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税收规避与企业价值——基于代理理论框架的分析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税收规避与企业价值—基于代理理论框架的分析荫浙江工商大学颜淑姬【摘要】本文基于代理理论框架分析家族上市公司税收规避问题，首先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避税偏好，实证发现家族企业存在一定的避税偏好，但不显著。

接着从公司治理的三维：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薪酬结构寻找影响家族上市公司避税行为的因素。

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与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与避税程度正相关但不显著；股权分散、独立董事与避税程度正相关，说明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权力制衡及监督的作用；董事会规模与避税程度正相关，说明大规模的董事会反而导致监督乏力；高管高薪酬没有发挥利益协同效应，长期机构持股及股票期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避税程度。

最后观察了家族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发现避税程度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可能源于家族企业突出的代理问题。

【关键词】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税收规避 代理理论—尧弓I言对于企业而言，营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将作为税收支出上缴给国家，是一项重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企业有强烈动机通过各种途径去减少税收支出。

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以及上缴的所得税额均是高管业绩考核的衡量指标，高管并没有合理避税的现实压力曰而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所得税支出直接参与家族企业的财富分配，给企业带来现实的现金流出，相比国有企业而言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避税。

国内外的一系列案例均已说明家族企业的避税偏好。

贝因美屡次因非合理避税被追缴税款。

2011年4月12日，贝因美以高新技术企业名义在中小板上市，同年9月披露因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条件补缴税款5892万多元；2012年5月再次公告因前三年研发费用归集不合理，补缴税款2785万元；同年还被查出存在销售业务少缴税收和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需补缴552万税款及滞纳金。

2011年8月15日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青岛亨达集团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2007至2011这5年间假充外资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据披露在2008至2010年期间涉嫌偷漏税2631.38万元。

2008年韩国三星董事长李建熙因逃税丑闻辞去董事长职务等。

避税作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活动，是财富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又一次再分配过程，是以减少国家税收收人为代价来获得企业的节税收益。

而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由于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尤为突出（陈德球等，2012;雷星晖，2011;贺小刚，2011等），避税给企业带来节税收益的同时也会增加代理成本，如控股股东的寻租成本。

对于控股股东而言，由于其较高的持股比例能分享更多的节税收益，也因高控制权有能力利用避税交易的复杂性及模糊性进行利益寻租，从而给广大中小股东造成侵害。

同时，由于控股股东的高持股比例、长持股期限及投资的非多元化使得其将承担更多的因避税失败可能带来的处罚、声誉损失及股价下跌。

理性的家族控股股东会权衡避税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只有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才会采取激进的税收行为。

那么，家族企业避税是否是普遍现象？是否比非家族上市公司避税程度更大呢?家族上市公司不同的治理结构是否会导致避税差异？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家族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避税到底是提升了企业价值还是减损了企业价值？本文试图基于代理理论框架从公司治理角度探寻避税动机的个体差异及避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基于成本收益的避税偏好分析。

税收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成本开支，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企业 往往会聘请税务顾问、进行外部税务咨询或内设税务部门来 进行税收规避活动。

避税给企业带来节税收益的同时也会产 生相应的成本，比如进行税务咨询的费用、制定筹划方案的 人力物力成本、筹划方案可能产生的风险成本等以及管理层 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非税成本（Scholes,Wolfson,Erickson, Maydew和Shevlin,2005)。

但是对于家族上市公司而言，最大的还是因突出的第二类代理问题（陈德球等，2012;雷星晖，2011;贺小刚，2011等)而产生的非税成本。

Desai等(2007)开辟了基于代理理论框架研究企业避税 行为的新纪元，其指出在税务研究中考虑企业代理成本具有 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是否避税取决于企业对避税产生的 节税收益与隐藏在其后的包括代理成本在内的非税成本的 权衡。

对于企业而言，最大的收益在于节税收益，控股股东因 高持股比例可分享较多的节税收益，控股股东还可能利用避 税交易的复杂性及模糊性获取寻租收益。

而非税成本包括为 避税构造复杂交易的时间及努力成本，以及伴随避税交易的 代理成本，避税寻租被中小股东洞察而带来的股价下跌成 本，由避税风险可能带来的监管处罚成本及声誉损失成本。

避税主要通过对管理层寻租的反哺作用产生代理问题，引起代理成本。

避税交易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及模糊性难以被 审计师和税收监管当局发现，避税交易越多，自利行为就越 容易被掩盖和实施，高管就能获取更多的私利；而高额的寻 租利益又会进一步激发高管层的避税冲动。

Dyrent等(2010) 研究发现高管层一方面可以通过真实交易进行操纵性盈余 管理来降低应税收益，以达到减少税收支出的目的；另一方 面为降低应税收益的交易背后可能隐藏着管理层的利益侵 占行为。

