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智者学派之浅析

古希腊智者学派之浅析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史上,古希腊智者学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学派,虽然在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评价中,智者学派从来都是消极的,以至如今仍以“诡辩论”惯用其身。

在古希腊哲学繁星般的智慧天空中,其实智者学派也是一颗璀璨的明星,纵然在哲学争鸣的古希腊时代被苏格拉底的理性论批倒,但其将哲学的思辨注入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肌体;即使他们在思辨的道路上走到另一个极端,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没有智者学派,就很难设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从大多数哲学家的观点看,古希腊哲学史以苏格拉底为界分为两个发展的时期,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自然;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生。

一般说来,研究的对象不同,把握对象的方式和规则也不会相同。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古希腊哲学史视为一个整体,因为正是在这一整体中才显出了古希腊哲学前后期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他们拥有相近的目标,都关注“本源”、“存在”一类的问题,尤其是巴门尼德以来,希腊哲学家更是关注“存在”问题,因而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本体论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智者学派似无任何理论建树,智者们大多不关心“存在”问题,也不曾有人试图创建一套本体论学说。

因此,人们未把智者当作一个哲学学派是有一定理由的。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希腊哲学史时,完全是把智者学派排斥在外的.一、智者及智者学派智者,即指一切有智慧的、聪明的、在理解力或某种技能方面出人头地的人。

这样在古希腊就有很多人符合,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是智者,而苏格拉底更是当之无愧的智者。

但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才习惯于把“智者”指为从普罗泰哥拉这个系统下来的一批学者。

把这样的一批学者在一起称作“智者学派”,是否他们拥有共同的,或极为相近的观点呢?至少在看待一些通常的哲学问题时,他们的观点能相互支持或引用,也许这是我们区分哲学派别的一个标准。

但从现存的原始资料看,这一批所谓的“智者”,他们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无论哲学、科学、伦理学方面,他们都各说各的道理,并没有明显的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因此有许多学者认为“智者”不能成为一个“学派”。

他们大多是教师,也许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所以“智者们”只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哲学学派。

传统的观点把包括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等一批学者称作“智者学派”。

他们都把论辩术、修辞学提到教学的首位,并对神的存在表示怀疑,也就是说智者们对传统的文化,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从而建立和发展了一门新的学科,即语言学或修辞学。

另外,智者学派把绝对本质纯粹概念或者被思维者,编写为概念或思维的运动,因此思想本身成为独立自由的。

正是因为这点,有学者认为智者学派包含了辩证法的开始。

二、“人是万物的尺度”被黑格尔誉为“伟大的命题”的普罗泰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后来的哲学家的解释中,被赋予了复杂玄妙的意义,但它的确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即使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震撼。

“人是万物的尺度,合于这个尺度的是存在的,不合乎这个尺度的是不存在的。

”这是普罗泰哥拉的主要命题,其意思一方面是说要把思想作为被规定的有内容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能规定、能提供内容的东西,这个普遍的规定就是尺度,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准绳。

但最容易产生歧义的是如何理解“人”,站在苏格拉底的立场,这个“人”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感觉个体(普罗泰哥拉把知识等同于感觉),并指出知识不是感觉,“…知识‟不可能在我们感觉能力的属性中,而要在心智对它们的思考中搜寻到。

”对于苏格拉底的分析,学者们持有各种异议,批评者认为这个人”指的是人类全体,因为单个个人无疑也像外部事物一样变动不居,又怎么担当万物的“尺度”呢?黑格尔察觉到这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因为人是不定的和多方面的,所以他指出:“每一个就其特殊个别性说的人。

偶然的人可以作为尺度;或者人的自觉的理性,就其理性本性和普遍实体性说的人,是绝对的尺度。

”黑格尔对这并没有表明他自己的立场。

也许他觉得把这一有争议的问题限制在认识论的范围里,并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把这个“人”理解为特殊个体还是普遍实体都没有能改变这个命题本身所具有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性质。

在“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人”是用感觉作为标准来衡量还是用知识作为标准来衡量是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争论的交点。

苏格拉底认为可以作为衡量标准的只能是知识,感觉是靠不住的,但普罗泰哥拉认为感觉是真实的,被感知的事物、对象也是真实的。

感觉的特点在于它既不同于主体,也不同于对象,但却同时受到这两者的制约。

其实在认识史上,这种感觉是十分独特的,它只承认运动是宇宙间唯一实在的事物,“我们不应该说我们看到的白色是在‟我们自己的肉体之外的一贯物体的…内‟,然而也不应该说它…在‟我们自己的眼睛…里‟,它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事实是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眼睛‟的东西和我们所称之为…外部世界‟的事物,都只不过是两组运动。

”在这种运动中,“除非人们增添…相对于‟的限制条件,…存在‟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三、智者学派的逻辑思想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是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情批判的一个哲学流派,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怀有敌意的批判和某些年轻的智者的虚无主义论点,智者学派的运动在思想史上长期为人所误解。

