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论原文及译文

运命论原文及译文

（原文）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降，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译文）

平治和混乱都是时运；贫穷和显达都是天命，富贵和卑贱都是际遇。因此时运将要昌隆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圣明的君主。而圣明的君主必然会拥有忠贤的臣子。他们之所以能够相遇，这是不用谋求就能自然地交合在一起的；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亲近，这是不用介绍就能自然地亲近的。他们倡导的事情必然会得到应和，谋划的事情必然得到服从，在道德上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曲折都合乎符节。得失之祸不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志向产生疑惑，谗言诬陷不能使他们的交情被离间，然后取得成功。之所以能够如此，所依靠的难道仅仅是人事吗（不，）那是天上所授与的，那是神灵所告知的，那是时运所成全的。

（原文）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ビ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

（译文）

黄河水清的时候圣人就会诞生，里社清明的时候圣人就会出现，群龙出现的时候圣人就会被任用。因此，伊尹虽然只是有萃氏家陪嫁的奴隶，却能在商朝担任阿衡的职位。虽然只是在之滨垂钓的贫贱老头，却能在周朝胜任尚父的高位。百里奚在的时候，虞国不任用他，终致灭亡；在的时候，却能为秦国所任用，从而能使秦国称霸天下，并不是他因为在虞国时没有才能而在秦国时就有才能。张良接受黄石公授给的《符》书，诵读《三略》的学说，并用以之游说于群雄之间，但他叙述出的言论就像如同把水投向石头一样，没有人接受它；等到他遇到了汉高祖，他叙述出的言论却如同把石头投像水中一样，没有不顺从的。并不是因为张良在游说、项梁的时候口舌拙笨而在游说沛公的时候巧言善辩。然而张良的话是一样的。不认识它为什么有会合与分离，会合与分离的理由就是神明之道。因此他们四位贤者的名字能够被记载在典籍之上，他们四位贤者所做的事情顺应天道与人事，怎么可以量度其贤愚呢孔子说：“清明在于自身，气志

如同神明。所欲望的事将要来到的时候，必然先有征兆。这就好像天上将要下雨的时候，山川之间必然会先出现云气。”《诗经》说：“惟有五岳降下了神灵，诞生了仲山甫和申伯。惟有申伯和仲山甫，能够成为周朝的重臣。”这就叫做命运。这难道仅仅限于的君主，乱世亡国的人亦像这样：周幽王被褒姒（bāo sì西周幽王的宠妃，生卒年不详。褒人所献，姓姒，故称为褒姒。）迷惑，为使褒姒一笑而弄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终导致西周为犬戎所灭，自己与褒姒一起身首异处，而这样的祸患是从飞到夏朝的王庭之中的两条神龙交合的并留下（chí鱼、龙的唾液）的异事开始的；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让他处理政事，奉行与绝交及入侵的政策，最终导致被宋国灭亡，两人都身首异处，而这件事的征兆发生在社宫的梦中；叔孙豹亲昵竖牛，让他参入政事，最终酿成祸患，这祸患的根源在庚宗那个地方形成的。吉凶成败，都是按照历数如期而至，都是不用谋求而会自行交合的，都是不用介绍而会自行亲近的。

（原文）

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りり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译文）

以前，圣人接受天命，《河图》、《洛书》说：用接受天命的的人，传承七世或者九世就会走向衰微；用兴起然后承接天命的人，传承六世或者八世就会因为蒙受大难而时常遭受忧虑的煎熬。等到周成王在的建议和帮助下，在太庙里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大殿，选择良辰吉日，召集文武百官、四方诸侯，举行了隆重的定鼎大典，宣告周朝正式建立的时候，使人占卜的结果是周朝能够占据有天下并且传承不断的世数为三十，周朝能够存在的时间为七百年，都是上天所决定的。因此在周幽王、周厉王二王统治的那个时候，周朝的政纲大坏；在春秋二霸之后，周代的礼乐的制度衰落。教化薄弱的弊病则在和时开始严重起来，而狡辩诡诈的虚伪则在七国争霸的时候形成。残酷剧烈的统治到达极致，是在已经灭亡的秦朝被逐渐积累起来的，可贵的文明胜迹和，在汉高祖的时候被抛弃。虽然是至极的圣人，颜回、冉求是大贤人，揖让礼节都做到了规矩之内，并且能够在洙水和洒水之上和悦而正直地辩论义理，而不能遏制断绝它的发生和结束的命运。虽然和在体魄道德两方面都达到了圣人境界，并且从容地遵循正道，却也不能挽救天下走向的命运。而天下也终于沉陷以至于达到不可救援的地步。

（原文）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雠于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

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已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译文）

凭借仲尼的才能，却不能在鲁卫两国得到器用；凭借仲尼的雄辩，却不能使他所倡导的政见在定公和哀公那里得到实行；凭借仲尼的谦让，却被子西所忌妒；凭借仲尼的仁义，却在桓魅那里结下了怨仇；凭借仲尼的智慧，却在陈国和受了委屈和贫困；凭借仲尼的品行，却在叔招致诽谤。道足以天下，而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言论足以经略万世，而不能在当时被信任；行为足以感应神明，而不能为世俗所包容。孔子应聘七十国，而没有获得一个君主的知遇，驰骋于蛮、夏的区域，受屈辱于公卿之门，是如此的不逢机遇！到了他的孙子子思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达到贤人所应具备的道德，富厚却已经足以保养高尚的志节，势力可以动摇人主，他游历所到达的地方，诸侯没有不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去登门拜访的，虽然登门拜访还有得不到宾客待遇的人。他的徒弟子夏，对儒学的造诣仅仅停留在升入堂屋（而还没有进入内室）的阶段，退休在家养老，请他当老师，的人都肃然归附他的道德，把他比做孔夫子，而没有人敢说离间他的话。所以说：平治与混乱是时运，贫穷与显达是天命，富贵和贫贱是际遇。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