，感情激烈，以求再现此情。而中国的古诗词则文字简洁，意境悠远。诗人将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到七八分后，便会打住，留白出来以给人遐想的空间。

李白的那首闻名的《静夜思》便是中文诗歌中的一个典型。通篇文字都很简单，描绘的情景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看到夜晚起床之后看到空中一轮明月后，开始思念了家乡。但这一仰头一低头之间的风致却打动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吸引了一代代的国人竞相传唱。而这种感情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Tr. W. J. B. Fletcher在翻译静夜思时，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两句两句译做了“On her clear face I gazed with lifted eyes: then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Fletcher显然没能理解到诗中的那种思乡的感觉。而另一个人Tr. S. Obata则翻译成了“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相比较许渊冲的“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我们可以发现，Tr. S. Obata相较Fletcher 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对思乡的把握仍是不到位的。

这跟中文诗歌中的意境不无关系。在中国文化里，月往往是悲情的，不完满的。月的形象总是跟短暂与变幻联系在一起。睹月思乡是一种常见的情绪宣泄。除此之外，王建曾写道，“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白居易也曾发出“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之叹。

除了思乡之外，“月”在中国文化中，也用于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而这种

爱情也通常是消极的，情人之间的离愁别怨占了大多数。张九龄在《望月怀远》中，写到：“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而他在《赋得自君均出矣》，则写道：“思君如满月，夜夜减轻辉”。

而在西方人的眼中，月的形象则绝不是跟离愁哀思相联系的。月可以象征纯洁，坚贞的爱情。根据希腊童话，根据希腊神话,月亮女神阿耳忒弥斯爱上了美少年恩底弥翁,为了永葆他的青春,她使他永远睡眠于拉特摩斯特山上,而每晚前去与之相会。尽管是传说,但月亮女神与男女恋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西方诗歌中却常常得以提及。

二、诗歌意境差异

意境对西方人欣赏中国诗歌所造成的障碍无疑是巨大的。更倾向于精准思维的西方人在面对中文诗词中的借景抒情时，往往显得有些无措。

就拿《春晓》一诗的翻译来说吧。Tr. Witter Bynner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译为“But now I remember the night, the storm, And I wonder how many blossoms were broken.”孟浩然在这里真的是在想花骨朵落下来了多少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许渊冲对此诗的译作是“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显然，这种译法更得原诗的精髓。就算西方人领悟了意境之后，在将意境联系到诗人的境况这一步上仍然可能会遇到麻烦。

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红楼梦》中的《葬花辞》。David Hawkes将“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句译作“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 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而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文则是“As blossoms fade and fly across the sky, Who pities the faded red, the scent that has been?”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David Hawkes在这里的确明白了“花谢花飞飞满天”（如果忽略掉fall这个词的使用的话）的意境，但他却没能将该意境联系到葬花的林妹妹身上去。林妹妹看到空中飞舞的花瓣，看到地上的残红，情不自禁感伤起自己的身世来。那地上的残花在她的心中便化为了她自己，没人怜惜，没人牵挂。而David Hawkes在这里却将第二句放在了第一句的一个附属的位置上，这毫无疑问是有些主次不分了。林妹妹的感伤以及自怜自艾更是一点也体会不出来了。

三、传统文化重心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所在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西方的基督教创造了一个永恒的彼岸世界。西方诗人们也把它看成了一切生命的最后安顿之所，现世人生只

不过是永恒长河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浪漫派诗人容易激动，然而即使是在他们最为激动的时候也并未完全为情感所俘虏，多多少少还是免不了静观的色彩。即使是在他们的入世色彩很浓的诗篇中，仍然保留着超脱凡尘的终极追求与关怀(ultimate concern)。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的诗是“强烈情感流溢之后静忆”所得。（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也就是说，在情感翻腾之时不写，而是到了有一定心理距离之后，平心静气时才去写的。从这一点上看就与中国的诗人们大相径庭。中国的诗人或文学家往往都是在灵感来临时一气呵成的，容不得片刻拖延。如果你苦心经营，反而“淡而无味”。“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估计这首诗也是诗人写出好诗后的偶然体会的现场纪录。清代梅曾亮认为：“文在天地，如云物烟景焉，一俯仰之间，而遁乎万里之外。故善为文者，无失其机。”明代谢榛也说：“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南宋诗人戴复古也说：“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

诚然，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这种差距对西方译者欣赏中文诗歌，并将中文诗歌独特的美介绍给西方读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但这并不是说中西文化之间就是对立的，难以理解和逾越的。我们也能在许多西方诗歌中看到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的影响。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文诗歌简洁，意境幽远的特色被一些西方诗人吸收，给西方文化带来了新的色彩。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总的来说，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不同跟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文化思维有关。但这种不同随着双方之间交往的增多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消除，乃至融合，但却不可能趋于一体。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发展趋势在诗歌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