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之比较

墨家“兼爱”观与儒家“仁爱”观之比较内容摘要：先秦时代，思想极为活跃，各种学派著书立说，展开争鸣，较为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而在众多学派中又以“儒家”“墨家”在当时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

然而有趣的是儒、墨两大思想流派思想核心都是关于爱护人，提倡人文关怀，但是却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

本文着力探讨两种关于爱的观念的异同，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兼爱仁爱墨子孔子一、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时代背景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不管是出身尊贵还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稚龄童子，只要有才干，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华。

重士的风气，使得一时间风云人物层出不穷。

受到赏识的如苏秦、张仪之辈，合纵连横，于乱世之中施展雄图大志，位极人臣，青史留名。

也有的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转而著书立说，广招门徒，潜心研究，将想法转化为思想理论的高度深度。

将思想传于后世，造福百世万世。

培养门徒，携弟子周游列国，宣传思想主张，以图有朝一日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

在思想的交流争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较为著名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而在众多学派中又以“儒家”“墨家”在当时并称为两大显学，时人有“非儒即墨”之说。

然而有趣的是儒、墨两大思想流派思想核心都是关于爱护人，提倡人文关怀，但是却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对立。

以至于儒家亚圣孟子在其《孟子·滕文公下》写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的尖锐批评来痛骂讽刺墨家“兼爱”思想。

为了弄清孰是孰非，我们必须先弄清儒、墨两家在思想上有何本质区别，导致它们核心虽同属关爱人，却产生了尖锐对立。

然后再透过两家的争论交锋，看清它们思想上又有何殊途同归之处。

二、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的主要内容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其中，“兼爱”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墨家思想的精义在于“兼爱”，“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则是“兼”。

墨子倡导“兼爱”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说教上，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着眼于实利。

“兼爱”论的提出，其普遍性、彻底性、平等性的特性，迅速吸引世人的眼光，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时蔚为风潮。

孔子的仁学观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

孔子关于“仁”的观念,发端于西周时期的人本思想。

孔子吸收了西周时期“德”的观念发展形成的诸多成果,用“仁”概括了“德目”的众多内容,将“仁”的观念系统化,铸造起以“仁”为核心的哲学范畴——即“仁学观”,成为儒学和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本观念导向。

“仁”,即“爱人”,这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和爱心,它既是一种生命的相互感通,是人、我、群、己之间的普通联系与相互关照,又是一种主体内在的意识自觉,是可以自己决定的道德自律和价值追求。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

“仁爱”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即：“亲亲”“仁民”“爱物”。

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要先亲近自己的父母亲人，再到对自己周边的人仁爱，最后上升到爱护世间的万事万物的思想高度。

孔子倡导“仁”，张扬仁者“爱人”，把个人道德修养的意义提升到仁爱天下的高度。

那么具体的如何来施行“仁爱”思想呢？儒家提出了“忠恕之道”把它作为施行“仁爱”的一条根本途径。

所谓“忠恕之道”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仁是一种普遍的爱。

应该泛爱大众，提倡博爱。

儒家仁爱：是一种血缘之爱。

它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孝经》所说的：“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儒家的仁爱之论，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由近及远，从一个家庭推向一个部族，一个地域，再推向一个国家，最后推向人类，推向宇宙万物。

故此，仁爱是一种高起点的爱，因为实际上我们对亲人对父母的爱总是要比他人多一点；仁爱是一种差等之爱，他论证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仁爱是一种契合原始血缘冲动的情感之爱，它的起点是对特定人的一种冲动。

“兼爱”作为墨家的核心思想，提出无差别平等的博爱。

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

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

”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

一言以蔽之，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

因此，墨子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的观点。

三、墨子“兼爱”观与儒家的“仁爱”观的比较区别之一：墨子主张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他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要求人们不分亲疏，无条件平等地去爱所有的人。

孔子主张的仁爱是“爱有差等”，他说：“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认为爱是人内心的真实情感，人总是爱自己的亲人胜过爱其他的人。

举例来说，在两千年四百多年以前，有一个儒生，叫巫马子，为了维护“仁爱”主张，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我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爱老乡胜过爱鲁人，爱家人胜过爱老乡，爱双亲胜过爱家人，爱自己胜过爱双亲，离我越近的我就越爱。

这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于是人们就得出结论：还是儒家的“仁爱”比较好，墨家的“兼爱”是违反人之常情的。

