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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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自20 世纪下半叶，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美国社会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以传统经济学理论并不关心的集体行动问题(或者说是非市场决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肯尼斯J.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经济学》、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相关理论。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奥尔森的以全新的视角完整地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

1 集体行动的失败：个人理性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传统的集体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第一定律指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而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会自发增进那些共同利益,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它们共同目标或集团目标。与此截然相反，奥尔森的集团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认为除非用强制或者其他特殊手段，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主动自发地采取行动以实现集团利益。理性是人类具有以推理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的行为是理性地适应于追求行为者的某个目的的行为。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总会倾向于使用有效方法获得最大的效率，即在一定产出下投入最小或在一定投入下产出最多。基于这种个人理性的逻辑起点，集团成员不会志愿地为增值集体利益努力。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是指一群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的逻辑是基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奥尔森集体行动中，个人的行动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这意味着，如果个人认为参与集体行动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参与其中。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的理性行为。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还包括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自由骑车者问题”。这个问题指的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获得相同的利益，那么他就不会参与其中。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在奥尔森集体行动中，个人的利益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个人必须相信其他人也会参与集体行动，否则他们就不会参与其中。因此，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信任和合作。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基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自由骑车者问题、个人选择和自由、信任和合作等因素。这种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参与集体行动，以及如何在集体行动中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最大化。

浅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关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大家都很熟悉，1958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由奥尔森（Burton M. Olsom）发表，概括了集体行动理论的关键思想。

《集体行动的逻辑》以社会动力及其影响社会行动的力量为主要设计概念，着重指出集体

行动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即参与者合作形成某种形式，以实现共同意图或获得共同收获。奥尔森认为任何集体行动的发生都是由社会动力来推动的，这种动力可以是经济利益，需要或政治意识形态等，社会动力的强弱及其作用的各种变化都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发生，

具备不同社会动力的参与者会发生不同的行动。奥尔森指出，参与者在集体行动进行过程中，都会受到社会动力的影响，他们个体行动的发生或变化会改变集体行动的进程和趋势。

《集体行动的逻辑》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社会动力对集体行动的重要意义，表明任何形式

的集体行动，包括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都是由社会动力所推动的，而参与者的行动则受

制于社会动力的规律性的作用和影响，更多地受制于社会环境或外部社会动力的规则。

由此可见，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现在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强调社会动力驱动着它们，参与者个体行为受限于它，应重视社会动力的组织，它是改变社会行动现象及其最终结果的因素之一。

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一
、ຫໍສະໝຸດ Baidu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
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采取 “ 理性人” 的假设，他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短视的，人们总是寻求最大的收益和最低的成本。从这一假设出发。奥尔森对 “ 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 “ 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奥尔森重点考察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大集团和小集团做了区分，认为集团规模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组织成本也越高，集体行动越困难。奥尔森指出：“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 ” ，他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 “ 搭便车”现象。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针对大集团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的困境，为避免搭便车，奥尔森设计建立独立的 “ 选择性的激励 ”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 “ 选择性激励 ”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即既可以通过惩罚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进行诱导。除了考虑集团规模外，奥尔森还简要分析了集团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他指出：“ 一个集团，如果其成员对一件集体物品的兴趣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脉络分析

奥尔森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对传统学术界所坚持的由共同利益个人组成的集团其行动是一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集团中每个人都怀着强烈的搭便车动机，这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失败。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如同理性的个人，也具有搭便车的天性，他们在集团狭隘利益诱惑下成为分利集团，其行为扭曲了市场过程，国家必须依靠立法来对其施加限制。对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以及其论证过程进行了整体的梳理。

标签：奥尔森；集体行动；利益集团；搭便车

1 理论背景

曼瑟尔·奥尔森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是20世纪中后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与分利集团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探源》、《权利与繁荣》这三本著作中，其中前两篇堪称为姐妹篇，后者主要运用了前者的理论。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的问题，奥尔森从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搭便车”思想的存在，导致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既然集体行动出现困境，那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奥尔森指出大型集团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选择性激励：（1）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2）具有向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资源的能力。在《国家的兴衰探源》一书中，奥尔森运用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国家兴衰之道，认为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如同集团中的理性个人，具有搭便车的天性，他们在集团狭隘利益诱惑下成为分利集团，其行为扭曲了市场过程和政府过程，导致了制度僵化和经济停滞的社会后果，因此，国家必须依靠立法来对利益集团的活动施加限制，强化利益协调机制。在以往对奥尔森的研究中，大多是对他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应用性研究，而忽视对他的理论的辩证思想，本文对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以及其论证过程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与评析。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公共经济学原理】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肖卫政管1000016927

