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伍湘［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1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扩大。

［关键词］收入分配政策演变收入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连年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党和国家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善了居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广大居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连续跨越几个台阶，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1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扩大。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及完成“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后，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和“劳动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

195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

到1956年底，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城市，建立了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包括少量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绝大多数就业居民变成了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或集体企业职工，其收入完全被纳入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体系和级别中。

当然，还有大量的隐性收入和福利，并且毫无失业的后顾之忧。

在农村，以家庭经营为特征的个体农民，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也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平等的分配体制。

社员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和有限的社会保障。

1、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政策。

新中国收入分配政策是在改革旧中国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基础上形成的。

1949年9月，政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以及相关法规规定：在农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但是允许雇工和借贷自由；在城市，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外，对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如厂方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克扣工资），工人的工资应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

1952年8月政务院批准的《关于处理失业工人办法》中规定：“所有公私企业，因采取先进生产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实行轮流调剂，发给原工资。

”虽然这项规定在私营企业难以完全贯彻，但是私营企业解雇工人也确实受到工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限制。

到1956年底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1957年3月，国务院在批转劳动部的文件中规定：“企业、事业、机关编余的人员，应该想法在企业、事业、机关内部或部门之间调剂安排工作或组织他们学习，不得任意辞退。

”至此，城市职工端国家“铁饭碗”的制度基本形成。

在工资制度方面，到1956年底，我国所有制结构已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为几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也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方式。

1956年首次对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工资制度进行了统一改革，直接以货币规定工资标准，取消了以前的工资分制度和物价津贴制度，实现了多种工资形式向单一工资制度的转变，使全国工作人员的工资形式趋向统一。

这次工资改革，最终确立了以技术、职务、行业、地区四个基本因素为参照标准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对一些便于实行计件工资的部门实行计件工资，对企业及职工实行与效益挂钩的奖励制度（奖金）。

除了受“平均主义”思想和政策影响之外，这种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第一，分配形式过于单一化，除了按劳分配形式外，几乎没有其他分配形式；第二，分配结构和水平固定化；第三，分配水平平均化。

2、农村居民的分配制度和收入水平。

至于农村居民的分配政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29年里，则发生了四次剧烈的变化。

第一次是发生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空前的，它不仅彻底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农村居民变成了几乎清一色的个体经济，使得过去因地租过重而导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收入悬殊、大部分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现象不复存在，而且广大贫雇农还通过没收分配地主多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党在农村实行了鼓励互助合作、抑制富农经济的政策，农村的贫富分化并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严重，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中农化”趋势，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明显缩小。

第二次变化是发生于1953～1956年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在此期间，中国农民从几乎清一色的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进行集体生产经营、按劳分配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的规模一般在100户左右，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

第三次变化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

从1958年到1960年，全国迅速实现了由高级社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过渡。

所谓“一大”，是指规模大，多数是一乡一社，人口在2万人左右，甚至有一县一社的；“二公”是指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不仅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甚至实行了部分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普遍办起“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实行“军事组织化，劳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不少地区还实行了低水平的“按需分配”，刮起了“共产风”。

第四次变化是1961～1962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调整。

1961年以后，中共中央下决心对难以为继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调整，将“一大二公”改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取消了公共食堂，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这就是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政社合一”、集体生产经营、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这种体制再与户籍制度、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政策相配合，就使得农民基本上被束缚于农业和集体生产中，不仅其分配制度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而且通过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和购销，控制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虽然也向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一样呈现单一化、固定化和平均化的特点，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不同，因为国家基本上不对农民提供生活补贴、社会保障和福利。

另外，农民的收入分配以生产队为单位，与城市居民相比也更为平均。

因为农民不存在工资等级，而是在生产队里评工分，然后凭工分从集体获得分配，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农村收入水平尚处于解决“吃饭”问题阶段，为了保证人人有饭吃，对于主要农产品就不得不实行按人头来定量分配。

农民除了来自集体经济的收入外，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一般要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1/3左右，成为高积累、低效率的人民公社体制的重要支撑。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破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多元化分配格局。

而这样一种分配格局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断破除思想禁区、大胆探索、努力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

1、第一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

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分配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平均主义。

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出工不出力和磨洋工成为普遍现象。

平均主义分配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针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所造成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的提出了“克服平均主义”的口号，并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

2、第二个阶段。

１９８４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的走向共同富裕。

该《决定》深刻剖析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

这标志着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向前迈了一大步。

3、第三个阶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指出，非劳动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是，“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人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的突破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了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二是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

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雏形，是收入分配理论的巨大进步，多种分配方式更进一步具体化。

4、第四个阶段。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框架。

这次全会在分配政策上主要有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十三大提出的“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二是在公平和效率这个二难选择上，突破了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第一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5、第五个阶段。

１９９７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收入问题上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

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生产要素要不要参与分配。

这在十三大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但由于思想上的禁锢，没敢突破；在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如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

对此，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比较详细和完善的分配政策，特别指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6、第六个阶段。

２００7年１１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将我国的分配制度和分配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