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般营造正式》和《鲁班经》

关于《鲁般营造正式》和《鲁班经》《鲁班经》是一部古代民间匠师业务用书。

该书现存的最早版本，是国家文物局收藏的明万历本，不过，这一本缺失前面二十多页。

其次，是崇祯本，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都有收藏，比较完整。

往后，清代刻本种类很多，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还有石印本、铅字排印本等。

《鲁般营造正式》现仅存宁波天一阁收藏的一本，其年代，据天一阁工作同研究志意见，当是明中叶成化、弘治间（公元1465～1505年）刊印。

这也就是1931年赵万里先生在天一阁整理藏书时所发现而向中国营造学社介绍的刻本。

当年，刘敦桢教授对此书进行校订，认为即是《鲁班经》的更早版本，这是因为《鲁班经》包纳了《鲁般营造正式》的基本内容，因此，认为前者由后者增编而成1)。

敦桢师曾指出：“此书总结江南民间建筑经验”，应“调查江南一带实物，访问匠工，推求书中所述各种做法和术语，进而校订文字图样，加以注释，使这部古代匠师苦心努力的著作与民间建筑艺术不致沉埋湮没”2)。

他的愿望，没有来得及亲自去实现。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鲁班经》，他无疑见到这本书，但没有作专节论述。

近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所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成就》，也列有《鲁班经》一项，所加解说为：“总结我国南方民间建筑经验”。

但未加论证。

以上，是过去关于《鲁班营造正式》和《鲁班经》的研究和评价的大致情况。

可以说，工作还处在开始阶段。

本文不是全面的研究论述，而只是对两书的性质、源流、学术价值，发表一些粗浅见解，以为引玉之砖而已。

一、《鲁班经》的编集情况实际上，《鲁班经》不是对《鲁般营造正式》的“增编”，也不是“改编”，而是名符其实的“新编”，它从性质和要求上完全不同于《鲁般营造正式》。

看一下《鲁班经》的组成情况是很有趣的。

如果拿它和现存的明代其他一些书籍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这本书确是“汇编”而成，换句话说，是从其他书籍摘抄而成，《鲁般营造正式》不过是这些供摘抄的底本之一。

现举一些例证说明摘抄情况。

首先，举《阳宅十书》为证（此书列入《明史》卷九十八艺文志的五行类）。

书前有写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序，全文并收入清初编集的《古今图书集成》，看来，是明代比较重1)刘敦桢：《抄本<鲁班营造正式>校阅记》，中国营造汇刊1937年第6卷第4期。

2)刘敦桢：《鲁班营造正式》，《文物》1962年第2期要的风水专著。

这本书的成书年代，约与《鲁班经》相当，它也是一部由各种书籍摘抄而成的书。

该书第三卷“论选择第九”的内容，是关于房舍建造活动各工序的吉日选择，包括“起土动土”、“造地基”、“起工破木”、“定磉扇架”、“竖柱”、“上梁”、“盖屋”、“泥屋”等项的吉日凶日。

这些内容，和《鲁班经》的相应部分基本相同。

估计由于这两本书所摘抄的来源相同，因而彼此也就相同了。

不用说，在这两本书成书之前（万历以前），已经存在并流行着这样的书籍，可作为底本。

果然是有这类书的。

天一阁藏明弘治刻本《克择便览》，是一部手册性的选择吉日时辰的汇编。

它搜集了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活动的吉日，加以排比；包括：塑绘神像、蚕桑、造酒醋、入学、会亲友等等内容，而建造房舍也为其一。

就建造房舍而言，且较《鲁班经》为详，它有《鲁班经》所无的“出火吉日”、“入宅归火吉日”、“移居吉日”、“修厨吉日”、“作灶吉日”、“作厕吉日”、“造仓吉日”等等。

《鲁班经》所有的择吉诸条，《克择便览》均有，字句基本相同。

《鲁班经》多次提到的“出火避宅”一语，未有解说，《克择便览》对“出火”、“归火”的涵义则予以说明：“归火者，移祖先福神香火入宅”。

《克择便览》内容详备，自成体系，早于《鲁班经》成书之前即已存在。

可见，《鲁班经》的选择诸条，只能是从《克择便览》一类书中摘抄而来，不可能创意为之。

再试看《阳宅必用》一书。

此书不见于著录，卷首亦无刊印年代，但据书中用语推测，应成书于明代（书末“三干龙”一节，有“燕京天寿帝王都”，“福建南京近，浙江尽海龙，一京并八省，南干旺气锺”等语。