摘要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前提，对集体行动和集团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证，试图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理论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些假设和论证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奥尔森集体行动集体物品利益集团

内容概述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开篇就否定了“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传统观念。奥尔森指出“集团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利益”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进而利用理性人假设对集团行动的传统观点进行批判。奥尔森提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①理性人意味着人是自私自利的，集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理性人采取行动以寻求个人利益。所以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以传统的理论假设提出新的集团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主要有两点：一、传统理论认为“集团总是试图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奥尔森认为，集团增进的利益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其他人对这个物品的消费，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就不能将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排除在对此物品的消费之外，或者是排除的成本过高。这就使得“搭便车”成为可能并且对理性人产生了“搭便车”的激励；二、传统理论认为，小集团和大集团只是规模上的差别，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奥尔森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大集团和小集团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运作的。奥尔森指出，集团越大，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越偏离最优水平。依据市场和非市场的区别，奥尔森提出了利益集团的分类：排他性集团和相容性集团。排他性集团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之间面临的是零和博弈，限制新成员的进入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蛋糕”，相容性集团是一种正和博弈，集团中利益尚未存在，集团吸取成员以“造更大的蛋糕”，但是理性人缺乏为集团利益行动的激励，所以在利益相容性集团要采取“有选择性的激励”，制定奖惩制度，如果激励的实施存在困难，则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从理性人出发探求自利与理性及选择性与道德激励的关系-政治学论文-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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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作为一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理论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界，而是对整个社会科学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自《集体行动的逻辑》于1965 年发表以来，他后期的每一部著作都受到广泛的关注，重要的理论著作还包括《国家的兴衰》(1985) 、《权利与繁荣》(2000) 。纵观奥尔森的学术生涯，可知其以集体行动理论为逻辑出发点，试图用单一的集团理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史，并结合大量的历史史实与经验案例对理论进行验证。故有学者将奥尔森比喻为学术上的刺猬，认为经济学家的身份不能概括他的一生。

然而这种理论的解释力自其产生之初就引起了广泛争议，不论是经济学界，亦或是学界对他的理论皆褒贬不一。

与国外研究气氛的热烈不同，国内对奥尔森理论的研究却始

于上世纪90 年代。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自引入我国之后，先是在经济学界引起讨论，后逐渐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领域，特别是学与社会学。与盛誉相伴随的是，国内学者在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深入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理论的局限性，指出其解释力的缺乏，并寻找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如学学者杨光斌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与传统学中对利益集团的界定、地位、作用的认识相冲突，此外，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也不能解释在现实社会中环保、慈善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转。

也有学者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中过于强调人的自私自利性，而忽视了经验生活中意识形态与道德的约束作用。但是部分学者为奥尔森辩护，社会学家赵鼎新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是形式模型，对其批判只可从两个角度入手: 一是指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 二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因此，对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模型，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发来批判是驳不倒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结合案例讲书中观点

案例1：某个集团1科研项目需要1百万经费，集团拥有1百名会员，研究成果集团内部共享，并能给全部会员增收2千万。理性告诉我们，每个会员都有承担部分科研经费的动力，而且最好是每人均摊。这样，个人理性能促成合乎集体理性的行动。

但是奥尔森告诉你：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团利益做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并非简单个体理性就能达成的。按照奥尔森的逻辑，在自愿前提下，上面的科研经费很难筹齐。为什么呢？如此巨大的回报率，每个会员会想当然的出钱啊！但是，别忘了，集体行动的成果是由所有会员共享的。理性人会计算，如果我不出钱，高回报率导致某些人来给科研经费买单，结果就是我免费使用研究成果。以理性经济人来看，这种情况肯定比承担部分科研经费要好。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在自愿承担的状况下，这个科研项目就会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放弃。

上面的分析过程显示了这本书的主要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集体行动是怎样进行的，当然不止上面。按照书中的逻辑，奥尔森说，真相远不止这些。给案例1修改一个条件：因为集团拥有很多业务，所以强制性地在年终分成时扣除每个成员一万元科研经费。事情可以很顺利的进行。这说明：强制性条件下集体行动可能更容易实现。

