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天下的欧阳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天下的欧阳修

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创作了一批“超然独骜，众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种形式的短章大论，是他抒发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时弊、发表政见、改变文风的得力武器。散文创作的成绩，是他文学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

【欧阳修小传】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氏家族历为“庐陵大族”。然传至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开始中衰。欧阳偃尽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进士。其父欧阳观官运亦不亨通，虽然其为人敦厚，居职清廉，平生不治产业，一生也只不过做过两任推官和判官。欧阳修可谓出身寒微、贫贱。

欧阳修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母亲郑氏时年仅二十九岁。她为江南大族之女，平素知书达理。孤儿寡母，无以为生，只好投靠欧阳修在随州（今湖北随州）任推官的亲戚欧阳晔。

欧阳修自幼聪颖过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贫，不能入学受教。

欧阳修的母亲便用河边的获草为笔，以沙滩为纸，教欧阳修练字。因他博闻强记，读书则成诵，名播乡里。当时随

州城内有李氏大族，藏书甚丰。欧阳修经常去李家借书抄读。有一次，他在李家的旧书中偶然发现了《韩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当时尽管欧阳修还不能尽解文中要义，但阅后颇觉韩文气势雄伟，立意深远。欧阳修对此书爱不释手，逢人便称赞“学者当至此而止耳”。

欧阳修文宗韩愈，但当时宋代文坛流行的是雕饰典丽、内容空泛的西昆体。那时为韩愈、柳宗元所击败的骈文也重新抬头，并蔓延到表、章、奏、疏、书信中，被称为“时文”。欧阳修因此在应试中屡遭失败，他不得不重新思索，认识到当时非学“时文”、“西昆”不可。于是欧阳修乃回家埋头读书，“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皆穿蠹经传，移此丽彼，以为厚薄，惟恐不悦于时文。”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终于进士及第，从此步入宦途。

天圣八年五月，欧阳修被授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和西京留守推官。第二年三月，欧阳修到洛阳上任。他以文会友，斗酒成诗，悠游于骚人墨客之列，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他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议论当时朝政，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又同梅尧臣相互作诗唱和。就这样，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誉满天下。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任职期满，被召入京，充任馆阁校勘，修《崇文总目》。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来，他的结发之妻胥氏，续弦夫人杨氏及妹夫张龟政相继病逝。

但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家庭不幸而沉沦，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新政中。

当时，北宋朝廷积贫积弱，对外战争软弱无力，国内财政匮乏。范仲淹被调到京师主持政务，便力图革新朝政。他上书仁宗，指陈时弊，得罪了一批守旧官僚，而被谪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尹洙、余靖等人上书救范仲淹而被逐出馆阁。谏官高若讷仰承宰相吕夷简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义替范仲淹论辩，反而竭力谗诋范仲淹。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连夜写信给高若讷，饥讽他“身惜高官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降宰相以近刑祸”，痛斥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

高若讷看后气急败坏，把欧阳修的这封信送呈仁宗，欧阳修因此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

欧阳修携老母寡妹，乘船沿汴入淮，再涉大江，历时五月至夷陵。在夷陵，欧阳修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翻阅，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不可胜数，于是仰天长叹道：“一个荒远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欧阳修于是乃一一纠枉反直，惩奸创恶。尔后，欧阳修又移任武成（今河南滑县）节度判官。

康定元年（公元1040），宋夏战争正酣，宋军一败涂地。

宋仁宗大为恐慌，于是决定广开言路，内修政治。被贬饶州的范仲淹被擢升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想起欧阳修因上书救自己而贬逐在外，于是奏请朝廷重新任用。但欧阳修坚辞不受。他推辞说：“从前我所以那样做，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还是同其退而不同其进较好吧。”

过了很久，朝廷又恢复了欧阳修的校勘职务，他被任命为集贤院校理。

庆历年初，北宋内患外忧丛生，危机四伏。对此，宰相吕夷简束手无策。在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下，宋仁宗欲更天下弊端，起用改革派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实行新政。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欧阳修充任谏官，他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

那时，北宋仕途大开，每年通过科举考试，成百上千的文人士大夫涌入官场。尤其是恩荫，滥施旁支、直系、异姓甚至门客，使大批的地主阶级子弟涌入官场，连骑着竹马的小儿也为监宦。欧阳修对这种荫补制坚决反对。他主张精选官吏，杜塞滥源，因此提出了按察法。由朝廷派遣才高正直的官吏赴各地对州县官吏进行考察，评定其政绩，然后一一注明奏报朝廷，以供朝廷对官吏赏罚罢黜时参考。庆历三年，为人奸诈阴险的李淑竟从开封知府晋升为大学士，欧阳修立即上奏反对，结果李淑降知寿州（今安徽寿县）。对贪官污吏，欧阳修更是严惩不贷。边将葛宗古、王克庸、滕宗京贪污军费，中饱私囊，案发后，有些人认为边将身负重任，当

从宽发落，而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他们于国于民无尺寸之功．反而逾违不法，其罪在不赦，不严惩无以戒后。

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谤诬声四起。他们攻击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衰结为朋党，恶意中伤范仲淹“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被迫出为河东宣抚使。欧阳修上《论杜衍、范仲淹罢政事状》，极力援救范仲淹，但无济于事。欧阳修又作《朋党论》进献仁宗，劝仁宗鉴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但终因守旧官僚反对，没有能挽救范仲淹。范仲淹出贬，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出使河东，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他对边疆军务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在代州、忻州等地让老百姓开垦禁地废田，使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粮食。

出使回来，欧阳修又奉命赴任河东都转运使，负责平定保州的（今河北保定）屯兵之乱。

当时，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欧阳修十分愤慨。他向朝廷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四周的敌人相互称贺于外，我替朝廷可惜呀！”由于欧阳修在朝中刚劲正直。弹劾奸侫，为反对派所忌恨。他们借欧阳修妹妹的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