但黑格尔和罗素对智者学派都给了很好的评价,特别是罗素,对智者颇存敬意,他说智者总是准备着追随论证,有一种逻辑的力量推动,走到论证所引导的结论中去。

智者学派的逻辑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产生的逻辑思想,他是一种情景的逻辑、论战的逻辑和外显的逻辑。

这种逻辑通过一定的语言和修辞方式把问题和答案以论辩的方式展开,又用一种很能说服人的方式把辩论的前后联系一起,他们的实践活动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抓住了当时对于新的政治教育的需要,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秘密社会教育传统,转变为以论辩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传统,以适应希腊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需要。

在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度中,这种以自己的演说或辩论发表观点并参与决策,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智者们以生存的空间。

智者学派以论辩作为他们的工具,论辩必定是一个论证的过程。

一个过程是弱论证还是强论证,由于希腊城邦社会参与政治的需要,论证的说服力量成为其主要标准。

论证的强弱取决于话语受众是被这个论证所说服,还是对其论证无动于衷。

而论证对于受众的感染力量在于他们运用语言的能力,一个人参与城邦政治的能力也就由其运用语言符号来进行竞争的能力所决定,参与竞争的论证者的语言技巧决定了其论证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辩成了语言游戏。

但尽管论辩被看作游戏,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和判定程序来决定其强弱,这就产生了规则,完全由说服力来决定论证强弱的标准必定要由其他的标准来补充,从而出现了对于论证话语的真理性标准和有效性标准的探求,其后就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进而产生了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诡辩有效证明的对立。

主流的现当代形式逻辑学家一般认为,逻辑作为一门科学是由一种超越时空的原则和技巧构成的,它和时代演进之间,和社会需求之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联系,它也和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背景之间看不到有价值的联系。

我们讨论希腊智者学派逻辑的时候,很显然,正是把逻辑思想看作由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尽管我们为这种文化背景的需要没有提供什么实证性的材料,但是把逻辑思想的产生和社会文化的需要联系起来却很能表明,逻辑的普遍性只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智者学派的逻辑思想在一个竞争的、变化的、有限度的情景中产生,它作为某种工具和技巧帮助那个时代的人们去捕捉和创造机遇的时刻,并且对传统的或者权威的强论证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智者学派的逻辑思想适应了公元前5世纪后50年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但是其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适应论的逻辑被自我意识、内向的和反思的逻辑所替代,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产生的新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拒斥智者学派的逻辑。

四、智者学派的法律观智者学派对政治哲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然与法律之间二元对立的问题,这种对立是“希腊启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概念结构,不仅具有解释事物起源的原则意义,而且具有价值估计的规范意义或标准意义。

”从理论上讲,智者学派之所以提出自然与法律的二元对立,主要是由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引起的。

在智者学派之前,古希腊人对法律的合法性从未产生怀疑,相信遵守法律有利,违反法律有害,这种信念相当牢固。

不过,这种信念是褊狭的,它仅限于从功利角度看待法律问题,对于法律的产生、性质、目的等则不予探寻,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律的合法性是根据什么而被确认的呢?而在智者时代,城邦之间的交往增多,人们有机会了解到其他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把不同城邦之间的政治法律制度加以比较,结果发现,各个城邦制定和实施的法律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根本很难互相移植,即使在某个特定的城邦中宪政也是按实际需要进行改变的。

这一切恰好证明,法律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因而有关法律的合法性信念随之动摇。

智者学派触动了法律合法性的基础,他们看来,法律是人为的,它不可能完全体现出“公道”、“正义”等价值准则,因为法律是约定的结果。

智者学派强调法律是约定的结果,目的是要突出法律产生的人为性,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约定”本身是一种理性设计。

法律是人为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从而也就不可能为“公道”、“正义”等价值准则的普遍意义提供根据。

在此,智者学派实际上对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作了相对主义的解释,人们一般把这种解释视为智者学派的感觉论在政治法律领域的一种运用。

在智者学派看来,法律并不公正,法律本质上只是某种利益的体现,政府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它的利益,所以对于他们有利的就是公正,就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凡是违反法律的人都要作为不公正的人而受到惩罚。

因此,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公正的。

牧羊人考虑的绝不是羊本身的利益!智者学派的安提丰(Antiphon,约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也认为法律是对自然的限制,但认为自然意味着自由和平等。

他说,凡是法律上正当的东西往往是有害于自然的,法律规定我们的眼睛应当看什么、不应当看什么;耳朵应当听什么、不应当听什么;嘴巴应当说什么、不应当说什么;心灵应当想什么、不应当想什么;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法律不是与自然相亲善的,而是相敌对的,按照自然的规则,我们的眼睛、嘴巴、耳朵和心灵应该是自由的。

智者学派把人为的与自然的东西对立起来,是古希腊对人的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结束了自然哲学阶段自然的人与伦理的人混沌一体尚未分化的状态,开始了对人自身的观念产物的思考。

他们对自然的东西有着深深的留恋和好感,所以反对法律而赞颂自然,这种把自然与约定对立起来的观点,预示着心灵与肉体的对立。

智者学派对于法律和正义的思考,揭示了人的法律和正义观念的虚伪性和阶级性,也揭示了法律的局限性,即使在今天,也仍然给人以深刻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