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说

关于缘情说的思考

摘要：陆机在《文赋》中概括各类文图特征及艺术风格时，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缘情”说的提出，开辟了与“诗言志”相对照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的另一道路，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主题词：缘情说绮靡

一、引言

在《文赋》之前，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并分别概括了它们的风格特征。陆机在此基础上，对文体风格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审美观念发生转折的关键，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读书人在根本上能够对文学的特质有所了解，有著明确的认识。文学的特征，在早期大多是以形象性为主，比较属于表象性的，到了魏晋，渐渐地往艺术性的法方向发展，也就是纯粹的美感的产生。

陆机在《文赋》中列举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文体，并对每一种文体的风格特征作了具体的概括。这里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他对诗和赋的特征的论述，因为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纯文学的体裁。他特别强调感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提出“诗缘情而绮靡”。

二、缘情说

（一）诗缘情

“诗缘情”意为诗歌因情感的触发而作，也就是说，在诗歌中要包含创作者的感情，文辞间应将这种感情流露出来。《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故有人说：缘情，犹言抒情。诗歌以感情为纽带，感情是诗歌的艺术生命，感情凝滞，则意味着诗思的枯竭。

（二）缘何情

既然诗歌要求抒情，抒什么情，情从何而来？不同阶段的诗人和理论家必要作出不同的回答。在《文赋》第一段里，作者首先提出“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观察宇宙万物的幽深，引起感兴；学习古代典籍，陶冶情志；面对四时万物的变化而触景生情；通过客观事物激发思想情感。这里所说的景是，是自然景物而不是社会斗争；是把前人书本而不是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所要抒的情，是感伤大自然和四时的变化。

（三）与“诗言志”的比较

从先秦以来，谈诗都是讲“言志”的，诗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左传》、《庄子》、《荀子》等著作中都有过“诗言志”的说法：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诗，言是起志也。”

《礼记•仲尼闲居》：“诗，言其志也。”

《尚书•尧典》概括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志”，《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又云“志者，心之所志也”。先秦对“志”的理解，主要是思想、志向、抱负，但也饱含感情的因素。因此，

这一时期，“志”与“情”总是并提的。魏晋时期，对于文学作品和其他学术论著的区别越来越明显。曹丕的“诗赋欲丽”就是从形式上所作的区分，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更加强调了感情色彩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抓住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审美心理特征和诗歌的本质属性，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故更符合文学的特点。

“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的另一道路，将背离儒家传统观念而朝着追求审美特征的方向发展。在后人看来，“诗缘情”的出发点是创作主体，强调诗歌与诗人的密切关系，是诗人个体的情绪或情感导致了诗歌的创作，与政治教化、道德宣讲和统治集团的意志没有直接的干系，且情感的抒发，是诗歌艺术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强调它，是天经地义的。

（四）与“吟咏情性”的比较

《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诗是“吟咏情性”的，然而又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诗歌的“言志”是包含了“情”的，但这个“情”不能超越儒家“礼义”的界限，强调诗歌所抒之“情”必须是经过儒家伦理道德的净化的。这里诗歌的抒情，大体上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美刺，是要为政治服务。

“诗缘情”的主张与《诗大序》中提出的“吟咏情性”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陆机在《文赋》中只讲缘情而不谈礼义，使诗歌的抒情不再受儒家政教目的的束缚，而回归情感本身，只强调其审美性质，以追求诗的美好动人本身为目标，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摆脱令人儒家传统道德的束缚。

三、绮靡

“绮靡”即美好之意。绮、靡均为美丽的意思，陆机将它们合成一个词语。同时其义与汉以来常用的“猗靡”一此相关，“猗靡”或用以形容女子容饰，或言男女情爱，或形容音乐、花草、旌旗，总之都是美好动人之意。“绮靡”应与之同意。陆机所指的“绮靡”，既包含诗歌形式的美好，也包含诗歌内容的美好，总的说来，就是诗歌的总体风貌给人以美好之感。放在“是缘情而猗靡”一句中，侧重的便是诗歌形式的美好。

“绮靡”一说，虽指诗歌形式方面的问题，其含义与曹丕的“诗赋欲丽”并无不同。但从儒家传统的角度看，亦是一种背叛。儒家历来只讲文辞形式要为政治服务，正所谓“文以足言”、“情欲信，欲辞巧”，都是指形式如何更好的体现内容，从来没有专门指文辞优美华丽的说法。一般说，儒家传统是提倡质朴而反对华丽的。而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之上明确提出“绮靡”的主张，故也曾多遭到迂腐儒生的斥责。其实，“绮靡”的含义，并非像明清人所说的是“淫秽”“侈丽”之意，而是像李善说的是指“精妙之言”，是没有贬义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以及西晋文学“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等，所提到的“绮靡”，都没有贬斥之意。

四、总结

芮挺章说：“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

“诗缘情而绮靡”，是陆机对诗歌特点的新的理论概括。“缘情”就是抒情，指内容而言；“绮靡”就是美丽生动，指形式而言。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把抒情的内容和美丽生动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比曹丕提出的更具体、全面，在理论上更进了一步。在《文赋》的第十三段，陆机把“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

归”，作为文章的重大弊病，主张诗歌必须有其真情实感，爱憎鲜明。在第十五段，他把“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未弦之清汜”，也作为文章的弊病，指出过分简陋质朴，缺乏文采，就清淡乏味，不能感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总结了魏晋以后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的创作经验，突出了诗的感情因素，又紧紧抓住诗在艺术上的美感要求，推动了诗歌创作的进步，所以说陆机的观点，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

参考资料：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陈建中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今译夏传才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邹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蔡镇楚著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