我们也可以给案例1修改另一个条件：会员可以按照承担科研经

费的份额得到增收份额。这样的话，1万元的科研经费份额对应20万元的科研成果，理性经济人也会促成集体行动的实现。这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2 选择性激励2也能促使集体行动的实现。

另外，奥尔森还发现，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刘华云

【期刊名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4

【摘要】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总页数】5页(P95-99)

【作者】刘华云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06

【相关文献】

1.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J], 高春芽

2.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J], 郑子峰

3.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启示--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 [J], 孟欣然

4.论政府在环境保护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的启示 [J], 罗文君

5.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J], 舒坤;杜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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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团规模与潜在集团

集团规模越大越需要协议和组织，组织成本是成员数量的增函数。这也会增加供给公共物品的难度。三个因素使大集团不能增进自身的利益： 1、成员数量越多，个人收益份额越小。 2、集团越大，越不容易出现寡头垄断那样的相互作用。 3、集团越大，组织成本越大。很大的集团中，一个成员帮助或不帮助提供公共物品，其他成员不会受到明显影响，因此也没有理由作出反应。“潜在集团”
社会激励与社会压力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当不存在经济激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使他这么做。人们很看重友谊、声望和自尊。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是一种非公共物品，社会激励可以对个人实行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人受到奖励。
大集团和小集团的社会激励

社会激励和社会压力在小集团中的作用更有效，主要原因有：大集团中，每个成员都微不足道，每个成员的行为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激励和压力都没有意义。（一个想用一只铅桶来挡住洪水的人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怪人而不是圣人。）在大集团中，成员往往彼此不认识，即使一个成员没有为集团利益作出贡献，地位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含义

5、共容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以及可能小的负担给其成员再分配收入，并且会禁止再分配，除非再分配的数量与再分配的社会成本相比非常大。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于1965年提出的，该理论对个人在参与集体行动时的动机和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奥尔森认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所付出的成本往往远大于个体获得的利益，因此，为了使集体行动得以实现，要克服个人的自私和自利倾向。奥尔森的理论对于解释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围绕着个人如何在集体行动中权衡成本和利益展开。他认为，个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时会面临困境：一方面，个人愿意通过集体行动来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实现自身的目标；另一方面，个体也面临参与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物质等方面的成本。奥尔森指出，由于集体行动中的成本大于利益，个体在决策时更倾向于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实现。

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提出了“囚徒困境”和“选择集体行动”的概念。他认为，在集体行动中，个体往往会面临一种囚徒困境的境遇。即个体在集体行动中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自利行为的威胁，使得他们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奥尔森提出，个体应该通过选择集体行动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他认为，只有当个体认为参与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参与其中。因此，为了提高集体行动的成功率，必须通过激励措施和机制来降低成本、增加利益，从而提高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

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理论认识到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时的自私和自利倾向，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激励措施和机制来引导和促进集体行动。另外，在社会发展和组织管理方面，该理论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理解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机制，可以为社会组织和机构提供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制度设计，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任何人类行为都能归因于对那一行为的本能或偏好，但这丝毫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教授将经济学方法引入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中，提出与传统集团理论不同的观点，通过各种例子分析小集团和大集团的差异以及如何通过”选择性激励”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难。

集体行动为何会失败?

奥尔森教授的研究始终是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为基础的，同样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本书认为人们对于共同的利益有兴趣，但对于追求利益所形成的集体成本没有兴趣，所以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而之前的社会科学家认为个人组成集体前后的目标是相同的，组成一个集体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所以人们会采取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比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人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两种假设都有它们的逻辑，但很明显在现实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比如家喻户晓的”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样的情况符合了奥尔森教授的假设，但”两个和尚挑水喝”又与传统的理论不谋而合。而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个人的理性行为在什么时候才会和集体的理性相一致?

结合本书与公共经济学的课程，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成员都可以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做出努力的人。比如出于某些经济或政治的需求，外国工人经常罢工，迫使政府做出有利于工人的决定。如果成功的话，整个工人群体都会受益。但是失败的话那些罢工游行的工人就承受了所有的损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被逮捕被伤害。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有福可以同享，有难却不能同当”。按照平常的想法，人如果知道了自己最容易被牺牲，肯定不会留在这样的集体里，除非有什么非要留下的理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对于集体行动的成果有不同的评价，如果边际收益远远大于边际成本，那么当然会愿意承担大部分的风险，就好像上面提到的三个和尚，不能完成挑水这个集体行动但最

