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学年高中语文《长相思》作品赏析 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长相思》■纳兰性德《长相思》赏析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

他善骑射，好读书，喜结名士。

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词，尤擅小令。

他推崇李煜词，有“清代李后主”之称，兼学花间词，其词风格婉丽清新，不事雕琢，颇多伤感情调。

这首小令就是一个典例。

纳兰性德之父明珠，字端范，历任兵部、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权倾朝野、声威显赫。

其母觉罗氏，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诰封一品夫人。

纳兰性德的一生，正是纳兰家族最为鼎盛之时。

纳兰性德22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

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后升为二等，再擢为一等。

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

他曾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屡受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

纳兰性德英年早逝，康熙二十四年（1685），其身患寒疾，七日不汗而死，时年仅三十岁。

康熙皇帝深为痛悼，特派使赐奠。

康熙二十年，三潘之乱平定。

竖年三月，玄烨出山海关至盛京告祭祖陵，纳兰性德扈从。

本篇即作于词人由京城（北京）赴关外盛京（沈阳）途中，抒写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中见慷慨沉雄。

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家乡的思念。

上片写行程之劳。

起句突兀，既显空间之广袤，又寓时间之流逝，气象阔大。

“山一程，水一程”六字，直写戍路途之曲折迢遥，侧写跋山涉水之艰险辛苦。

叠用两个“一程”，突出了路途的修远和行程的艰辛。

第三句“身向榆关那畔行”，交代行旅去向。

此处说“身”向榆关，而非“心”向。

其实就是说，躯体越来越远离了故乡，而心灵却越来越趋向京师，越来越拴紧了故园。

“榆关”是指山海关，“那畔”即“那边”。

当我们读到这里，仿佛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大队人马，翻山越岭，登舟涉水，风餐露宿，走了一程又一程，一直向山海关方向进发。

而词人因为留恋家园，却是频频回首，步履蹒跚，望断白山黑水而不见故园影踪。

“夜深千帐灯”一句，写的是夜晚宿营于旷野的情景：深青的天幕下，漆黑的旷野上，一座座营房，灯火熠熠，映照着永夜无眠的人。

“千帐灯”是虚写，写词人这次出巡随从众多。

为什么夜深了，而仍然营火闪烁呢？这就为引出下片的“乡心”蓄势。

下片侧重游子思乡之苦，交代了深夜不眠的原因。

换头写景，“风一更”“雪一更”，突出塞外风狂雪骤的荒寒景象。

这是以哀景衬伤情，风雪载途，行者乡思更烈。

叠用两个“一更”，突出塞外卷地狂风，铺天暴雪扑打帐篷经久息的情景；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天寒地冻之夜，人之辗转难眠的状态。

“聒碎乡心梦不成”呼应上片的“夜深千帐灯”一句，直接回答了深夜不寝的原因。

着一“聒”字，突出了风雪声响之巨；且极具拟人味，仿佛这风雪也通人心似的，彻夜念叨着故园的人事，让人心潮起伏。

“聒碎乡心”，用的是夸张手法，形象地表现了“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愁肠百转的心态。

“故园无此声”，交代了“梦不成”的原因：故乡是没有这样的连绵不绝的风雪聒噪声的，当然可以酣然入梦；而这边塞苦寒之地，怎比钟灵毓秀之京都，况且又是暴风雪肆虐的露营之夜，加之“乡心”的重重裹挟，就更难入梦了。

结尾这一句直截地表达了征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意。

总的来说，上阕写面、写外，铺陈壮观；下阕写点、写内，曲描心情。

选取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如山水风雪、灯火声音。

又采用短小精悍而通俗易懂的语句，轻巧排列，对应整齐。

信手拈来，不显雕琢。

全篇融细腻情感于雄壮景色之中，尽显非凡，作者用山，水，千帐灯，风，雪等大的物像，来寄托细腻的情感思绪。

缠绵而不颓废，柔情之中露出男儿镇守边塞的慷慨报国之志。

没有一般边塞诗的大气、沉痛、悲凉、雄壮，而是风格婉约，笔调缠绵，少了抑扬顿挫的沉雄，多了小女儿的缠绵情态。

纳兰性德的老师徐乾学说他的词“清新隽秀，自然超逸”，况周颐说他的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蕙风词话》），这都指出了纳兰词的一个鲜明的特征：真——情真景真，意境天成。

这首小令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它以壮观的塞外景象来渲染柔婉的乡思意绪，情意隽永；以白描手法绘景，造语朴素，自然真切。

这首词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齐的对称之美。

其一、上一阕，山水相迭，一程接一程，主要是写空间上的延续；下一阕，风雪交加，一更接一更，主要是写时间上的延续。

其二、上一阕，强调“身”，行程之中身好累。

“‘身’向榆关那畔行”，“身”在哪里呢？作者经过了崇山峻岭，大河小川，山海关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总之，身在旅途，军营帐篷中。

