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警车撞人事件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途径

云南警车撞人事件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途径
日前，云南警车撞人事件备受人们的关注。

笔者推析，受害人可以通过如下法律途径来获得其权益的救济：
受害人提起刑事诉讼，同时这也涉及到被告的确定。

如若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肇事司机的行为属于职权行为，那么被告人将是肇事司机所在的单位，由其单位来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派出所的性质是派出机构，不能作为独立的行政主体，所以本案被告应该是派出所的派出机关，即派出所所在的公安局。

受害人可以依靠人民检察院的国家权力来救济其合法权益。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的检察权。

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肇事者的交通肇事行为显然侵犯了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检察院可以代表国家来对肇事者进行公诉，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

受害人也可以选择与肇事方来协商解决，以支付赔偿金等物质方式为主要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协商应该建立在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磋商，而不能违背任何一方的意愿而强迫他方来达成协议。

受害人还可以在相关行政机关的居中主持下，与肇事方进行协商，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这种方式是一种成本比较小、又利于双方和谐的结案方式。

另外，关于赔偿的问题，如果肇事行为系职权行为，理应由肇事司机所在的单位进行赔偿;如果肇事行为不是职权行为，受害人应向肇事司机索赔。

综上，无论受害人选择哪种法律途径，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受害人应该在其中作出理智的权衡。

嫖宿幼女罪12年实践效果较差专家建议修改
近年，全国各地多起嫖宿幼女罪被陆续曝光，未成年幼女的权益遭到了严重侵害，然而其罪名处罚较轻，不能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一些法律工作者和妇女权利保护者开始思考嫖宿幼女罪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1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呼吁，嫖宿幼女罪应该取消。

在我国，关于嫖宿幼女罪，1997年之前，刑法并没有专门规定，与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妇女是否同意，无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以强奸罪处理。

1997年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嫖宿幼女罪独立出来，量刑上也从死刑降到了有期徒刑。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列阳告诉记者，当年修改刑法这一条时，对幼女的性侵害，以是否存在交易对被告人作了区分，在量刑上有所区别。

从法治的角度来讲，既要兼顾到一个受害人的权利保护，还要兼顾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对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有所区分，是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但他也承认，由于嫖宿幼女罪没有死刑的威慑，该罪名的存在容易误导社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发生，冲击了社会的最低道德底线。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张丽荣认为，嫖宿幼女罪的设立，导致了一些严重社会问题的产生。

首先是侵害幼女性权利的案件大大增加，1997年之前类似于习水这些案子很少见，但是1997年以后，各类媒体报道的案件不断增加，而且每一类案件中受害女童的数量都有所增加。

其次，规定嫖宿幼女罪之前，14岁以下的幼女就像一个“雷区”，很少有人把14岁以下女童拉入卖淫团伙当中。

而由于新刑法中规定了嫖宿幼女罪，量刑上没有死刑，因此各个卖淫团伙当中，不时出现幼女身影，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把处女之身标价数千万，在嫖客当中，幼女成为犯罪团伙谋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幼女由于年龄、生理上的限制，比较年幼无知，容易被人利用。

而法律上以很简单的标准——是否存在性交易作为区分强奸和嫖宿幼女的标准，把本该定为强奸罪的定为嫖宿幼女，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逃脱了应有的制裁。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罪名存在了十多年，其后果就是嫖宿幼女现象在一些地区的不断发生和幼女群体性权利保护的日益艰难，效果很差。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就提交了《关于修订刑法，将“嫖宿幼女”按强奸罪论处的提案》，刘白驹委员在提案中指出，现行刑法中，将“嫖宿幼女”从强奸罪中排除的规定，欠缺法理基础，实际效果不好，需要修改。

律师解读谷歌数字图书馆涉嫌侵权连环反应
近日，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推动下，谷歌被发现未经许可将至少570位中国著作权人的17922部作品复制后上载到其“数字图书馆”进行网络传播，由于该行为涉嫌侵权，导致谷歌苦心经营长达5年的“数字图书馆”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

“谷歌数字图书馆”并非图书馆
传统上，图书馆是为读者在馆内使用文献而提供的专门场所，其性质至少应具备公益性、非盈利性和开放性。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某些图书馆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开始应用数字化复制技术保护、保管藏书，并供读者在本图书馆内非联网的计算机上阅览藏书是合法、正当的。

合理使用之规定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是除复制外不应侵犯著作权人的著作人身权及除复制外的其他著作财产权。

当然，图书馆复制他人作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方属于合理使用：一是复制的主体应是具备公益性、非盈利性和开放性的图书馆;二是复制他人作品的目的是为了陈列或者保存作品;三是复制的作品必须
是本馆收藏的，不能允许其他馆复制本馆所收藏的作品，也不能去复制其他馆所收藏的作品。

显而易见的是，谷歌并非图书馆，更非具有公益性、非盈利性和开放性的图书馆，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图书馆”，更非著作权法上的“图书馆”，而是“数字化信息网络经营公司”。

实际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林研究员几年前就提出为了坚持公认的图书馆应有的、不可变更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和开放性，为了区别于那些数字化信息网络经营商，不再使用“数字图书馆”一词。

“谷歌数字图书馆”侵权的界定
正因为“谷歌数字图书馆”并非图书馆，所以其复制行为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版式设计权等权利，这也正是微软在2008年关闭图书和学术搜索引擎两个网站，停止扫描书籍和学术论文的隐忧所在。

当然，即便是真正的图书馆在进行合理使用时也无权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使公众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甚至主流观点认为在图书馆内部的局域网上进行传播也属信息网络传播。

因此，“谷歌数字图书馆” 一旦将作品上载到互联网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即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发行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便其与图书馆签署有协议，由于图书馆即无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谷歌仍然涉嫌侵权。

当然，并非“谷歌数字图书馆”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均属于侵权行为。

例如，“谷歌数字图书馆”复制、发行、传播已进入公有领域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以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

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

”规定情形的均不侵犯著作权。

除此之外，“谷歌数字图书馆”一般均应依法经著作权人许可方可使用其作品，否则涉嫌侵权，题述谷歌将至少570位中国著作权人的17922部作品复制后上载到其“数字图书馆”进行网络传播的行为即为此种情形。

谷歌与著作权人的博弈
我们倡导通过互联网的发展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但是前提是尊重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建立在侵权的基础之上，也只有保护好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

而谷歌当年有一位老工程师担心很多搞商业的人进入到谷歌技术公司以后，会因为商业目的导致恶性竞争或垄断，所以他提出“不作恶”这个词并被共同遵守。

因此，建议谷歌秉承“不作恶”的宗旨充分尊重中国的《著作权法》以及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就著作权人而言，只要其作品被谷歌侵权其可以通过与谷歌协商、诉讼等方式寻求解决，但一旦要求赔偿，则应事先查证后委托公证机构以出具公证书的方式进行证据保全，并根据自己作品的价值斟酌可行的赔偿额度。

一旦准备提起诉讼的，由于作为被告的谷歌的住所地以及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
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能均不在中国内地，管辖法院极有可能不是中国内地法院而是美国法院，著作权人应有跨国诉讼的心理准备。

但是笔者认为，前述侵权行为地的规定为列举性规定，而非仅指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

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发生的内地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

当然，无论何地的法院管辖，建议著作权人寻求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及律师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