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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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儒生与文吏研究
—以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为例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文官执政是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古代的文官是士与官僚的结合。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士与官僚政治的合流也经历了反复的斗争。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与官僚的合流,但是二者的真正结合是在宋朝时期形成的。宋朝出现了儒生与文吏的合流——新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它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官僚组成也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儒生;文吏;宋朝;士大夫政治
前言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士大夫的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有深度的研究。目前就国内专著性的研究有: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多方面的探究,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关于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的有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对北宋士大夫的个案研究有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总的来说近年来内地对士大夫的研究是比较深入,成果显著。
1、儒生与文吏的演变进程
中国的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僚双重身份的。在汉武帝在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王朝都把士人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并且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没有做官的学子称士,做了官的可以称作士大夫,即士大夫可以说是做官的读书人,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统治阶级。用英语来表示士大夫一般是:scholar-official 学者-官吏;scholar-bureaucrat学者-官僚;litteriti-officialdom文人-官僚,都是用合成词汇来表示士大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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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的。这表明士大夫具有学者、文人文化角色和官僚的政治角色,是一
个非常具有特征的现象。
士的最初含义是成年男子,在周朝时期是贵族之通称,后来演变成最低
级的贵族之称。到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衰落,文化下移,
讲学在民间兴起,没落贵族与民间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新兴的士阶层。士大夫
最主要的特点是即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职能既是学者又是官僚,他们从小接
受六艺的教育即“礼、乐、书、射、数、御”。周朝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乐师和史官。乐师主要有儒生充任,史官主要有文吏充当,他们是中国
早期文化的两大支柱。乐师不仅主导音乐也掌管古代社会教育,是社会教育
的主要承担者。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刀笔吏即儒吏分途的历史变迁,秦朝以
刀笔吏治天下,专任文法狱吏,儒生则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打击。汉朝时
期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儒法之争。这种儒
法之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儒生文吏之争。例如:汉儒对文吏的抨击路温舒:”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这种冲突形成了党派政治。但是在
二者的斗争中又出现了儒生的文吏化和文吏的儒生化,二者趋于融合。
儒生与文吏的真正合流是出现在隋唐之际的,而科举制的设立是二者合
流的重要措施。科举制的设立不仅突破了长期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打破了
士族门阀对政治的垄断现象,也为庶族寒士进入政治开辟了道路,这也为后
来宋朝宋朝出现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2、宋朝儒生与文吏的合流
2.1儒生与文吏合流的背景
2.1.1宋初的“重文轻武“政策
宋初,宋太祖吸取唐朝、五代十国的潘镇割据的教训,认为五代十国短
命的最主要原因是武官乱政的结果。宋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
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
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回答,完
全契合宋太祖要维护宋王朝的心愿。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宋王朝制
定了“重文轻武“的家法。建隆初元,宋太祖就”杯酒释兵权“夺去了石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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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高级官员的兵权。随后又取消殿前都点检的职称,设置殿前司、侍卫马
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名义上归枢密院管理,但是实际上是受皇帝支配统领的,又设置枢密使来分割宰相的兵权。这样在军事上的改革使军权完全掌握在皇
帝的手中。
宋太祖认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
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因而,在宋初就开始尊孔祭孔的
活动,相应的也重视读书的知识分子。例如宋朝的一条家法就是:”不得杀
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且规定“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初,在
政治方面就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同时也为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
环境。
2.1.2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
科举制度是儒生与文吏合流的重要桥梁,也是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高度
繁荣的重要原因。宋朝继承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并且加以完善使其走向成熟。首先:严格考试制度。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962年宋太祖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以防止结
成党派的情况。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
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等。其次:取消了科举时的门户限制。这样就打破了士族门阀所垄断政治的局面,形成取士不问出身的局面,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子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如宋初的著名政治家欧阳修、范仲淹等他们都出身贫寒,但是在科举及第后也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科举取士范围的扩大不仅为宋朝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广阔的参政议政机会,
而且也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再次: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和提高士大
夫的待遇。宋太宗在位22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450多人。
关于两宋科举取士的具体人数,张希清先生曾根据10余种史书、文集和笔记,对两宋贡举登科人数进行过细致考证。统计与考证的结果表明,两宋通过科
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这个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不仅大大
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亦为后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
及(约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 4倍)。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
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
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导致了“取士不问家世”原
则在宋代的实现,同时也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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