南北二京，惟明有是称）。

《阳宅必用》卷一，开首便是“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鲁班秘书”两段，其文字附图格式与《鲁班经》全同，我所见清代刊本，文字且较《鲁班经》舛误为少。

以上举例，表示《鲁班经》部分与其他明代书籍雷同。

这种抄录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和见解，摘抄他书而另成一书的风气，明清时期是很习见的。

那末，《鲁班经》的摘抄目的何在呢？敦桢师曾指出，《鲁班营造正式》保留不少宋代习惯手法，而有些做法、名词，到编集《鲁班经》时，由于日久隔阂，已不可理解，产生误会，如“秋迁架”即是明显一例。

又如，《鲁班营造正式》原有若干重要插图，与文字互为补充，而编集《鲁班经》时或被删除，或改绘失去原意，面目全非1)。

可以看出，从《正式》到《鲁班经》，已有长时间的间隔，技术做法和术语，变化很大，《正式》的部分内容，已与现实脱节，实用意义大为减弱。

编集《鲁班经》时，对《正式》并不着眼于它的技术，而只是当作僵化的教条，着眼于保持一套行帮的规矩、手续、仪式、制度，因而全文基本照录。

《鲁班经》更多地摘抄了大量选择、魇镇禳解的符咒等类内容，这就呈现与《鲁般营造正式》的朴素实用、着重技术的本色全然不同的面貌。

根据这两本书的差别，作如下推论：1、《鲁班经》的编集，是作为当时木工匠师的一种职业用书。

其内容着重于业务过程中所必需具备的知识和资料。

实际上，技术的传授并不依赖这种书本，而是言传身教，在实践过程中进行。

书本上着重列举的，却是其他方面的资料，如祭祀鲁班仙师的祭文范本，各工序的黄道吉日，魇镇禳解所用的符咒等等，今天看来固然荒诞可笑，而在当时却是郑重其事，必不可缺。

在技术方面，显然比较笼统、忽略，要从这里去了解技术上的问题，往往是不得要领，因为书的编集原意本不在此。

2、《鲁般营造正式》一书虽残缺不全，但大致可以看出，以房舍（包括仓厩）为主。

编集1)《鲁般营造正式》，《文物》1962年第2期《鲁班经》时，则加入大量家具、家业手工业木工具、手推车等内容。

这些木作器物，虽属木工，但历来与房舍建筑的大木作有分工区别，属另外行业。

《鲁班经》收入这方面内容，表明除了以房舍为主的大木作之外，兼有家具、农具等方面木工知识。

这正好表示本书是考虑到广泛的民间的偏僻地区木工行业分工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所用。

书中所列举的，是常用的基本类型（例如车，为民间常见的手推车，而非复杂重大的辎车），及有关器物的型制、尺寸等说明，尚非具体的技术要点，因此，也仅止于大略的常识的水平，这是与《营造法式》、《梓人遗制》等技术专著无法比拟的。

3、《鲁班经》明显地大量增加风水迷信内容。

一方面，固然反映明中叶以后风水迷信日益普遍深入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出于职业需要。

人们拘牵忌讳，动止须依吉利时辰方位，渗透日常生活各方面。

皇家官府，有钦天监、阴阳官，国子监设阴阳学；民间则有职业的风水先生，从事选址、决定方位，选择吉日等。

显然，社会上视这一套骗人本领重于生产技术。

风水先生的地位与作用，反而高于工匠而处于支配地位，在基址位置、布局、尺寸、方位、施工日期这些重要问题上有决定权。

报酬是按工作的重要程度来支配的，这就有了利害冲突。

木匠深感自己也须具有这一方面的发言权，以便有可能排开风水师一类人物而由自己兼替其职能。

这就需要一些最基本的风水和选择方面的知识和资料。

《鲁班经》大量摘抄风水选择书籍，大约即出自这种职业竞争要求。

另方面，匠师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即环绕鲁班尺而来的一套讲究，是风水师无法取代的。