个体与集体之争_兼论集体行动的逻辑悖论

为集体行动的“结果悖论 ”。
“人们以团体成员的身份做出的行为，是
那么人们是如何来界定“ 集体 ”概念团体成员采取的统一行为”。④根据这一界
的呢？
定，笔者认为，团体行为的本质在于它的
经验上判断，人们通常从数量上来考 “统一性”。之所以称某种行为是“集体（团
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已选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集体＇；但对集体
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的大多数讨论看来关心的主要是有共同
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利益的集体。 ”②他引用了阿瑟·本特利以
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及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的观点，并采
个人动机 — ——它们是基于个人不同的内蒙认为，“经济人 ”所具有的客观理性在现
心体验和需求，他们的“坐享其成 ”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并不代表整个集团行动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当忽略了“集体行为 ”与“个体行为 ”的差异性，忽略了集体中的不同个体特征时而推导出的集体行为的逻辑结果又涵盖了个体行为的结果方面是不可取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这本书被称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作者曼瑟尔·奥尔森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了解了一下关于这本书的背景知识后发现，这本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且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首先梳理一下本书的框架，奥尔森首先阐述了集体行动理论与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理论，为从微观机制来对集团腐败进行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奥尔森鲜明地反驳了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并随后得出了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第三章则考察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四章则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五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六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浅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2019.6News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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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人，集体行动密切地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集体行动，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的整体架构，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各类集团与组织大量涌现，集体行动的失效现象却在与日俱增。人们不禁想问，集体行动体现出何种逻辑、是什么引发了集体行动的失效、该困境的出路在何方？……奥尔森教授将经济学方法引入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之中，基于理性人假设批判了传统集团理论，提出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并予以两种解决方案，为集体行动问题的探究，于重重迷雾中窥见了一丝智慧的微光。

一、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传统的集体理论认为，集体是拥有共同利益的个体的集合，集体目标的实现使集体中的个体均能够获益，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理性、寻求利益的个人会为了共同利益而行事，即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增进和维护共同利益，推动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由此我们推想，同一公司的员工会积极参与例会和团建活动，同一社区的居民会保持公共环境的整洁，同一产品的消费者会组织起来和售假的商家据理力争……但事实上，上述现象不一定发生，基于成员共同利益组成的集体，无法推导出所有个体为实现共同目标采取行动的一致性。对集体内部成员而言，集体行动所产生的集体物品类似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集体采取行动的过程中，少数成员的消极对待甚至不采取行动也可以确保其在集体实现目标后分得一块蛋糕，因此为最大化个人收益而最小化支出成本，个体会减少对集体物品生产的贡献，避免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却试图分享由他人提供的集体收益，产生搭便车的集体行动困境，这无疑阻碍了集体利益的进一步实现，彰显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以规避的冲突性，但对自利的个人而言，搭他人劳动便车的行为却是合乎理性的，即奥尔森所谓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为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做进一步诠释，奥尔森按照集团规模和互动频率将集团分为大集团和小集团两类。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成员规模的差异会影响集体物品供给的手段和效率，进而影响集团行动的方式与可能性，集团规模越小，成员间互动越频繁，互信程度越高，凝聚力越强，因此在同等状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可能提供最优数量或接近最优数量的集体物品，即比大集团具有更高的行动力和更大的有效性；而在大集团中，组织成本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张而剧增，个人提供最优数量集体物品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最终在集体中所获取的人均收益，因此集团越大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搭便车困境在大集团中更为突出。我们耳熟能详的和尚挑水的谚语，便生动地阐明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以中国民间智慧支持了奥尔森的理论推理：“一个和尚挑水喝”是个人理性的行为体现，“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的具体实现，“三个和尚没水喝”是集体行动的彻底失败。

关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

作者：赵蓉蓉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33期

摘要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著作中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提出了在集体行动中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并最终提出了进行选择性激励的方法，从而解决集体行动中的困境。但正是由于其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所以其理论自身也具有局现性。

关键词理性人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作者简介：赵蓉蓉，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244-02