这里面有多少的不得已呀！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留下绵绵无尽的想象与回味的空间；下一阕，强调“心”，难眠之时心好苦。

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连做一个思乡梦都做不囫囵，做不安逸。

心好苦，是身好累的合理延续。

其三、上一阕，无论是山水还是灯火，都重在写所见，写视觉；下一阕，无论是风还是雪，都重在写所闻，写听觉。

“故园无此声”，那有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温馨，令人留恋的甜蜜和温馨。

其四、上一阕，从大处着眼，铺写一路行程中的这一处，从白天到黑夜，这一处中的千万帐灯火。

重在写外，表现外在的时空印象；下一阕，从小处落笔，内敛到“我”这一帐。

重在写内，展示这一帐内“我”的耳闻以及“我”的内心感受。

时空尽在“我”的“耳”中、“心”中。

本词既有韵律优美、民歌风味浓郁的一面，如出水芙蓉纯真清丽；又有含蓄深沉、感情丰富的一面，如夜来风潮回荡激烈。

词人以其独特的思维视角和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将草原游牧文化的审美观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审美观相融合，集豪放婉约与一体，凝炼出中华词坛上一颗风骨神韵俱佳的灿烂明珠，深受后人喜爱。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将作者推为宋后第一真词人，是非常有道理的。

■李泽厚＼青春盛唐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

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在从中原到塞北普遍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北朝那种农奴式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经由中唐走向消失。

与此相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因素。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新唐书·柳冲传》）。

以杨隋和李唐为首的关中门阀取得了全国政权，使得“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了“重婚娅”（强调婚姻关系的汉魏北朝旧门阀）、“重人物”（东晋南朝门阀以风格品评标榜相尚—）、“重贵戚”（入主中原的原少数民族重血缘关系）等更典型的传统势力和观念。

“仕”与“婚”同成为有唐一代士人的两大重要课题（陈寅恪说）。

某种“告身”实即官阶爵禄在日益替代阀阅身份，成为唐代社会最高荣誉所在。

社会风尚在逐渐变化。

这与社会政治上实际力量的消长联在一起。

名气极大的南朝大门阀势力如王、谢，在齐梁即已腐朽没落；顽固的北朝大门阀势力如崔、卢，一开始在初唐就被皇室压制。

而以皇室为中心的关中门阀，又接着被武则天所着意打击摧残。

与此相映的是，非门阀士族即世俗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上升和扩大。

如果说，李世民昭陵陪墓的大墓群中，被赐姓李的功臣在死魂灵的世界里竟占据了比真正皇族还要显赫的位置规模，予告了活人世界将有重大变化的话；那么，紧接着高宗、武后大搞“南选”，确立科举，大批不用赐姓的进士们，由考试而做官，参予和掌握各级政权，就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不必再象数百年前左思无可奈何地慨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

这条道路首先似乎是边塞军功。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骆宾王），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胜吐蕃、归顺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氛围中。

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

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时的李白，犹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

一付强横乱闯甚至可以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可以与之相比拟的。

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稳定和统一。

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溶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

“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

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溶合。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

如果说，西汉是宫廷皇室的艺术，以铺张陈述人的外在活动和对环境的征服为特征，魏晋六朝是门阀贵族的艺术，以转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那么唐代也许恰似这两者统一的向上一环；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辩、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生活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

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

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

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昔人论唐宋诗区别者，夥（huǒ）矣。

自《沧浪诗话》提出“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诗分唐宋，唐又分初盛中晚以来，赞成反对者争辨不休。

今人钱钟书教授《谈艺录》曾概述各种论断，而认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指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想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

”“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诗，晚节思虑深沈，乃染宋调”。

这说法是有道理的，唐宋诗确乎是两种风貌两种性格。

包括唐宋在内的历代诗人都可以各有所偏各有所好。

不仅唐人可以有宋调，宋人可发唐音，而且有时也很难严格区划。

但是，这两种风格、性貌所以分称唐宋两体，不又正由于它们各是自已时代的产儿吗？“风格性分之殊”，其基础仍在于社会时代之别。

少喜唐音，老趋宋调，这种个人心绪爱好随时间迁移的变异，倒恰好象征式地复现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和它的主角世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少壮而衰老，由朝气蓬勃渐渐转入满足颓唐、回避现实的历史行程。

唐诗之初、盛、中、晚，又恰好具体形象地展现了这一行程中的若干重要环节和情景。

闻一多关于唐诗的论文很少为解放后文学史著作所重视或采用。

其实这位诗人——学者敏锐而漂亮地述说了由六朝宫体到初唐的过渡。

其中提出卢照邻的“生龙活虎般腾绰的节奏”（《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骆宾王“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同上），指出“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唐诗杂论·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