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曲山大庙 战火中幸存的文昌文化发祥地

七曲山大庙战火中幸存的文昌文化发祥地

明朝末年，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遭到一场空前浩劫：张献忠统率的大西军自湖北掩杀而来，把明军残部向川西北横扫；清军自陕西向南攻入四川，围剿明军残余也欲剿灭大西军。在这场大混战的烽火中，川中的民宅、府衙、寺庙付之一炬。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位于古剑门蜀道的起点、一处历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上的一座建于晋朝且历代香火旺盛的大庙，却得以完整保留下来。这就是因“东依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的四川梓潼县城东北１０公里处的七曲山大庙。

今年春，我们游览古蜀道，七曲山大庙便是起点站。从成都出发经成绵高速公路到绵阳，再经１０８国道到梓潼县城，沿途一马平川。

但出梓潼县城向七曲山前行几公里，便山峦起伏、古柏森森了。依山就势建造的大庙建筑群，在郁郁苍苍的古柏掩映中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

七曲山大庙位于１０８国道（即川陕公路）边，一座廊桥将分别坐落在公路两边的大庙建筑群连接起来，廊桥上书“翠云廊”三个大字，意为剑门蜀道便始于其下了。在路左侧的停车场安顿了车辆，我们便从路右侧的正门进入大庙。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在明朝便誉为“西蜀名楼”的百尺楼。

此楼红墙绿瓦，造型既似庙宇又似楼阁，楼高一百余尺共三层。据说此楼当时堪与岳阳楼和黄鹤楼媲美，后毁于火灾。我们看到的是清朝雍正年间重建的。沿中轴线由东向西，自百尺楼依次上升，是文昌殿和桂香殿，这几座建筑物构成大庙的主体建筑群。其建筑艺术风格，既有北方宫廷的庄严，又有南方园林的雅致，中国当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称其为“古建筑博物馆”。在整个大庙风景区内，共有２６处殿宇楼阁，这是自晋朝以来，经多次扩建而形成的。

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然，文昌殿是游览大庙的重点。中国自从有了尚文的历史，便有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说法。文昌殿供奉的便是文昌帝君张亚子。张亚子是东晋人，久居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他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他在唐朝时被追封英显王，元朝时被称为文昌帝君，并在此建文昌宫，明、清时全国各地纷纷建文昌祠，从而产生了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艺术乃至民俗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昌文化。在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科考晋阶的前夜，大多要去文昌宫拜祭文昌帝君。因此，七曲山大庙作为中华文昌文化的发祥地，就有了“惟一”的价值。

如今，大庙有１０尊明代铁质铸像，其中文昌帝君像最为高大，高达４．７米，重３０吨，属国家重点保护文物。８尊陪侍像高２米，各重万余斤。这些造像体态均称，工艺精湛，表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铸造技术和造型水平。

站在这侥幸未毁于明末战火的文昌帝君张亚子铸像前，不得不令人想到“放七曲山大庙一马”的张献忠了。据说，当年张献忠引兵入川时过七曲山，见庙内供奉的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便道：“你姓张，咱也姓张，就与你联了宗吧！”后张献忠占领成都后，发银五万两兴修大庙，题为“天圣神祠”，同时，追尊张亚子为大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自己的家庙。

在整个七曲山大庙景区内的殿宇楼阁间，参差分布的直径半米以上的千年古柏触目皆是，使景区层林冠盖，幽雅静谧。有一株“晋柏”，虬枝粗干，好似苍龙腾空，号称“树王”，相传为张亚子所植。此树为“翠云廊”的奇观之一。

当我们游览了庙宇群，来到景区的后花园时，占地百多亩、有古柏约数千株的园林又令我们惊叹不已。站在林中，只见古柏遮天蔽日，人迹杳无；只觉万籁俱寂，了无声息。此情此景，却并未使人产生如身处原始森林中那种恐惧和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的是思古之幽情。后来据景区管理人员介绍才得知，七曲山新老柏树林占地达４００余亩，有古柏２万多株，其中编号挂牌重点保护的竟达１．４万株，是中国最大的纯古柏国家森林公园。

当我们在园林中悠游时，一阵箫声呜咽着在林中弥漫开来，听曲调是一首古曲。循声近前一看，是一位穿中式对门襟白褂子的老翁正自娱自乐。我不禁想起李白的诗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这箫声和这境地，真是绝配。一曲终了，我上前相问，得知他每天必来，来了必吹。也许在箫声中，那老翁的心正追随张亚子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