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

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

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

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

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

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

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

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

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

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

（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

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

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

）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

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

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

（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

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

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

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

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

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

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

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

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

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

（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

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

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

（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

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

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

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

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

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

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

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

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

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

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

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

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

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

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

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

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

（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

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

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

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

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

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

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

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

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

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

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

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

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

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

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

“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

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

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

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

（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

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

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

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

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

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

“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

”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

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

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

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