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理念与政治社会学思考

摘要：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关键词：贵族政治；公民精神；启发

中图分类号：B50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80-03

一、“政治贵族”观点的历史社会合理性

柏拉图出身贵族，自幼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幼年的柏拉图便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染指社会，而且师从名师的他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譬如他青年时代就结识了克拉底洛并熟悉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对他影响终身[1]，这在笔者看来为他后来崇尚贵族政治有莫大的关系，其本身的贵族出身所训养的立场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对平民力量的忽视，仅仅重视君主个人素养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只有只有哲学王依据他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才能够对症下药。

而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柏拉图生活的希腊时期的文明应该可以称作“贵族文明”。希腊文明的前身是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在内的爱琴文明。爱琴世界既吸收了埃及文化又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更吸收了赫梯文化，兼容并蓄的希腊人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爱琴文明，使得他们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望其项背。它既有繁荣的商贸业，又有能生产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业，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它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发育十分健康，活泼的商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阶层间空间、社会地位不断流动的原动力，而具有强烈地域属性的文化便利的营造了一种文化认同圈，这便为后来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孕育制造了必要前提。

所以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城邦政治改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纷纷确立起了民主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内容主要涉及城邦公民资格、城邦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城邦机构设置等多个方面[2]。曾经厚积的政治与哲学智慧纷纷生根发芽，一派欣欣向荣的政治图景。

虽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虽然那是一个充满理性、思辨的时代。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这便如歌剧《骑士》中的一幕经典对话：“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3]这便可以反映雅典城邦政治的阴暗侧面，一些无知而卑鄙的权贵把持着政权，即使民主的光环再耀眼也难以掩盖这些污点，虽然这对那个已经走在世界政治史前列的时代有不恭的嫌疑，但是政治的斗争，最高地位的争夺有时所依赖的就是这类的攻讦诽谤。

所以柏拉图的“贵族政治”思想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柏拉图的思维领域里，“贵族”的含义既包括门第的也包括精神的，而且血统的高贵和智力的优异在他认为常常如影随形，

但总会有时“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这时如果在工匠的后代中发现金有银者，便可将其提拔为治国者阶层，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凡治国者最重要的品质便是智慧和美德，这样被尊为“精神贵族”“思维领袖”的他们便可以领导国民的德行的增长[4]。而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统治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哲学王并非从事专门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能够把握住政治生活的秘密，把深奥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现实连接起来，在危难的时刻点醒人民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可以说，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有其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表现在其《理想国》之中的政治倾向虽然略显保守，但是，它是基于雅典城邦制一些缺陷所提出的，对于当时比较激进的城邦制度来说，只是折中主义的做法。而且他这种提议和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二、柏拉图“贵族政治”的精蕴与内涵

柏拉图一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国”城邦制度以及“贵族政治”治理体系虽然看起来过于理想而脱离现实，在思想上似乎能够找见“太阳城”的踪影，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蕴含的精蕴。

首先，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之所以“理想”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公民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深厚，而且城邦的最高价值标准便是城邦内部和谐一致性和城邦的整体性上的融合。这种思想实质上便是对前文提到的潜伏于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批判。也是他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并且柏拉图在这一问题上还认为在这一治理观念下法律规则是不必要的，这便是于海所说的“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因为法律的原则过于生硬和抽象，只能作为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时不大于适合复杂的情况的，而且在他看来因时制宜的自由裁量远胜于硬性的规则，而如何因时制宜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定者的个人素质。一个机敏富有涵养的裁定者的判定会使得被审判者既受到合理的裁决又避免法律的冰冷。

据说这种批判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柏拉图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积极地“入仕”的念头，有意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施拳脚，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到压制，尤其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污蔑以渎神罪而被处以极刑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反复思之，终于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者政治家变为哲学家，这样既能带领全体公民道德上的进步，进一步促使公民精神的崛起。还能避免政治上的盲目性以及决策的武断性[5]。

其次，柏拉图十分推崇城邦之中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团结在“哲学王”和“精神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便是城邦存在的又一个前提，即城邦本身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生活在城邦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扮演着不同且不可或缺的角色[6]。每一个阶层各司其职，形成一台紧密咬合的机器，会把这种政体一直延续下去。

城邦之中的农民、各种工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当然医生和教师作为“公共必需品”也是不可少的。而且哲学家作为教师的教师也是不可少的，最后武士作为保家卫国以及维护城邦内安定的因素也是不可少的。这正是“这三个部分各自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不互相干扰和僭越的时候便有了正义”[7]。

再次，这一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集权”，这一观点的体现便是柏拉图在设计过程中规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尤其是应当服从整体的善的问题，即城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是第一位的，个人不过是城邦有机体中的部分，理应为城邦的和谐作出贡献。

“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给她什么任务，以便使大家各就其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8]便是这一理想的直接体现。

三、“贵族政治”对现今制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