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
摘要:清末民初的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产生，在此基础上，上海萌生出都市大众文化，它呈现出娱乐性、通俗性、大众性的特征，并影响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关键词：上海都市大众文化
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不再是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商业精神进入文化领域并正在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建立在此经济基础和精神之上的文化，呈现出对大众的青睐或者是迎合。

一、清末民初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
首先大众文化的主体基础是市民大众。

市民大众与乡民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见识和眼界都比较开阔。

尤其是上海，租界、华界各自独立，五方杂处，各种社会现象应有尽有，可谓见多识广。

域外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先驻足上海，然后才传向国内其他地方的，这决定了市民大众本身的素质，对文化的接受和创造都有着较高的水平。

其次市民社会和民主环境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晚清以降，西方先进的思想不断地被引进中国，在同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渗透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经济的繁荣，出现了非西方严格意上的市民，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市民社会。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上海的都市大众文化得以产生。

再次商品（市场）经济是大众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一切都直接、间接转变成为商品，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文化参与市场的流通，并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价值，这本身就是对传统价值认定的反叛。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文化被不断地复制，走进市民生活；同时，商业社会也造就了大量的消费者。

大众文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历史的舞台，开始展现它的风姿。

〖3〗二、清末民初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特点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现象，是工业化时代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内容的反映。

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是双向性的互动传播。

另外，由于大众文化面对的是下层市民，加之商业化的操作，因此，它必须讲求娱乐性、通俗性和兼容性。

第一，娱乐性
清末民初的上海大众文化与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同，它需要的是娱乐性，让消
费者能从中获得愉悦和轻松。

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的目的在于消闲、娱乐，特别是劳动阶层的市民，一天或者一星期的劳作后，为了使身心得到放松，不乏去娱乐场所的。

当时小说对此多有描述，像《上海春秋》中的白娘娘和大新，俩人在一纱厂工作，散工后结伴去大世界游逛。

至于看戏，这种传统的娱乐形式，老少咸宜，不仅传统的戏剧形式，还有域外引进的新剧。

至于有闲阶层去娱乐场所更是司空见惯，像《上海春秋》中的陈老六，就经常出入大世界、舞厅。

洋场的繁荣，也带来洋娱乐地流入，像电影业、舞厅、戏院、公园，以及多数的体育项目等，人们也积极参与，丰富了娱乐的项目，也推动了娱乐业的发展。

上海还有像张园、愚园等所谓的公共空间，这是在以黄浦公园为代表的西方意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众文化空间。

这种公共空间构建的本身，正是建立在大众文化娱乐之上的，体现了对文化大众的呵护。

第二，通俗性
上海都市大众文化选择的是下层路线，通过大众传媒、审美情趣的市民化，实现对社会文化的把握、对市民大众的抚慰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清末民初的上海，报纸、杂志等各种传媒不断走向成熟，影响所及，上海的、中国的乃至于世界的各种信息，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

报纸、杂志连载的小说，经典在这里已经被支解，留下的只是人们逗趣、解闷的娱乐形式。

报刊连载的通俗小说的写作也是如此，从文人志怪小说到世情小说到谴责小说，最后汰去传统士大夫的审美习惯和文字习惯，用白话写粗陋的武侠小说和缠绵的言情小说，彻底地做到了为市民服务。

因此，正如美国大众媒介专家里索弗尔认为：“大众媒介就是使通俗艺术通俗的原因。

”〖6〗那些过去非正统的、民间的文化形式，如小说、戏曲、弹词等，成为社会上最惹人关注的东西，并被知识分子所接纳。

对正统审美观念的反叛，这本身正说明人们审美情趣的通俗取向。

第三，包容性
上海的大众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这不仅是移民文化的结果，也是域外文化刺激的结果，是它们造就了大众文化的特性、品格，打造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海派文化。

开埠后的上海，除了国内周边地区的移民外，还有域外殖民者的到来，他们
带来域外文化，其价值观、伦理观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域外文化观的刺激和启迪下，大众文化不断地接纳、吸收和革新，极力以新的内蕴适应变化的环境。

比如，在市政设施上，租界明显优越于华界，因而刺激了华界，促使华界革新。

在餐饮业上，苏菜、徽菜、粤菜等不再是一统天下，已出现了大量的西菜馆。

对不同文化的接纳表明上海是一个能够接纳百川的上海，上海的文化也是能集各民族的文化菁华于一身，上海的包容性正表现于此。

三、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对市民的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

