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杜甫咏贫诗中的儒家思想

浅论杜甫咏贫诗中的儒家思想湖北省咸丰县甲马池镇中心小学:唐义摘要：杜甫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数量多、质量高，被称作“诗圣”，他的诗真切的反应民生民情，反应国家时局，因此，他的诗也被称作“史诗”。

在他诗歌创作后期，生活虽极度贫困，但思想日趋成熟，爱国之心愈烈，加上时代状况等各种因素揉合在一起，使杜甫写出一生中极为重要并流传千古的诗歌。

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杜甫不管在不在其位，都要谋其政，都要为百姓疾呼！本文从杜甫生平所作诗集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探讨杜甫的儒家思想在咏贫诗中的体现，特别是他具有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所特有的儒家传统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从杜甫信守的儒家思想；杜甫磨难生活中的咏贫诗；杜甫儒家思想和咏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3个部分论述杜甫的儒家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咏贫诗儒家思想杜甫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被称作“诗圣”，其诗歌数量多、质量高，特别是他诗歌创作后期，生活虽极度贫困，但思想日趋成熟，爱国之心愈烈，时代状况等各种因素揉合在一起，使杜甫写出一生中极为重要并流传千古的诗歌，如《秋兴八首》，《登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这些诗多为国家而写，为广大低层老百姓所写。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自始至终都以儒者自居。

他早年自称“儒”，例如在《奉赠鲜于京兆》写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在《奉赠韦左丞丈》里有“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事”，晚年当他已切实感到“儒术于我何有哉”，“儒术诚难起”时，不免气愤，则多自称“腐儒”。

由此，杜甫的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并且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其创作。

一、杜甫信守的儒家思想杜甫的儒家思想表现为“仁爱”、“贵民”、“仁政”，在他的诗中表现了忧国忧民，揭露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希望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实现国盛民安的社会理想。

他从来都是以儒者自居的，他自称：“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又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为其世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而自豪。

虽说了家世代“未坠素业”，暗地里却在担心快坠了。

那么怎样才能继承“素业”呢？这可以从他所说“奉儒守官”中找到答案。

奉儒是实，但他父亲杜闲只做到兖州司马、奉天令之类的小官，当然比不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惠，所谓“守官”实际上已经很无奈了！但却又“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毕竟还吃一口皇粮，算不得贫穷人家。

所以，早年的日子过得很惬意。

他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

游齐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听歌饮酒、检书看剑，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把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同时准备出仕。

在这期间，他应试两次，均未及第，但并没有穷困的感受。

因为这期间的主要目的是读书和游历，做出仕的准备，但毕竟有过失败，心里颇有牢骚、抑闷。

但他在长期的游历中，接触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丽的山河，不仅感觉生活充实，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

有《望岳》一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也流露诗人对事业的雄心壮志，对前途充满信心，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创建一番惊人事业。

杜甫的贫困是从天宝五载（746年）“西归到咸阳”后出现的。

这时他有了两块“心病”：事业和经济。

他已三十五岁了，早已进入而立之年，理应在功业上有所建树。

所以他开始急切地寻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出仕机会。

他的父亲是一任小官，到他这一代已经不能再依恃父亲，祖传产业又入不敷出。

所以，他四处奔波谋求官职时，还要筹措一家的生活费用。

这时期正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朝政日益腐败，应试不第，退而求其次，给卿相呈诗，向皇帝献赋，但全都得不到他所期望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的生活陷入了贫穷，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自居”。

他当时居住在长安东南郊杜陵附近的少陵，故自称“杜陵野老”有时自称“长陵野老”或“杜陵布衣”。

这时，就开始叹穷叹贫的诗歌创作。

由于他一生的生活大部分较贫困，有关穷困的诗歌一直没有断过。

杜甫在他的咏贫诗中，总是把自己的贫困归于奉儒。

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一开始便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瓠落，白首甘契阔。

”他崇敬杜预，向往仁政。

虽然人到中年，意志却更加坚定，理想未曾实现但仍旧毫不动摇。

他自称“老儒”、“腐儒”，在《奉赠韦左丞丈》中有“儒冠多误身”，在《奉赠鲜于京兆》中有“有儒愁饿死”，他认为由于自己信奉儒术才落得自身贫穷，但因奉儒而受穷并不只有他一人，“世儒多汩没”，读书人受穷，天经地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尤其在安史之乱前后的那个年代，执政者昏庸，叛乱者残暴，以武力夺皇位，是不会尊崇儒术，致使读书人的命运更加凄惨，杜甫因此感慨“世人疏儒士”。

在《独酌成诗》中说“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在《寄薛三郎中璩》中又说：“天未厌戎马,我辈本贫常。

”正是朝政的荒废，战乱的频繁，使得文人儒士的政治前途无望，生活贫困，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情况，他经常以古圣先贤的遭遇来鼓励自己，从“贫者，士之常”的观念出发，在《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中说：“安贫亦正常”，在《柴门》“贫贱固其常”等。

他要求自己恪守“君子固穷”的遗训，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冻馁不足耻”，努力做到不耻贫贱。

但他弃官离职背井离乡，又多种疾病缠身，实在没有办法摆脱贫困，并且一直无法解释自己越来越不幸的命运。

（其实，他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的。

）当初进入长安时，不甘心贫困现实，后来，历经多年的磨难和洗炼，他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对贫困有了新的理解，要求自己“甘饥寒”，自愿受苦受累。

