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转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资三个部分。

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有直接影响，特别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尤为明显。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和机构研究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论差别很大，但都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促进的。

因此，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一、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变动特点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政府支出（即政府财政支出）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支出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本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

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7.67%下降到2006年的10.86%，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3.06%下降到2006年的3.43%。

二是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比重先降后稳。

2001年以前，这两项支出比重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此后保持稳定。

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比重基本在4%—5%之间，支农支出比重基本在5%—6%之间。

三是文化、教育、卫生支出波动较大。

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5.8%上升到1994年的22.07%，此后总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005年下降到17.99%。

2006年以后，随着国家较大规模增加对教育、卫生的投入，这一比重又呈上升的趋势。

四是行政管理支出总体上不断上升。

从1985年的6.52%上升到2006年的13.95%。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变化也较大。

其中，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有较大提高，但在1996年以后连续4年下降，到2000年以后基本在13%—14%之间徘徊。

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始终稳定在5%左右。

社会保障支出从1985年的1.55%上升到2002年的11.95%，此后一直在10%—11%之间波动。

总体来看，尽管2002年以后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

2007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9.2%，和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居民的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

食品消费比重（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2.2%下降到2007年的36.3%，衣着消费比重从14.6%下降到10.4%。

2.耐用品消费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后稳中有降。

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比重有大幅提高，进入90年代以后稳中有降，比重从1990年的10.1%下降到2007年的6.0%。

3.居民用于住、行、通信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

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9.83％，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从2.1%上升到13.6%。

4.居民用于医疗、教育等提升人力资本的支出比重有较快上升。

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5%上升到2007年的7.0%，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支出比重从8.2%上升到13.3%。

（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城镇居民类似，但总体滞后于城市居民。

1.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但降幅要小于城市居民，而且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比城市居民高出6.8个百分点。

2.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比重都有较大上升，但总体上仍低于城市居民。

3.居住消费支出比重与城市居民变动相反。

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18.23%下降到2005年的14.5%，2007年又回升到17.80％。

总的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长要快于整个消费增长，其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另据对美国、英国、新加坡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居民文化娱乐教育支出比重平均为7.5%，而且教育支出比重很低；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平均为5%。

因此，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也明显偏高。

三、政府支出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得居民承担的比重上升，突出表现为学杂费比重显著提高，导致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比重不断提高。

1992—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从84%下降到61.3%，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比从62.1%下降到55.4%；学费和杂费所占比重从5.1%上升到18.4%。

2003年以后，随着社会教育经费的增加，以及国家相关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学杂费比重终止了持续上升的趋势，稳定在18%左右。

2006年以后，国家财政性经费比重有较大提高，学杂费比重则大幅下降。

与此相对应，居民教育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也呈稳中趋降的态势，这说明国家的教育支出与居民教育消费支出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二）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使得个人的卫生支出比重上升，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提高。

1985—2001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38.6%下降到的15.9%，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也呈下降趋势，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8.5%上升到60%。

2002年以后，随着政府和社会对卫生支出的增长，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也由升转降。

与此相对应，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趋于稳定，并在2006年开始下降。

这说明国家的卫生支出与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三）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不够，使得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降低。

1990—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

同时期，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来源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也从0.4%上升到8.1%。

这使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总收入增速。

这些特点在2000年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四）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和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其中，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营性收入则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缩小。

1990—2007年，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超过80%；其次为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0%。

由于转移性收入的主体是离退休金、价格补贴、社会福利救济等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占60%—70%），因此这种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的补助不够。

（五）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还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

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为居民提供较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轻居民防范性储蓄动机，明显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

但1990—2007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

这说明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是我国居民储蓄连年增长、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

四、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取向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足，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并降低居民消费倾向。

今后，我国政府将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作用。

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比人均GDP6000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低近25个百分点。

如果我国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这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达到当前的国际平均水平，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人民币汇率水平，按不变价计算，这三项支出比重每年应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

如果再考虑人民币升值、现价等因素，三项支出比重提高的速度应更快。

二是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政府支出的标准差和居民消费的标准差高度相关，各地区政府支出差异的扩大加剧了各地区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

因此，应加快确立并实施最低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

同时，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尽快建立起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

三是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并且更多地向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倾斜。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的生产“直补”，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尽快转变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

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社保支出给予适当补助，减轻其缴费压力。

四是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抓紧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促进就业支持机制，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机制，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机制等。

五是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节省政府相关投资。

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应尽可能吸收民营资本投入，减少政府支出，以便将这方面的资金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