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文档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近年来，发达国家对“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指责不断升温，纷纷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同时，中国国内环境污染问题集中出现，特别是全国大面积雾霾污染现象频发。

国际碳减排和国内环境污染治理的双重压力，倒逼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02非放量年均累计下降18% 然而，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不仅仅是国内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导致的，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 ns , GVC的低端[1]，出口货物急剧增加的结果[2-3] 。

有效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不仅实现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

已有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的重要影响因素[4-5] ，然而，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提升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能否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是否受到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不同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有利于缓解中国国际碳减排和国内环境治理压力，同时也有利于1 文献述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是隐含碳的主要测算方法之一，主要包括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SRIO、双边贸易投入产出模型（BTIO）和多区域投入?a出模型（MRIO三种⑹。

其中，SRIO模型多用于分析一国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隐含碳，该模型基于国内技术假定，即国内外完全碳排放系数相同[7] ；BTIO 模型则放弃国内技术假定，假定所有进口均用于最终消费；MRIO模型则进一步放松上述假设，不仅将进口产品分为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部分，还考虑了技术异质性、反馈性出口、反馈性进口和间接进口效应[8-9] 。

方修琦等[10] 和李惠民等[11] 详细比较了SRIO模型和MRIO模型在估算国际贸易隐含碳方面的区别。

具体到本文而言，在计算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时，MRIO模型与SRIO 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MRIO模型考虑了反馈性出口隐含碳。

反馈性出口隐含碳是指中国在从其他国进口的同时，也会导致这些国家增加对中国产品的进口，进而导致中国国内碳排放增加。

该类碳排放生产和消费均在中国国内，如果不从出口隐含碳中扣除，将会高估中国出口隐含碳[9] 。

因此，为了准确估计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本文采用MRIO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进行计算。

关于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的影响大多是在测定出口隐含碳的基础上，运用分解方法将影响因素分为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考察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的影响[12-15] 。

Yan等［13］研究发现，1997—2007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了449%，其中技术效应为-48%。

部分学者分析了双边贸易中技术进步对中国出口碳排放的影响，发现技术进步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出口隐含碳排放［14-15］，但鲜有学者进一步探讨具体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专门研究GVC分工地位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文献很少，但是已有学者从GVC嵌入程度的视角分析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隐含碳的影响。

Zhao等［16］发现提高垂直专业化率将会显著增加中国出口隐含碳。

由于中国主要从事出口加工贸易，产业出口规模和份额迅速增加，垂直专业化率不断提高，但其出口技术含量并不一定会显著增加。

即垂直专业化率代表中国嵌入GVC的程度，而出口技术含量更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GVC的分工地位。

同时，出口产品中包含进口品的技术含量，不能有效衡量出口产品国内生产环节的真实技术含量。

对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模式，采用这一方法显然会高估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为此，采用投入产出表构建了衡量国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指标更能准确衡量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17］。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扩展：一是采用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该模型考虑了反馈性出口隐含碳排放，计算结果更为准确；二是在GVC分工地位的视角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技术创新（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和技术引进（国外技术引进、FDI技术溢出和中间品进口） 及GVC 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三是基于行业的异质性， 对不同技术进步路文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 GVC 分工地位视角理解中国创新 驱动政策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而且对中国制造业突破技术低端和咼碳双重锁定，实现制造业向GVC 高端攀升提供有益的经2.1 技术进步路径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

其中， 技术创 新主要包括自主研发和模仿创新 （在引进国外技术基础上进行的 消化吸收和技术改造等）；技术引进主要包括国外技术引进、中间品进口和 FDI 技术溢出 [18] 。

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引进国外先进机械设备和专利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 逆向工程来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 对现有生产技术和工艺进行 改进、创新；另一方面，加大 R&C 经费投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和能源利用效率， 从而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 最终降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此外， 进口先进的中间产品能够显著提咼 有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进入生产领域， 产生直接技术溢出， 提高 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 中国制造业企业进 口中间品， 提高了同类产品市场竞争压力， 促使其他企业不断提 升技术水平， 从而提升制造业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降低制造业 碳排放强度，最终降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FDI 技术溢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具有双重影 响：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一方面快速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技 术水平和企业生产效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制造业碳排放 强度，从而降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但另一方面，由于 发达国家大多数只是转移高碳生产制造环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承 接的主要是碳排放较高的加工组装环节， 增加了中国制造业的国 内碳排放量。

这些高碳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 从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进检验。

本验借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有所差异。

中国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在通过 进口国的碳排放效率 [19] 。

一方面， 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进口具而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因此，国外技术引进和FDI 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影响不确定，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说1a：模仿新、自主研发和中间品进口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研究假说1b：国外技术引进和FDI 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影响不确定。

2.2 GVC分工地位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GVC分工主要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三个环节，提升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一般是指制造业由以生产制造低端环节为主向以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高端环节为主转变，提升路径主要包括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两种。

其中，结构升级是指制造业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价值链升级可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种[20] 。

中国制造业在嵌入GVC勺初期，主要利用生产要素和环境规制优势承接来自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排放加工组装等GVC低端制造环节勺转移，同时，出口产品大多是初级加工产品，这些产品勺含碳量相对较高，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随着资本和技术勺不断积累，制造业企业勺出口产品结构开始由初级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出口产品勺碳含量也随之降低；制造业企业开始由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转变，由中间品加工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转变，制造业GVC国际分工地位随之提升。

由于功能和链条升级以及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环节均属于知识密集型环节，基本不涉及具体勺物质生产活动，能源消耗较少，最终导致制造业碳排放量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随之降低。

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提升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2.3技术进步路径、GVC分工地位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技术进步路径和GVC分工地位除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排放强度具有直接勺影响外，二者之间勺交互作用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也有影响。

中国制造业在嵌入GVC勺初期，处于GVC低端环节，重心在于对外贸易规模勺扩张，主要承接来自国外发达国家转移勺低附加值、高能耗、高碳排放加工组装环节，完成后又将产成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致使大量碳排放留在国内，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碳排放强度。

由于中国制造业生产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满足出口产品的质量标准，一方面，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中间品和制造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模仿，改进现有工艺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力度，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

但是，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勺垄断地位，一般转移相对落后勺高碳生产技术，这些高碳技术勺引进降低了制造业低碳技术进步，从而，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此外，在嵌入GVC初期，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导致技术创新效率较低；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以提升效率为主，低碳清洁生产技术研发成本和风险相对较高，自主研发具有高碳倾向，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可能提高其碳排放强度，并最终导致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增高。

因此，中国制造业在嵌入GVC勺初期，处于GVC低端环节，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随着资本和技术勺不断积累，中国制造业攀升至GVC勺中高端时，制造业企业开始向国外转移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将重心放在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

一方面，生产制造等高碳环节向国外转移，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碳排放；另一方面，由于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具有低碳性，出口产品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小。

同时， 国外技术引进主要以低碳清洁生产技术为主， 或直接引进与研发 和品牌销售相关的管理手段和营销技术； 制造业技术创新体制和体系相对健全， 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较高， 企业有较多的资本和技 术进行低碳技术研发， 从而提高制造业整体低碳技术水平， 制造业出口碳排放强度。

因此，当中国制造业攀升至 GVC 勺中高 端时，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降低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3： 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3.1 核心变量选取3.1.1 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定方法等[8] 和王文治等 [9] 的测算方法，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中投入产出表和环境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