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第五次形考作业

金融学第五次形考作业2014年，作为金融学不得不重视的就是“卢布”贬值事件，从6月起，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路下跌，12月16日，卢布兑美元汇率更是一度逼近80：1。

网络一度传言，人民币是下一个美国将要做空的货币，今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6.06：1，到了四五月份，一度达到了6.25：1，9月份时又升值到6.1元左右，12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最新汇率是6.22：1。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人民币已经跨出国门，日益成为境外计价、结算及储备的一种货币，如何引导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向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问题。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目标是指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的，这是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中央银行的最高行为准则。

它是一个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货币政策的效果等一系列内容在内的广泛概念。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共有四个，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这四大目标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矛盾的关系。

其中，它们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失业率与物价变动率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

②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物价的上涨。

③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矛盾。

经济的增长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国民收支赤字。

④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平衡。

货币当局稳定物价的努力常常会导致资本流入和需求减少，使国际收支出现顺差。

由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固有的矛盾，货币当局只能做出适当的选择而不可能达到所有目标。

因而，可能的选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①侧重统筹兼顾，力求协调；②侧重于权衡或选择，使经济环境的需要而突出重点。

当然，具体的目标选择不但有赖于各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经济和货币政策认识的深化程度。

对于我国来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所宣布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选取的是单一稳定币值的目标。

但是，货币政策应选定怎样的目标问题，我国理论界近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论。

主要观点有：①单一目标论。

这又可分为两种相当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从稳定物价乃至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出发，强调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另一种是从货币是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出发，主张用最大限度的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起飞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定物价，即强调经济增长应摆在首位。

②双重目标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应是单一的，而应当同时兼顾发展经济和稳定物价的要求。

强调他们两者的关系是：就稳定货币而言，应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稳定，即在经济发展中求稳定；就经济增长而言，应是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即在稳定中求发展。

如果不能兼顾，则两者的要求均不能实现。

③多重目标论。

鉴于货币政策涉及面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加快，就业和国际收支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因此又有人提出：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包括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均衡和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即目标不应是双重的，而应是多重的。

正确判断和全面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必须充分了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趋向。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进行预调微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可望较好完成，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

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后自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发之前，我国事实上一直奉行的是双重货币政策目标，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

这种做法符合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把银行信贷作为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的情况下，货币总量的控制与信贷投向分配都由计划安排，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两个目标比较容易协调。

但是10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并没有能够同时实现。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较为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1984~1995的12年中，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涨幅超过百分之五的年份就有九年。

1995年3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双重目标”进行了修正，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这个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体现了两个要点：（1）不能把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放在等同的位置上，从主次看，稳定币值始终是主要的；从顺序来看，稳定货币为先。

中央银行应该以保持币值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

（2）即使在短期内兼顾经济增长的要求，仍必须坚持稳定货币的基本立足点。

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币政策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沿用了改革开放前的做法，即以贷款规模与现金发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把贷款规模作为中介指标的理论依据是：货币都是通过贷款渠道供应的，“贷款＝存款+现金”，只要控制住贷款，就能控制住货币供应。

随着市场化金融运行体制的确立，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逐渐失去了两个赖以生存的条件：一是资金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二是国家银行的存款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迅速提高。

因此，中央银行指令性的贷款规模不宜再作为中介指标，而应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变量。

中国人民银行按月对其进行统计监测，以利于调控货币供应量。

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今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主要有四个：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超额储备金率。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是基础货币、银行的超额储备金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回购利率；中介指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和以商业银行贷款总量、货币市场交易量为代表的信用总量。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步由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化。

过渡时期共存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贷款规模、再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与再贴现等数种，其中间接调控工具的作用逐步强化，直接调控工具的影响日趋淡化，如1998年我国已经放弃了贷款规模管理。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手段的运用也更加市场化。

自1998年我国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不断调整，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中运用频繁的政策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