“我爱自己的孩子，怎么能与爱邻居的孩子一样呢？”“我爱自己的父亲，怎能与爱他人的父亲一样呢？”于是孟子就破口大骂，说墨子不要父亲，是“禽兽”，说墨子的主张要推行的话，天下的禽兽都要出来吃人了。

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儒家抨击墨家的一大理论基础是认为：墨家学说它脱离了人的情感的实际，缺乏人性的根基。

墨子所倡导的爱，是不论亲疏、贵贱，不分阶级、职业的平等之爱，可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在中国的血缘宗族社会中，是很难行得通的。

在等级制度的束缚之下，要让不同等级的人相敬相爱，是非常困难的。

墨子的此番言论，无视血缘亲情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无视爱的感情因关系远近而有所不同的事实。

因此，墨家“兼爱”思想在施行上有其理想化。

巫马子所理解的“仁爱”是常理层面的“仁爱”。

这种由近及远的爱，是人之常情，是自然状态的爱，还不是儒家的“仁爱”。

中国传统的“仁爱”，以“信”为基础，与理想联系，人人皆有“仁爱”。

是理想追求之爱。

而绝不是巫马子所理解的“仁爱”。

有人说，西方的“仁爱”，爱人如己是人类最高理想，行为符合这种理想即符合诚信原则。

这就是西方的博爱，即基督精神，有点像中国墨家的“兼爱”。

儒家也说：“仁者爱人”。

《淮南子·修务训》：““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

”这可能是“爱民如子”的出处。

这是儒家推崇的“仁爱”。

在这里“子”与“民”合二为一，远近没有了界限，常理之爱让位给理想之爱。

远近的界限被打破了。

区别之二：墨子主张先从爱他人做起，然后他人也回报自己以爱。

他说：“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

”孔子主张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然后推己及人。

他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就是说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悌”是最真实的感情，因而是“仁”的根本和出发点。

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即“泛爱众”，以及世间万物。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

这表明，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爱的幻梦色彩。

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

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

“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

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

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区别之三：从阶级角度分析，儒家代表社会上层贵族阶级的利益，他们自然会强调等级秩序，反映到“仁爱”上即是爱有远近亲属。

儒家的“仁爱”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走向了反动道路，儒家“仁爱”本质上是强调封建等级秩序，维护宗族制度。

注定了其思想的保守，封闭，狭隘。

既然爱有差等远近，那么如何做到推己及人，达到仁爱世间万物？历史证明，在儒家“仁爱”思想下，人们只想到利己，无限制的壮大自己，壮大家族。

封建皇帝的“家天下”就是最好的证明，既然要“仁爱”皇族为何不能将权力分给天下百姓，使人人平等富足。

现在中国一些农村还存在一些大的宗族在村子里恃强凌弱，欺负小姓村民。

从此即可看出儒家“仁爱”思想，推己及人，有其虚伪性。

墨家代表贫民阶层，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

但他批判了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墨者的行为虽然高尚，但他们毕竟不能要求人人都到达他们的思想道德境界水平。

注定了他们只有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人民极端困苦时，人民才会跟随这一帮有着超时代的如宗教信徒一般的领导者，去为这种思想理念奋斗。

否则在太平时期，人人都会想到如何肥己，利己，既然是儒者说的人之常情，有谁还会去“兼爱”呢？只有在社会中的绝大多是已经极端困苦，无法生存时，广大劳动人民才会内部团结起来，去“兼爱”来寻求出路。

否则太平年代，百姓都会同意儒家的爱有等级，谁都会想多爱自己，自己的家人一点，会由道德的高度上升到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的人毕竟是少数。

以当今社会为例，现在还具有墨家“兼爱”精神的还有几个呢？大家为了利己，肥己甚至到了疯狂，道德败坏的程度。

染色馒头，瘦肉精，连关乎生死的食品药品，都能制假造假，这也太过肮脏，丧心病狂了吧。

是人都知道儒家的“亲亲”，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和造假奶粉，不会给父母吃有瘦肉精的肉，那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点“兼爱”思想呢？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别人的孩子，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爱别人的父母。

总结综上所述，我认为“仁爱”与“兼爱” 双方都主张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以仁爱之心对人，他们阐扬的都是爱的哲学。

但是，儒墨两家在“爱人”学说上，仍有重大的区别。

墨子讲“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是不同的，兼爱是“爱无差等”之爱，即不分等级、不别亲疏地爱天下人。

墨子的爱的学说比儒家更彻底、更富于理想性，因而也更脱离中国农业宗法社会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