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递徽商的八大特点

西递徽商的八大特点一是贾而崇儒，重文兴教；二是贾而崇义，积德行善；三是讲究商德和修养；四是善于精心筹算，审时度势；五是重视智力投资，讲究经营谋略；六是前店后坊，小本经营，力求做到产、购、销一条龙服务；七是重生意经营轻家庭别离；八是多年轻营积聚下来的钱财主要用于在家乡故里置田做房，怡养晚年，而不愿把钱转投到城镇的扩大再生产上去发展资本主义。

很多人还出巨资兴办学院，重文兴教或乐善好施，举办善事，造福桑梓。

胡贯三祖孙五代是西递徽商的姣姣者，也是“徽、儒、官”三商融为一体的典型代表。

“江南六大首富”之一的胡贯三，官封正三品，通仪大夫，经商数十年，号称拥有“七条半街”店铺，“三十六典当”资产，一生最讲究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三句话的商德；他颂扬“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十二字的人生哲学；他重视“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人生途径。

他出生重礼学，敦礼教的家庭，继承祖先遗训，崇文尚义，造福桑梓，恤灾扶困，福及乡党，誉为“明经胡氏诗礼孝义人家”。

据方志、族谱记载：“胡贯三之祖父丙培公曾捐资修建西递至石山两个自然村长达7.5华里的青石板路和外六都的横岗凤凰桥；胡贯三的父亲应海公（官封正三品，通义大夫）和叔父应鸿公除共同捐资村前村后的修桥补路外，还在乾隆初期重建了村口的“梧赓桥”；明经胡氏二十四世祖胡贯三所做好事，更是枚不胜举。

他生于雍正癸酉年（公元1733年），殁于乾隆甲寅年（公元1794年），是一位典型李唐后裔、徽商泰斗。

他继承父祖遗风，乐善好施，除了捐资修建长268米、16个洞孔的歙县太平桥和休宁齐云山登封桥以及黟县渔亭普济桥外，还带头捐助重资倡建了黟县碧阳书院和西递村口的明经胡氏始祖昌翼公的“明经祠”，时还修造了休、祁、黟三县九处大路160余里。

胡贯三有三子一女，长子尚熷，字如川，官至从二品，除了捐造西递村口的魁星楼、文昌阁和潭口村的癸酉桥外还继承父志偕同二弟尚焘捐银一万五千两，两次扩建黟县碧阳书院和县城的东岳庙。

三子胡元熙官拜正三品通议大夫，曾任杭州知府，上书房行走。

道光甲申年（公元1824年）捐巨资主修《明经胡氏西递壬派族谱》，次年初完稿并请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岳父曹公振镛（歙县雄村人）撰写《族谱序》。

胡贯三的孙子胡积堂、胡积成捐资重修村口的“七哲祠”和“凌云阁”以及黟县城乡最大的牌坊——“节孝总坊”。

胡积堂毕生经商，晚年专著文章，为国内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被列为《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和《中国读书大辞典》。

胡积堂生有八个儿子，均为弃商耕读，兴办私塾学堂。

清嘉庆十三年，即公元1808年（胡贯三已去世十四年），朝廷颁发了《奉天诰命》，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元熙之父胡贯三，字学梓，捐建书院，造桥筑路，恤灾扶困，福及乡党，善行所及，礼仪兴焉。

躬淳厚，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为贻谋之方。

兹以尔子克襄王事，贾而崇义，乐善好施，特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于戏！”综合上述，可见西递的鼎盛时期在清初，它与徽商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商业的迅速崛起又与儒学的普及推动戚戚相关。

(史海钩沉)“官商结合”并非徽商的基本特征在关于明清徽商的研究中，有一个观点颇具影响，这就是认为徽商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跟清政府密切的勾结，所以“官商结合”是其基本特征。

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妥的说法。

第一，所谓徽商与朝廷的勾结，是指徽州盐商与朝廷及官府的关系，并应从明代说起。

明代开中盐法的实施，正式开启明清朝廷垄断下商人经营盐业的历史，其中淮盐是全国第一大盐种。

由史料可知，当时两淮盐商的主体，是由徽州及山陕商所构成。

但这不是垄断的结果，更不是与朝廷有特殊关系。

这可从江南的变革获得启发。

明清江南经济结构的变革，是改稻种棉和手工棉织业的兴盛。

但该变革又有明显的地域分工。

其中，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因较少离开或根本不离开原有土地，风险小，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人自己从事；而远距离贩运等商业经营，则需要离开土地，甚至远离故土，风险大，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不好的江南本地人（尤其是外地商人）所为。

