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

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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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

——以《论语》「志于道」章之四目关系的诠释问题为讨论核心

吴冠宏

东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第一节引言

成德思想是孔门教学的核心课题，自孔子继周初以来的人文精神而彰启了此人文慧命之后，便为历来诸儒所承继与阐扬，乃成儒家思想的命脉与基调，其中又以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四)一章最为后人所重视，孔子现身说法，揭示其一生修德之历程以示后学，朱子云:「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一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途而废也」[1]，实可谓深体圣人之微意也，是以此修德序阶，不仅勾勒出孔圣体现儒家理想人格的成长历程，也为后学指引出一条正大坦荡的成德之路，及经由循序渐进的实践终臻圆满至善的道德理境。他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十八)、「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二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六)……等，亦无不在启迪后学此成德之进程与理序，这些看似言简意赅的夫子语，皆是孔圣透过生命实践而来的贴切提点，因此往往能深烙于千古人心之中，成为后人行为准则与精神价值的依归。

就以上所举关涉成德进程之篇章中，除「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外，又以「志于道」章最为关键切要，此章看似只言词组，然所涉之「道、德、仁」三字却是孔

子学说中极为重要的中心概念[2]，加以此四目[3]并列有序又浑然一体，后儒每于此咀嚼玩味，遂形成各种不同的诠释风貌，不正也彰显了圣人之语的涵融万千，丰沛无际，其所能发挥的理解效应与影响力自是不容小觑的，可见此章已成一脉相承又各富兴会之儒家思想融旧以扬新的文化场域，若能玩味于原典与历解之间，寻索于多种诠说的义涵旨趣，即使未必能真知圣意，对于理解儒家成德进程的思想，经由诠释问题的逐一剥检与开展，仍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线索。由是本文将以「志于道」章为例，试图以此章四目关系所形成的诠释问题为讨论核心，藉之反思儒家之成德思想之进程与理序的议题，进而为论语学之考察提供另一个探讨的参考进路。

历来论及「志于道」章者甚伙，其中又以朱熹与钱穆的解释最富比较之欣趣，故本文拟先藉由二者解说此章对反之次序历程的比较切入，或许由此诠释之对比探进，当可使原本平列之四目间形成内在之关系结构与层次理序的问题，避免在纷杂的众解中游移失焦，以便能顺利由此拉开探究此章之四目关系的序幕。

再则，作为一宋明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与王阳明，他们解说此章与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又有何异同殊趣呢,深究其间之别，在二者的思想背景与诠释立场的照明下，当可使我们更加充分掌握到心学与理学于成德进程上自成理趣的迥异风貌。此外，王船山从朱注「志于道」章寻索到「游艺」先后与否的理解争议，故本文拟进一步探寻「志道据德依仁」与「游艺」之间先后关系的问题症结，以进一步定位「游于艺」于此四目中的角色，并在此关系模式中揭示此章与时俱进又得以历久弥新的文化力量。

第二节朱熹与钱穆对此章诠释之比较

朱熹之《四书集注》对中国人理解《论语》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近人钱穆尤服膺朱熹之学问，章条理析之《朱子新学案》，对阐发朱学贡献良多[4]，但钱穆对朱注却未必全盘接收，对此章提出截然对反的理解即为显例，今先将二说罗列于下以论之:

1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闲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朱熹)[5]。

2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而说之，庶有尚于孔门教学之顺序(钱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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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朱子顺解四目为为学次第，钱穆却主张逆转四目说之才是孔门教学顺序，钱穆所释当是克就朱熹而来，两者皆重「先后之序」，却意见相左如是，个中原委值得玩味。大体上朱熹的说法较为后人所接受，然而亦有学者与钱穆之见相近[7]，尤其是他一反常论却又能自成理序的解读方式，使此章跳脱了理所当然的顺解模式，由之也凸显了理解此章之四目关系的合理位序问题，可见钱穆的说法仍有值得注意之处。

若依朱熹之解「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可知，「志道」之所以为先，「志」字实为关键，在〈里仁〉第九章亦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说法，认为士当从自然欲求中跳脱出来，如是道德生命方有开展的可能，可见「志于道」即代表向道仁心之开启，进而依此顺序一路展开，从朱注「本末」、「轻重」、「先后」、「内外」字眼的提点可知，朱解之先后实是建立在依本而末、由重而轻、由内而外的立场，乃是契会儒家「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二)的精神而来，因此虽在践履的过程中有先后之序，但其终极的理想却是「本末兼该，内外交养」的，朱注从「志于道」一路解开，注意到「据德」(不失)与「依仁」(常用)于道德境界之层次上的区隔，也照顾到「游于艺」之

「游」(从容)与「艺」(小物)两个面向，此注文不仅具有骈偶的修辞之美[8]，也充分展现出朱注严谨精要的风格。

朱子所论精当有据，钱穆何以觉得并不妥当,而主张逆转此四项之排列以说之呢,观钱穆有云:

1游于艺之学，乃以事与物为学之对象。依于仁之学，乃以人与事为学之对象。据于德之学，则以一己之心性内德为学之对象。而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则为志于道。志于道之学，乃以兼通并包以上之三学，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物与事与人与己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此即所谓道也。[9]

2游艺依仁之学，皆下学也，知据德志道，则上达矣。上达即在下学中，学者当从此细细参入，乃悟孔门之所谓一贯。[10]

可见钱穆一则将此四目分为「事与物」、「人与事」、「一己之心性内德」、「兼容并包此三者」四个层级，而且依此分殊，道乃最高，统括前三者，乃是着眼于「道」、「德」、「仁」、「艺」四字的轻重位阶，掌握为学当由浅而深之循序渐进的原则，遂将四目全然收摄于「学」而成为学的对象;二则他分四目为下学(游艺、依仁)与上达(据德、志道)，而四者之间「有其相通，亦有其层累」，此当本「下学而上达」(〈宪问〉三七)的精神而来，遂云依此乃可得孔子博文而一贯之深旨。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将「仁」与「艺」皆归为「下学」，学习的对象即是「事与物」及「人与事」等诸种事务，具体言之乃为扫洒应对进退及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等事，钱穆当是以为若能于日常生活上磨炼，在典籍中涵养，然后方有上达之学可言，所谓其间有相通与层累，即是要人在下学中悟道，在下学中砥砺其德，实践有得进而能臻道境，如此有德而能体道，则可使仁艺之学更臻深透圆熟，下学而上达遂能交互长养而境界愈高，使人事物皆得其位，皆尽其能，乃成一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