（一）、物质生活
1、服饰
由于与生活的切近和对美的追求，服饰成为人们无法忽视的存在。

服饰于此时开始了审美的追求，时装的出现就是标志。

当时许多的杂志，封面、彩页往往有时装女子的照片。

包天笑曾回忆《时报》插画道：“这些铜版图，有的是各地风景，有的是名人书画，但狄平子以为这不足引人兴趣，于是别开生面，要用那种时装美人的照片。

”〖14〗在上海的花界，女扮男装是引领风骚之举，像当时花界领军人物胡宝玉、陆兰芬等都有这样的照片。

由于上海租界的刺激，在接受新观念上相对踊跃，人们观念比较时新，接纳“异质”文化已经成为上海人所具有的素质。

尤其是当时上海的花界，在服装上领社会新潮流，以至于人们经常把打扮入时的女士，斥之为妓女一样的装束。

排除对妓女的偏见，实际上也说明在服装上她们才是独领风骚者，她们才是最能接受新观念的人。

新式服装，经过他们试穿之后，才走进市民生活。

2、饮食
“民以食为天”，对吃的选择也足以反映上海都市文化的特色。

比如上海市民对番菜的态度。

当时的西餐馆福州路上的最有名，有一品香、一家春、海天春三家。

西餐馆也称番菜馆，最初出现时是冷冷清清的，后来逐渐繁盛起来，很多人逛上海，吃大菜（西餐）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并以之为摩登之举。

当中的复旦和化欧那样吃西餐时闹笑话的情形。

1909年出版的《海上竹枝词》中写尽了当时上海人拿起刀叉，学吃西餐时的好奇心。

西餐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说，
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渗透并抢占市场的过程。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人对西餐的认可，也体现了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接纳。

上海文化之所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正体现了它能融其他民族文化于一炉的容纳精神。

这种精神也正是上海都市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食对人们生活影响的深刻。

3、民居
石库门是上海独创的民居，现在的上海人对之已不甚了了，实际上，它是上海人有别于传统生活的标志，并将作为近代文化的象征而永存。

石库门这一上海文化特色，就如同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书写着近代上海的文化历史。

石库门既反映了上海人住房的紧张，也体现了上海人的经济头脑，真正代表了中国人都市生活的开始。

“从早期石库门民居的布局和建筑风格看，既吸收了某些江南民居的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可以说是兼容中西的产物。

”〖16〗在小说中这种住房时时会被提到。

比如前期《小说月报》中的《香花供养》（10卷1号）一文，故事就发生在石库门房子里，“我初进门时所见的那住房，两楼两底朝西厢房，是上海最普通的房子。

”《小学生旅行》（2卷3号）里复旦和化欧在伯佺带领下去了一个石库门，那是卖灯喫的所在。

4、交通
清末民初的上海，集各种交通工具于一炉：独轮车、东洋车、自行车、马车、电车、汽车、火车、轮船等应有尽有。

海上竹枝词有记载：“火轮船走快似风，声响似雷逆浪中。

一日能行千百里，大洋西到大洋东。

”（佚名《春申浦竹枝词》）〖17〗“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邀游兴致浓。

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

”（朱文柄《海上竹枝词》）〖18〗汽车沪闵筑长途，创办邑人李汉谟。

一小时中全路达，交通便利是良图。

（李味清《上海六十年见闻竹枝词》）〖19〗车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也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提高了工作效率，拉近了人们的距离。

从上海到周边城市如苏州、杭州等，已是很容易的事。

如此，以上海中心形成一个交通网络系统，借助于交通工具，把上海的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出，既拓展了市场，也丰富了吴文化乃至于江南文化，使区域文化更加活跃。

（2）精神生活
开埠后的上海是国内外商品进出口的聚集地，是一个靠工业和商贸发展起来的都市。

因此，商业精神是上海都市精神的核心，也正是由此精神营造了上海人
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打造了上海这个东方的大都市文化环境。

第一，竞争自强的敬业精神。

上海被动的开放，虽然丧权辱国，无庸讳言，却也给上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上海能迅速发展成商业大都市，尽管这是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殖民地是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因素。

殖民者在盘剥中国人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如对商业的重视。

如他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鼓励经商，并建立保护商业活动的商会组织。

商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竞争的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商人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否则有可能被挤垮。

像王晓籁在他的《王晓籁述录》中，非常清楚地回忆到他在创立纱厂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其敬业精神当可略见一斑。

第二，利益成为市民内在的价值准则。

清末民初，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人们不再羞于言利，而是突出强调“利”的至关重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观点，成了市场经济作用下人们个人行为的真实写照。

“利”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维系之物，可以从当时的俗语中得到证明。

如“亲
兄弟，明算帐”，“桥归桥，路归路”，“英雄不问出处”，“天无一日雨，人无一世穷”，“爷有娘有不如自有”等。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功利主义逐步内化为市民的价值准则。

第三，对传统的反叛精神。

古老的儒家传统在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渐渐失去了效能，此时人们不再沿袭陈规，并以积极的反叛精神矫正传统，如以张扬个性来突破泯灭个性的“克己复礼”，以功利主义冲击重义轻利的认识。

其实，这种反叛正是为社会进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四，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和理性的交流融合态度。

上海作为商业都市，其发展的文化基础就是多样性的整合，也就是说其文化具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海派特色。

也就是说，上海人、对外来文化，有着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同时在接纳的过程中，也积极与本土文化进行整合，提高自己文化的竞争力。

所以在当时的上海可以看到，既有异域的文化，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状态复杂。

另外，人们对异域文化不再是仇视、排斥，视为异端，而是能师夷长技，且心态平和，甚至是崇洋，行动也更加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