鲁班尺的规矩如此根深蒂固，和这种社会背景有关。

4、《鲁班经》又不止是为匠师而编。

它的一些内容，似乎在告诫“恶匠”，防范“恶匠”。

魇镇之为雇主与工匠之间斗争的工具，来历已久，宋《杨文公（杨亿.宋真宗时人）谈苑》就有这方面记述1)。

魇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当时社会，仍然可以产生心理作用。

《鲁班经》中“鲁班秘书”共二十七条，仅九条对房主有利，其他三分之二，则对房主预计有凶死、败家、充军、流浪失所种种恐怖后果，这当然是为了给房主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然而，有矛则有盾，于是，有禳解术。

《鲁班经》的“禳解类”，是为房主解救帮忙的。

因此，《鲁班经》不仅为匠工所需，而且也为雇主所需。

他们着眼之点，并不在技术上，而是风水、选择、魇镇、禳解之类。

《鲁班经》之传播经久不衰，直至近代（二十世纪初），当不是由于它的早已过时的技术内容，而却是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规矩、仪式、符咒、选吉日、定门尺之类与技术无关的内容。

但《鲁般营造正式》的主要内容，毕竟是通过《鲁班经》而保存下来的，这些早期民间匠师用书的翔实史料，无疑是很珍贵的。

《鲁班经》的编集，就是这么一部内容庞杂的涉及许多方面的工匠职业用书。

我们应如实地说明它的性质，过高估价和过于贬低，都是不恰当的。

二、《鲁般营造正式》的成书时期应该推前我认为《正式》是明代以前即已成书的一部大木作匠师职业用书。

《正式》现存唯一的天一阁本，已经是残本，无从了解原书全貌，但仍可以看出它的早期特点，与《鲁班经》迥然有别。

焦竑（字弱侯，南京人，明万历十七年状元）所撰《经籍志》，著录有《营造正式》，注明1)《杨文公谈苑》：“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则匠者以法魇主人。

木上锐下壮，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

以皂角木作门关，如是者凶。

”为六卷，而天一阁本《正式》也为六卷，这就是认为焦志所录与天一阁本即为同一书的理由。

不过，焦志列此书入“史类·职官篇”，不明其根据为何？是否原书篇首列有官修的说明文字，抑标明纂修者的官职身份，已不得而知。

但“职官”的说法，是与我们指认的“民间”概念有抵触的。

我们既不知焦竑的根据，只好姑置勿论。

现在我们就天一阁本作直接的观察分析。

天一阁本也不是本来面貌。

它的残缺不全，不是简编散佚所致；它的页码首尾接续，并无缺失，但是各卷内容则残缺不全——不是个别字句的删削，而是整页缺失。

推测其原因，大约翻刻所据底本，本来如此残缺，由于无从臆测填补，只得仍如旧貌。

这里，我作一设想：本书早先曾以抄本形式流布民间，经历年久，保存者渐见稀少，且有阙佚。

嗣后，书贾以残本翻刻，遂为天一阁本。

但是，可能官府收藏有较完整抄本。

焦竑撰《经籍志》，不是私人撰述，而是他任职翰林修撰时，作为正史的一部分而整理的。

他纵然未必逐本查对政府藏本，但至少有藏书档案记录为据。

后来重新编《鲁班经》时，大约所依据的，就是这类官府保存的为数很少，但尚完整的抄本。

可能所据的抄本无附图，只好以意为之，于是就出现《鲁班经》的图全然不同于天一阁本《正式》，且有“秋迁架”这样的误解等现象了。

《鲁般营造正式》的成书时间，自然应比天一阁本的成、弘年间为早，那么，可以上推至何时呢？估计，成书时间大约至迟为元代。

敦桢师曾指出：《鲁般营造正式》在体裁上，列地盘真尺、水绳与水鸭子、鲁般真尺、曲尺等四种工具于篇首，均有图及说明，基本上沿袭宋《营造法式》体例；“小门”用于墓前，柱上斜板为宋代日月板遗制，曾见于宋平江府城图及元人绘画；创门、垂鱼、掩角、驼峰、毡笠等，犹存宋式面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