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语言所等诉王同亿等抄袭其辞典作品侵权案

案情原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告：商务印书馆。被告：王同亿。被告：海南出版社。《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由原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语言所）于1956年开始编纂的一部词典，在1960年完成草稿，由原告商务印书馆印出试印本。经多次修改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78年正式出版发行，该版收条目约56000条。《现代汉语词典补编》（以下简称《补编》）是《现汉》的增补，由语言所于1988年3月完成，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新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新现汉》）、《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是由被告王同亿主编、被告海南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出版发行的词典。其中，《新现汉》印数11万册，每册定价45元；《大现汉》印数16000册，每册定价98元。原告语言所、商务印书馆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两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其主编、出版发行的《新现汉》和《大现汉》中，以照抄、略加改动或增删个别无关紧要的字等方式，使用了原告的《现汉》和《补编》两部著作的大量内容，这种抄袭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被告在《新现汉》上还有意使用与原告的《现汉》近似的书名，仅加一“新”字，并通过新闻媒介宣传其为“换代产品”，这种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销毁库存侵权书籍，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语言所25万元，赔偿商务印书馆6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答辩称：原告指控的抄袭，是指对《现汉》、《补编》中词条的一个或几个义项而言。这些义项在前人出版物中均能见到，属于约定俗成、可以共享的社会公用词语材料。语言所只是对这些义项进行了“收集”和“记录”，不属于创作；义项不是独立作品，语言所只享有《现汉》及《补编》的整体著作权。被告使用这些义项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的侵权。我方的《新现汉》与原告的《现汉》、《补编》名称不同、类别不同、装潢不同、内容也不同：“现代汉语”是通用名称，原告无权垄断。我方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审判鉴于认定辞书类作品的抄袭涉及专业性问题，在审理过程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了对比鉴定。鉴定报告结论为：1.《新现汉》有27830余条义项与《现汉》、《补编》相同，分四种类型：（1）注例皆同的计15930余条；（2）注同，《新现汉》无例句、增加例句或改动例句的计4310余条；（3）例句相同的计2260余条；（4）注或例相同，但有增减字属可有可无或错误的计5330余条。

2.《大现汉》前、中、后共抽样600页有9820余条义项与《现汉》、《补编》相同，分四种类型：（1）注例皆同的计6570余条；（2）注同，《新现汉》无例句、增加例句或改动例句的计950余条；（3）例句相同的计790余条；（4）注或例相同，但有增减字属可有可无或错误的计1510余条。对此鉴定报告，原告没有异议；两被告对其中认定的相同义项未直接否认，但认为鉴定报告中所列例词的义项释义在20余本前人或其他同类作品中有记载，没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的客体，况且以个别词条作为例证，不能说明被指控抄袭的全部事实，要求逐条核实重新鉴定。基于审理的需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裁定对被告采取剪贴方式完成的《新现汉》、《大现汉》的原始稿采取了保全措施。经对原始稿审查，可以明显看出剪贴《现汉》、《补编》的情况。经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新现汉》对《现汉》、《补编》进行抄袭的义项约27830余条，抄袭字数约560千字，占《新现汉》全书的13％，占《现汉》、《补编》的14％；《大现汉》前、中、后各抽取200页，共600页，抄袭《现汉》、《补编》的义项约为9820条，《大现汉》全书1888页，故认定抄袭义项约为30900条，抄袭字数约为1082千字，占《大现汉》的16％，占《现汉》、《补编》的28％。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现汉》、《补编》是语言所在对大量词语使用频率、习惯等情况进行研究、筛选后，首次系统地对现代汉语词语给出了释义和例句，是独立创作完成的一部辞书类作品，语言所依法享有著作权。根据辞书类作品的特点，语言所对具有独创性的义项亦享有著作权。商务印书馆依法享有该书的专有出版权。根据辞书创作的特点，词条的解释选择范围有限，可能会与前人或他人的词典解释雷同。但基于借鉴出现的一致与基于抄袭而出现的字字