徽商就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两淮土著肯定要在淮盐经营中获利，但其主要是从事境内无风险的项目。

如在清乾隆晚期淮盐销往汉口的总运费中，千里江运费只占27%%，两淮境内却占73%%。

这其中便有土著利益所在。

此外，汉口是淮盐在境外的第一大集散地，但该地岸商主体也不包括土著，而是由两淮盐商每年缴纳银数十万两至上百万两，以作为“岸费”。

据罗愿《新安志》，徽州人靠经商糊口的历史，可溯至宋代。

并有史料证明，其向两淮迁徙的历史，也可溯至宋元明初（且有人在那里业盐）。

这是导致徽商介入淮盐经营的关键因素。

所谓徽商“倚重于封建政治势力的庇护”，显不合历史。

第二，明清淮盐经营中的引岸制度，是令商人持引将盐运至指定的地点销售，但价格是由朝廷决定，官府监督。

即商人无自由交易（尤其无自行提价）的权利，不符合“垄断”的定义。

盐引在明代，是于商人纳粮后才给。

它是有价证券，并表现为“先纳课，后行盐”。

但明代有一严重问题是“困守支”，它使商人纳粮后，往往守候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盐可支。

盐商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便不愿参与盐运。

朝廷在收益无望的情况下，则只好出台新政策，以重新招揽商人。

在明代的淮盐经营中，如开中则例的一次次降低、余盐开禁及其在运司纳银，以及中后叶的疏理等一系列事件与政策，都于商人无利可图，不愿参与行盐，使朝廷收益无望相关。

可见，明代的引岸制度，是保障朝廷对盐利的提前获取。

至于商人的获利并无保障，它是由经营效果和机遇决定。

而朝廷对盐的垄断，则是其整个封建垄断的一部分，它怎肯为一点粮食或银两，便与百姓分享用战争得来的垄断权？实际上，明清朝廷是利用民间资本与劳力的积极性，使自己从经营的风险与烦琐中解脱出来，完成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嬗变，却从未把与垄断相关的权力下放给商人。

自然条件优越的大江南北不介入盐运，而是由徽州与山陕商人介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好例证。

第三，徽商盐商资本的扩大，是因为下列因素：（1）开中盐法的本意，是令商人和粮食与朝廷实行交换，并鼓励商人以商屯方式，在边地种粮。

随时间推移，才有银两的介入。

人口增加，行盐量增大，以及各类物价持续上涨，使行盐总金额逐渐扩大。

这是盐商资本在数百年间扩大的主要因素。

（2）“困守支”使原有盐商资本不堪重负，到明中叶，“边商辄贸引于近地富人”，即“近淮富家”。

所谓“近淮富家”，便是靠近两淮的有钱人。

这是徽商其他资本进入两淮，并随余盐开禁，形成强大徽州盐商资本的关键因素。

（3）盐商必须获利，这是于理于法均说得通的事情，仅仅应注意其商业利润率的大小。

我通过对淮盐经营成本的分析与估算，分别求得：明嘉靖初年为16.7%%；万历三个不同时期为23.32%%、20.77%%、15.95%%；清乾隆年间为13.18%%；嘉道时期运销官盐无利可图，靠夹带盐斤才约11%%。

因经营金额巨大，徽商肯定获得了丰厚利润，但这是以巨大资金投入和辛勤劳动所得。

第四，当前徽商研究方兴未艾。

我们研究徽商的意义何在？我认为：（1）理解徽商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无论江南经济结构的变革，还是淮盐经营资本结构的变革，都是社会变革进步的一部分。

徽商与大江南北的广大百姓一样，都是从不同侧面，在变革中扮演进步者和尝试人的角色，其历史作用都不能被抹杀。

（2）学习徽商的优良品质。

徽商出自山区，为何于明清数百年间，能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其中必有道理。

如徽商不受旧观点束缚，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便值得学习。

徽商业绩是安徽业绩的一部分，我们要珍惜徽商这块品牌。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长足发展的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理应本着科学精神，辨识历史真实，不可武断片面。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安新小区）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州商帮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水平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有一个显明的特点便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组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常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有两个方面是肯包公祠定的，那就是“贾而好儒”和以道德为依托的“徽骆驼”精神。

历史上，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

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

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但多而且快。

商人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

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经商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

所以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

徽人不但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

总来说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

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陶，大多“贾而好儒”。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

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

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有“儒贾”之美称。

所谓“儒贾”，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徽商多是“业儒”出身，是有文化底蕴的商人。

二是指徽商以“儒道”经商。

所以，以儒道经商就构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一是以诚待人。

“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来教化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