为了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他以儒家的“君子固穷”为本，有时兼取老庄，佛教的处世态度作为补充，他希望自己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可是，他太关心国家的命运，心怀人民的疾苦，所以，终归还是做不到“出仕”。

可以说，杜甫那些叹贫叹穷的诗正是他充满矛盾的儒家精神的体现。

二、杜甫磨难生活中的咏贫诗杜甫的诗歌一向被人们称为“诗史”。

从记录诗人一生的遭遇来说，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贫穷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生。

杜甫是“固穷之士”，穷困、屈辱、饥饿、逃难、冻馁、疾病……一直缠绕着他。

在天宝年间，他用诗歌反映了自己求仕和经济上的困难。

如《奉赠韦左丞丈》中所写的“朝扣富儿们，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艺术地概括了他在求职过程中的艰难。

又如《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中的“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南山豆苗异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的“虐疠三秋熟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真实的反映了当官的对人民的残暴统治。

杜甫豆地瓜田没收成，疾病缠身，经常挨饿受冻，又缺乏朝中故旧援助，仕门难入啊。

直到杜甫在长安困居到40岁的那一年，唐玄宗家举行祭祀大典。

机不可失，于是，杜甫写下《三大礼赋》进献皇帝，得到皇帝赞赏，叫他特制集贤院，考试录用，结果毫无音讯。

后来又进献《封西长赋》和《雕赋》。

苦心人，天不负！杜甫在长安十年内苦苦等待，终于在天宝十四载，他得了个右卫率府胄参军的正八品小官，管理东宫宿卫。

这个职位对诗人的政治抱负来说，真是有点滑稽。

他很幽伤地说一句“率府且逍遥”。

“官定”以后，便到奉先县去探望家中老小。

谁知刚到家门，家里传来一片恸哭之声，原来他的幼子因饥饿而活活饿死了。

家里的小儿之死，政治抱负难施，生活贫困顿使他对朝政的腐败和现实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悲愤之下写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

对杜甫来说，更不幸的是这时“安史之乱”暴发，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并以飞快的速度接连攻下洛阳、潼关，烧杀抢掠，一直打到长安。

玄宗带杨贵妃一班人马逃到蜀川。

诗人杜甫用诗歌具体记录了他在安史之乱的背井离乡、贫穷困苦的生活经历。

如“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的无衣无雨具御寒御雨的经历。

闻知李亨在灵武即位，他把一家老小安顿在鹿州羌村，单身一人北往灵武，却被叛军捉住，押送到沦陷后的长安。

这期间他的生活极穷困，“无食起我早”，为饥饿所驱不得不早起找人乞食。

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逃离长安。

因听说唐肃宗李亨已进驻凤翔，于是，一路奔波至凤翔。

这时，竟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他穿着一双草鞋和露出双肘的衣裳拜见了肃宗。

不知是感动还是怜悯，肃宗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这个官职是掌管供奉讽谏和荐举的，比原来的官职稍高一点，实际仍是小官，而且是逆龙鳞，拨虎胡的官。

不巧的是，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毁谤宰相房涫，杜甫却认为房涫忠于李唐王朝，此番议论触怒肃宗，并成待罪之身，下三司审问。

随后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但几个月后，便弃官向西全家迁移，过起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

在这期间，肃宗许他回鹿州探家，在《北征》一诗中描述他家的贫穷状况：“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

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妻子衣裳破旧，儿子因饥饿而面无血色，并且连鞋袜也没有。

诗人不仅描写了全家人缺衣少粮的困境，更表现了穷困的现实给人精神的创伤。

再加上政治上由于疏救房涫的缘故，得不到肃宗的信任，精神上他也有穷困之感了。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他不得弃官入川。

杜甫在乾元二年（759年）从华州入蜀抵达成都，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漂泊时期，这一时期是他最为穷苦的时期，也是创作的高峰期，共写下了800多首诗歌。

在秦州写有《空囊》一首“翠柏苦扰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因为没有吃的，杜甫首先想到，要是能像神那样食柏实，餐朝霞，群谷结食，该多好啊，世人为了得食，无所不为。

而他不想这样，结果非常艰难。

早晨开不起火，连井水都结冰了；晚上衣食单薄，寒冷难熬。

怕人耻笑，还得留一钱作资本。

他还求助于杜佐，说：“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

”“百露黄梁熟，分张素有期。

已应舂得细，颇觉穷来迟。

”《佐迁山后寄三首》这些诗具体描绘了杜甫没有食物没有衣物没有钱财，政治上无望，穷愁没落，又迫使杜甫奔赴同谷。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

”（《发同谷》）“南州”即同谷，因同谷位于秦州之南。

可见他由秦州奔赴同谷也是因为“无食”、“无衣”，为生活所迫。

但在同谷只待了一个月，杜甫携全家抵成都。

依仗严武，表弟王十五、裴冕等人的资助营建起草堂后，曾有一段比较安稳的生活。

但从经济条件来看也并不很宽裕，“邻家送鱼鳖，向我数能来”，“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

”在762年7月，因避徐知道之乱，杜甫漂泊到梓州和阆州，直到764年回蜀，又回到成都草堂。

严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员外郎，并邀他作节度使署中的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