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王恒

【摘要】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并对后世西方的政体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卢梭的重要政体理论家们与柏拉图“显白”和“隐微”的对话，本文力图对这一影响史进行简要的勾勒，从而澄清柏拉图政体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政体；《理想国》；《法篇》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Plato’s Regime Theory

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关于政体问题的研究，使得西方人与其他古代东方民族区分了开来。当然，这不是指只有西方人才关注和思考政体问题，而是指只有在西方人那里，才出现了对政体问题的理性而系统的研究，以及以这种研究为指导的丰富的历史尝试或试验，而这些试验又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政体理论的研究。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或者说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与此同时，政体理论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是其对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西方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按照时间顺序，通过一些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与柏拉图的“显白”和“隐微”对话，思考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对后世西方的重要影响。

一、古代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中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猛烈的批判，对于《法篇》也提出了诸多疑问，“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格言更是流传甚广，但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深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老资格的亚里士多德专家巴克就清楚地看到：“研究过《法篇》的那些人很少空手离去，亚里士多德从中汲取了《政治学》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最后两卷中的理想城邦概略和教育理论。……《政治学》作者对《法篇》作者的全面参照必定令每个同时读过这两本书的人印象深刻。”[1]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希腊城邦的历史经验对政体分类和政体演化或变革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纠正了柏拉图政体演化方面与希腊历史经验不相吻合的地方。在政体优劣的评价标准上，亚里士多德接受了柏拉图的观点，把美德作为公民和城邦追求的首要目标，强调教育对于城邦和政体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接受并修正了柏拉图的混合政体理论，强调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混合，将以这种方式混合后的政体作为最好的政体，以至于巴克惊讶地发现，“当亚里士多德描绘他心目中最佳政体时，他应当是在复制柏拉图的次好的政体”。[2]当然，亚里士多德放弃了柏拉图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视为两种原型政体的观点，这可能缘于亚里士多德写作的时代，马其顿的君主政体已经在希腊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使得亚里士多德更彻底地区分理论与实践，从而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科学”地对希腊城邦的政体进行研究。

亚里士多德之后，波里比乌斯将混合政体理论推向了顶峰。波里比乌斯是亚该亚联盟的政治家，后来战败成为罗马的人质，但受到罗马显贵西庇阿家族的宠信，获得了自由，写作了《历史》一书。波里比乌斯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3]目睹了罗马在短短一个世纪内从意大利半岛扩张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波里比乌斯被迫对此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波里比乌斯得出的答案是罗马政体的优良，而罗马政体优良的根本原因则是其恰当而巧妙地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从而避免了单一政体的缺陷。学者们通常认为波里比乌斯是修昔底德史撰的伟大继承人，但修昔底德并

没有提出混合政体的理论，更没有提及政体的循环。波里比乌斯精通希腊文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熟悉，这使得他能够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演化、循环及混合的理论运用于历史编撰。但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波里比乌斯目睹了罗马在政治方面的巨大成就，这使得他认为罗马的政体足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希腊作家关于“最好的政体”的种种争论，波里比乌斯甚至认为，应该有勇气接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这使得他劝告他的同胞不要再无谓地反抗罗马。

波里比乌斯之后最重要的一位政体理论家当属西塞罗。西塞罗可谓希腊政体理论乃至希腊文化在罗马世界中的最佳代言人。西塞罗是柏拉图的热情倾慕者，阐述其核心政治思想的两部作品——《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不仅在标题和内容方面模仿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篇》，在写作方式上也模仿了柏拉图，采用了对话体的写作方式。西塞罗和柏拉图一样清楚地意识到对话体写作具有的巨大优势，即可以恰当地隐藏自己的观点和评论，既可以保护哲人免遭城邦的迫害，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哲学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危害。

在《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安奇塞斯对埃涅阿斯说，尽管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不及希腊人，但罗马人的专长是以帝国统治万民，以法为和平的王冠。因此，在向罗马人介绍柏拉图政治哲学时，西塞罗面临更大的困难，他必须将柏拉图的理论罗马化，才能为罗马人所接受，这点从根本上上决定了西塞罗的写作方式。因此，在《论共和国》第一卷介绍了柏拉图等希腊作家关于政体分类及其演变的理论之后，西塞罗在第二卷中转向了罗马的历史，以罗马的历史来讨论政体问题。西塞罗遵从了波里比乌斯的洞见，把混合政体理论视为罗马政治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并把罗马的政体视为“最好的政体”。在接下来的第三卷中，西塞罗模仿了《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的辩论，探究了正义的本性，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斯多亚的理念阐述了自然法观念。在第六卷中，西塞罗更是模仿《理想国》第十卷中的“厄尔神话”，讲述了“西庇阿之梦”，隐微地传达了《理想国》中关于沉思生活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教诲。在《论法律》中，西塞罗在对话场景上模仿了《法篇》，在内容上也追随柏拉图，强调了公民宗教对于法律的重要意义。可惜传世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都是残篇，以至于我们没法对西塞罗和柏拉图进行更详尽的对比。

二、中世纪

西塞罗之后，奥古斯丁将柏拉图带人了基督教世界。[4]恩斯特·福廷准确地指出：“启示宗教的诞生及其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与哲学的遭遇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奥古斯丁是根据新形势阐述公民社会问题的第一位作家。作为一个罗马人，他继承并为自己的时代介绍了由柏拉图所创立、被西塞罗引进拉丁世界的政治哲学，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修正了这一哲学以使其适合信仰的需要。他即使不说是政治思想的一个新传统的创始者，也是其最重要的阐释者。”[5]奥古斯丁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论三位一体》、《忏悔录》和《上帝之城》。这三部著作的目的都是为基督教和上帝辩护，但方式不同，《论三位一体》探究了基督教教义中最核心的问题，《忏悔录》则以自身的经历和改宗的体验阐明了基督教和上帝对于个体及其美好生活的意义，《上帝之城》则通过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对比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罗马的命运，指出了上帝之城对于地上之城的优越性。

奥古斯丁关于上帝及上帝之城的沉思在两个方面决定性地修正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政体理论。首先，关于上帝的观念动摇了古代作家关于“最好的生活”的见解，信靠上帝的个人生活作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取代城邦的公共生活以及哲人的沉思生活。其次，基督教的“一神论”以及启示的观念彻底地摧毁了古代异教。《上帝之城》里对异教的批判，比《理想国》和《蒂迈欧》中更为猛烈和彻底。古代政体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这两个方面为支撑的，所以奥古斯丁之后，关于政体分类、演变、循环的观点变得没有必要了，混合政体的理论也销声匿迹了。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理想国》和《法篇》中“最好的政体”和“次好的政体”的划分改造成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别，尽管奥古斯丁对柏拉图敬仰有加，但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彻底勾销了古代政体理论研究的动力。

奥古斯丁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公元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普罗克洛斯（Proclus）之后，柏拉图几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除了《蒂迈欧》的一部分及一些拉丁作家对柏拉图的引文片段之外，柏拉图的大部分对话一直不为中世纪的人们所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意大利学者才又开始重新翻译柏拉图对话。但让人感到无比惊讶的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柏拉图的政体理论似乎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凯尔指出：“中世纪的大部分教育内容……可能都已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出现过。在布道和寓言中常见的、中世纪流行学说中的四主德与柏拉图所采取的划分和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