相同是有区别的。经过对鉴定报告中列举的例词义项与先出词典相同词条的对比核实，证明原告《现汉》、《补编》中这些例词义项的释义和例句与在先词典不同，具有独创性。而被告《新现汉》、《大现汉》中的这些例词却与《现汉》、《补编》相同。被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指控的抄袭例词源于公知领域，鉴定报告可以采信。被告要求逐条核实和重新鉴定没有充分理由，不予支持，鉴定报告中所统计的相同义项的条数应被认定为抄袭条数。被告在作品中将原告词典中大量的词条释义照抄，甚至将例句、过时的例句照搬过来，被告的抄袭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词典不同于其他作品，它是由一个个词条组成的，词条下又有若干个“义项”。被告认为“义项”不是独立作品，不享有著作权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判断抄袭行为不以所抄袭部分是否构成独立作品为要件。被告在《新现汉》、《大现汉》中使用《现汉》、《补编》中的大量词条，没有指明被使用作品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不是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说明某一问题，不属于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被告王同亿作为《新现汉》与《大现汉》的主编，在这两部书中大量使用原告作品《现汉》、《补编》的内容，已构成抄袭。王同亿在该书出版时担任海南出版社的总编，应认定海南出版社明知《新现汉》、《大现汉》有抄袭内容，仍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侵权作品。王同亿、海南出版社的行为已构成对原告著作权及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应依法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现汉》经过多年的出版发行，确已在广大读者中具有较高信誉和吸引力。但原告未提出被告使用《新现汉》的书名确已造成与《现汉》误认的充分依据。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被告使用《新现汉》书名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一）、（二）、（三）项的规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24日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在删除侵权内容之前停止《新现汉》、《大现汉》的出版发行。二、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声明，其内容须经本院审查。三、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语言所赔偿损失147941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58000元，向原告商务印书馆赔偿损失147941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26533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王同亿、海南出版社不服此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北大中文系不是法定鉴定部门，鉴定结果严重失实。一审判决以鉴定报告列举的例词有独创性为理由，进而推定《现汉》、《补编》涉讼义项均有独创性，与事实不符。辞书属编辑作品，义项没有独创性，语言所对词条不享有著作权。我方引用语言所作品的内容很少，属于合理使用。对释义设置著作权、鼓励释义多样化，与规范汉语词语释义和净化语言环境的要求相背离，违反辞书编纂规律。语言所、商务印书馆未提出上诉，表示服从一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现汉》是语言所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筛选、综合、提炼、概括，用现代汉语给出释义、例句，按照特定的体例进行编排创作而成的。与先出词典相比，《现汉》有如下特点：收词以普通话词语为主，兼收方言词语、书面词语、口语词语；对词语的释义尽量采用义界法，用多个词语具体说明词义，对词义内容作了具体说明；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解释词义，毫不掺杂文言表达成分；在用例上选用浅近明白的例句，除一小部分来自第一手材料外，大部分是改编或者自撰的。《补编》的创作过程及其特点与《现汉》相同。两部作品的大部分词目的释义与先出词典相同词目的释义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相同的主要局限于同义、近义词释义，拆词释义，用对释语素义的方法来释义及对称谓词、时间词、词义简单的词和某些专业词进行释义等注释用语选择范围较窄的词目的释义上。但这部分在《现汉》、《补编》中所占比例不大，且其所用同义、近义或者中心词的注释与先出词典也不相同。同时，《现汉》、《补编》还在释义前作了标明〈口〉、〈书〉、〈方〉等文体色释的独特处理。因此，《现汉》、《补编》的释义、例句是语言所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创作产生的，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语言所依法对具有独创性的释义、例句享有著作权；商务印书馆对《现汉》、《补编》享有专有出版权。《新现汉》、《大现汉》的大量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