曼瑟尔·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集团理论的发展。他在书中对于传统的利益集团观进行了批判。对于集团的研究，传统的理论家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总是有进一步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每个集团都是为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服务。在奥尔森看来，这些理论貌似合理却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发生：理性的“经济人”会在集体的行动中“搭便车”，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排除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集团和集体行动，在研究和探讨集体行动及其困境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对于集团这个词，不同的理论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和分类。本特利是集团理论的创始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指出，社会本身只不过是一些组成社会的群体联合。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可以由有相同利益个体组成的群体来代表。本特利认为，利益集团是经济、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力量。每个集团都有自身的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总是导致集团行动。在本特利之后，杜鲁门修正了这种群体与利益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认为，当具有共同态度的一部分人正式或非正式地结合成一个团体，以建立、维持与增进共同态度所蕴含的行为模式，向社会上其他团体提出其主张，并进而谋求实现其主张时，便构成了利益集团。根据杜鲁门的看法，在简单的社会中没有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产生是与社会专业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的。在当前的学术界，对于集团的界定基本上是围绕着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但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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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08-04-30

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高春芽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3)

摘　要: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奥尔森认为理性的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但他没有系统论述利他主义行为和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过程的影响。关键词:奥尔森;理性人;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D 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8)04-0016-03

作者简介:高春芽(1978-),男,江苏宿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在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奥尔森是一

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打开了通向正式研究集体行动之门”。[1](P 3)奥尔森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冲击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还在于使用新型方法论,分析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托马斯·谢林认为,奥尔森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人假设。[2](F o r e w o r d )而奥尔森在《经济、行为和逻辑》中指出,他接受并使用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但自己并没有使用理性人假设。[3]如何评价理性人假设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经成为需要明确辨析的问题。

一、理性人的含义理性人(r a t i o n a l m a n )是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行为模型,但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类行为进行理性分析并非始于公共选择学派。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与霍布斯在对市场交易和政府起源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具有自利性的个人能够理性地交换产品或签订社会契约。杜鲁门对此认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若隐若现地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被假设为运用着`理性选择',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独立行动着。”[4](P 14)公共选择学派从经典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灵感,明确地提出并使用理性人模型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方法论革命。

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而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设定。唐斯认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5](P 5)理性人总是采取有效的方法,力图在一定产出下使投入最小化,或在一定投入下使产出最大化。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研究者籍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分析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理性人假设仅在“逻辑上一致”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无须在在经验上加以反驳。[6](P 160)

和理性人有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经济人(e c o n o m -i c m a n ),在有些学者的著述中,这两个概念被互换

使用。经济人是从对市场交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行为模型,随着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经济人的适用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由于经济人具有物质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和现实中的社会人相距甚远,一些学者拒绝使用这个概念。唐斯就认为经济人已经“臭名昭彰”,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仿佛具有一个计算器似的大脑”。[5](P 6-7)同经济人相比,理性人更有可能受到利他主义、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奥尔森的著作中,他主要使用的概念是理性人而不是经济人。

二、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运用

奥尔森的研究方法源于经济学,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采取行为,均假定其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促进他具有的某种`利益'。”[6](P 160)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早期发展为条件。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中运用和延伸。唐斯、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主要关注选举和立法过程等政治问题,奥尔森比他们更加广泛地使用了理性人假设,他将此方法延伸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领域,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参与理论。[7](P 13)

(一)理性人与自利性

戴维·瑞兹曼认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前提,一个是自利假定,另一个是计算理性(c a l c u l a t i v e r a t i o n a l i t y )。[8](P 143)奥尔森对此并不予以承认,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3](P 77)奥尔森试图回避自己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使用理性人假设,但这和他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分析并不相符。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命题就是,“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9](P 873)回避理性人假设,将使集体行动理论缺少方法论支持。

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理性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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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奥尔森对集体物品供给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从理性决策的角度,奥尔森论述了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

“非市场集团中的个体必须考虑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从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中得到的总收益是否超过他为此付出的总成本。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愿意供给集体物品的话,那又该提供多少,答案当然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而非总成本和总收益之间的关系。”[6](P27)