Desai等(2004)对Tyco公司、Cheng等(2005)对安然公 司利用避税交易操纵利润进行了案例分析，均发现管理层确 实通过避税获取了私利。

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当广大中小股东发现高管层利 用避税进行利益寻租，则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拉低公司股 价，这对于代理冲突严重的家族企业也是致命的打击，控股 股东因高持股比例损失也将更大。

控股股东持股期限长，投 资非多元化，他们将为避税风险长期买单，避税如果被监管 部门认定为违法，将带来处罚成本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声誉损 失，这将影响企业的后续融资。

因此，控股股东因避税获取高 收益的同时也将承担高风险成本，只有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 成本时。

避税才是纳税人的理性选择。

(二)企业避税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司治理会影响企 业税收行为（Desai等，2007)，公司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是税收规避的重要影响因素（Shackelford和Shevlin，2001)。

那么到底 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家族上市公司的避税行为呢？所有权结构对避税有重大影响（Desai和Dharmapala, 2008h C h en等(2010)研究发现家族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高度集 中，其避税程度更为严重，因为其从避税的节税收益中分享 的比例也更高，但同时也可能因高持股比例，长持股期限而承担高比例的成本而降低避税程度。

Brad A.等(2013)研究发 现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与公司避税行为紧密相关，当所有权和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这些管理者会变得更加风险厌恶而不愿去投资于高风险的项目，而避税活动往往存在 很大风险，因此高股权集中度的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反而更低。

机构持股会产生监管功能（Goergen和Renneboog,2001)，但高的机构持股比例也会产生利益侵占行为(Harl,1995)，机 构持股是否会影响避税行为则有待实证检验。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家族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家族 股东往往占有重要位置及比例，而家族控股股东往往又是决定避税行为的重要人物，因此董事会结构必然会对公司避税产生影响。

Florackis(2008)认为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两 职是否合一都会影响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董事会规模对公司治理影响正反面结论都有，正面观点认为，董事会规 模越大，其所拥有的技能、经历、资源就越丰富，越能发挥对 CEO的监管作用。

但是，大规模的董事会也容易导致沟通、协调、决策的低效率。

Zahra和Pearce(1989)研究发现独立董事 因其自身的独立性以及专业知识及经历能发挥假设性作用，有助于缓解代理问题。

Conyon和Muldoon (2006)，Haniffa和 Hudaib(2006)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多席位董事会增强有效性，因为他们能接触更多的社会资源，因在多处任职及多重背景容易带来知识溢出。

但是否会影响公司避税有待实证检验。

薪酬激励尤其是股票期权及绩效工资将管理层的利益与广大股东及公司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Florackis，2008)。

但 是其是否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进一步 检验（Fifth,Tam 和 Tang,1999)。

只有 Desai 和 Dharmapala (2006)用非正常的税会差异对绩效报酬回归后发现，在股东 权益低及机构持股比例低的公司，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

因此，综合文献研究，本文从三个维度来衡量家族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分别是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薪酬结 构。

所有权结构方面选择股权分散度、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 金流权分离度、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衡量；董事会结 构方面选取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是否合一来衡量;薪酬结构方面选取高管工资水平、是否实施股票期权激励两个指标来衡量。

(三)避税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

税收负担的减少就一定能提升企业价值吗？按照传统理论，避税给企业带来节税收益的同时减少对政府的税收支出，从而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但随着委托代理理论被引人企业税收行为研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

高管层在进行税收规避的过程中，为了不被税务当局或审计部门发现，往往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交易活动来掩盖其避税行为，在节税的同时也由于交易的复杂及不透明性，加强了内外信息的非对称性。

这就为公司高管层利用信息非对称性进行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比如:操纵性盈余管理、非公允关联交易等等。

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境下，高管层不能完全分享筹划所带来的节税收益，导致其开展税收筹划的动机并不与所有者完全一致。

反倒激发了其利用税收筹划开展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Chen 等，2005; Desai等，2007)。

从这一角度分析，税收筹划确实带来了节税收益，但也增加了代理成本。

那么到底税负的降低是提升了企业价值还是降低了企业价值，两者关系并不明朗。

理论上，只有当高管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有效抑制的时候，代理成本才会下降，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税收支出减少的同时提升了企业价值曰否则，过高的代理成本掩盖了节税收益，反而导致企业价值的减损。

Desai和Dharmapala(2009)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数据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公司采取激进的纳税筹划行为并没有提升公司的价值，只有那些公司治理质量较好的公司，税收支出的减少才提升了公司的价值。

Halon和Slemr〇f l(2009)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与此一致，他们研究发现市场对企业激进的税收行为反应显著为负，只有在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中，这种负面反应才稍微缓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