集团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这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计算”的结果:“奥尔森假设理性的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方式与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那就是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以后,不再参与集体行动。”[1](P2)集团成员根据成本———收益的计算决定是否贡献以及贡献多少集体物品,这是理性人的基本行为特征。①有学者对奥尔森的理性人模型提出批评,认为他没有重视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是“自私自利的基本逻辑”。[7] (P25)奥尔森把理性解释为:“不管人们的目标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他们都以有效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6](P23)理性人寻求实现预期目标的有效方式,而非专注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奥尔森认为理性人并不意味着自利,一个利他主义者同样可以是理性的。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还希望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心理目标。经济激励以外的性爱激励、心理激励和道德激励都可以成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6](P60)奥尔森曾经区分了理性利他主义和“康德式”利他主义,理性利他主义者采取有效的手段实现利他目的,而“康德式”利他主义者则不计后果地追求利他目的。[10] (P19)奥尔森将各种极端利他行为视作非理性,理性人并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奥尔森认识到利他性对理性决策产生的影响,但是,由于理论分析一致性和简明性的需要,他在研究中并没有详细论述利他主义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当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发生冲突时,个人将如何取舍。奥尔森对小集团的论述提及了社会激励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由于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关注大集团,非经济激励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奥尔森一方面指出,为获得集体物品而遵守道德准则、作出牺牲并没有和集体行动理论相冲突,另一方面他又诚恳地承认,自己没有用道德力量或道德激励解释集体行动:“首先,不可能得到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的经验性证明;在某些特定的事例中,不可能确切地说某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这样用道德因素来解释人的行为就会使理论无从验证。第二,不需要这样的解释;因为其他因素就足以解释所要考察的集团行动。第三,大多数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总是明确地争取自身利益,而非其他集团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集团行动归因于道德准则就不是很合理。”[6](P61-62)这段引文准确地体现了奥尔森对理性人假设的基本看法。奥尔森没有否认理性人可以采取利他行为,但他并没有将利他主义纳入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分析中。虽然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理论必须首先研究影响个人自利行为的激励结构。[11](P117-119)政治学家莫指出,奥尔森在行文中常提及意识形态、社会压力和利他主义,“这造成所有价值因素都被纳入集体行动理论预设中的误导性印象”。[12](P24)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理性人首先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独立决策者。

(二)理性人与理性的限度

根据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观点,理性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强理性、弱理性和中等理性。[13] (P68)对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研究中使用的理性人假设,一些学者从理性强度的视角展开了讨论。张伯伦指出,奥尔森假设个人对所有人的行为和集体物品的生产函数拥有充分信息,奥尔森假设的理性人具有“强理性”,能够对决策的成本和收益作出精确的计算。[14](P708)与此种观点有所不同,戴维·马什认为,奥尔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方法论“假定了最优决策条件的存在”,个人是拥有充分信息的理性人,但奥尔森在对小集团的讨论中,认为集体行动过程伴有策略性行为。集团成员并不拥有充分信息,他们将在预期其他人行为选择的前提下作出决策。[15](P266-267)

奥尔森明确指出,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个人并不拥有“充分的以至全面的信息”。[16](P62)奥尔森虽然将理性人作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但他认为人们的诸多判断并非出于精确的计算,而是依赖个人的习惯。奥尔森举例指出,一个走在水泥路上的人并没有怀疑脚下踩的不是水泥而是涂成水泥色的纸,这并非由于个人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计算,而是出于个人的日常习惯。他认为:“在我(奥尔森)的方法论中……一个人应该就其本身研究问题,并使用必需的假设和学科知识。我的方法论并非始于狂热或冰冷的理性。”

[3](77)人们对于重要问题的决断会进行理性计算,而对于非重要问题则并非如此,人们会采取“理性无知”(r a t i o n a l i g n o r a n c e)的态度,没有激励收集额外信息。奥尔森提出了有关理性选择的“临界值”理论:理性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存在一个临界点,在高于临界点之上,个人才会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这就好比一个人承受了压力,在压力很小时个人不会采取反抗,只有当压力很大时才会作出反抗。[6](P164)西蒙认为,个人的理性受到生理、心理结构的内部约束和缺乏信息的外部约束,人们追求“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的结果。[17](P30)依据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奥尔森认为个人决策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或传统规则的限制,个人并不是一个“最大化者”而是一个“满意者”。[18](P99)个人常常依靠意识形态和习惯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决策者并不拥有无限理性。

奥尔森在提出理性人假设时意识到利他主义的存在,与此类似,他也意识到有限理性对个人决策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地将有限理性融入集体行动理论,系统研究有限理性对集体选择的影响。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中(主要是大集团理论),他实际上假设个人拥有“充分信息”(f u l l i n f o r m a t i o n)。[19](P1337)唐斯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论述了意识形态对公共选择的影响,相比之下,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中缺乏相应的分析。②

高春芽:理性人假设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①②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奥尔森对小集团集体行动的论述并没有严格使用成本———收益的理性人分析框架,集团成员是根据利

益的份额而非净收益的大小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奥尔森转入对制度僵化的研究,他开始重视有限理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意识形态被操纵或公民存在理性无知的条件下,分利集团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最终导致国家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