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海外直接投资_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经验分析_王伟
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
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再考察———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芦钦吕建锁黄兴水宁波大学商学院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间资本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路径与对策》（编号：10BJY105）阶段性成果[摘要]通过对2000年~2010年中国31个省区的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等相关指标进行测度，运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两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其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1）从静态来看，银行发展的促进作用仍大于股票市场的促进作用；（2）从动态来看，总体而言，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银行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股票市场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本文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金融结构正在向金融市场主导型演变。
[关键词]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一、引言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考察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
纵观以往的文献，本文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拓展。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金融结构变迁进行动态分析。
在研究对象上，基于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的。
基于此，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其变化趋势，进而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特征进行经验考察。
文章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并对变量的定义和指标选取进行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文章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变量定义、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1.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的测度本文旨在运用新方法研究2000-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及其变化趋势，进而对我国金融结构的变迁特征进行判断。
首先需要对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1）银行发展的测度。
本文采用Boyreau-Debray (2003)、Liang(2006)的做法，用各地区存款除以贷款的比率来衡量银行的发展水平。
（2）股票市场发展的测度。
本文采用Levine and Zervos (1998)的做法，用股票总成交额/GDP来衡量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朱玮玮【摘要】能源供应易受市场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无法避免,资源大量依赖进口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供应,通过投资境外资源丰裕的国家,获取资源开采权和运用跨国公司内部价格转移等方式为制造业保障资源供给,可以降低使用成本,从而助力产业升级.实证检验O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我们发现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均存在最低门槛值,跨越门槛值后,OFDI将显著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各地区应结合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差异化政策,充分发挥OFDI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上,继续加大制造业中以实现转移过剩产能为目标的对外投资,但应注意转移产能的步伐不宜过大过快,以避免发生产业空心化问题.政府要为资源类投资提供更多东道国信息,加强双边投资机制建设,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与成本.【期刊名称】《江汉论坛》【年(卷),期】2018(000)003【总页数】7页(P38-4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资源约束;产业升级【作者】朱玮玮【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118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2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是以低成本竞争、高能源消耗、高资本投入等为基础的，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趋紧，制造业还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的双重挤压，因此，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
对外直接投资（下文也称OFDI）作为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对一国的资源配置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一国的产业结构。
美国、日本等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强劲。
我国碳金融市场中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
我国碳金融市场中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我国碳金融市场中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摘要：碳交易作为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交易价格的波动对于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和碳减排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针对我国碳金融市场中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给出结果，为进一步完善碳金融市场体系和提高碳交易价格稳定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碳交易价格；碳金融市场；影响因素；面板分位数模型一、引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各国共同关注和努力的目标。
而在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碳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手段正在逐渐被引入并发展起来，而碳交易价格的波动对于碳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碳减排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碳交易价格的基本特征碳交易价格是碳金融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指标之一，它的波动程度和趋势可以直接反映市场参与者对碳减排的期望和改变。
本节首先对碳交易价格的基本特征进行介绍。
1. 碳交易价格的波动性碳交易价格具有较高的波动性，这是由于碳交易市场的特殊性和碳减排政策的调整频率较高所致。
碳减排政策的变化和市场预期都会对碳交易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碳交易价格的波动也是合理的。
2. 碳交易价格的季节性变化碳交易价格在不同季节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一方面，季节性能源需求的变化会导致碳交易价格在不同季节呈现出不同的走势。
另一方面，碳减排政策的执行和监管也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从而对碳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三、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碳交易价格的波动和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节主要分析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量化和分析。
1. 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对碳交易价格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经济增长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都会对碳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与碳交易价格的相关性，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
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_省略_比较分析_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技术_潘美玲
对于分位数回归而言,设随机变量Y的分布函数为 ，则y的第 分位数可定义为:
105
绿色经济 GREEn ECONOMY
的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 用。高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金融 资本，从而提高增长率。传统观念认为FDI自身就可以对 东道国提供融资，不需要通过金融市场媒介促进经济增 长，然而研究成果发现金融市场发展在推动FDI促进东道 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国外已有许多学者集 中探讨了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的作 用机制。
代表性研究有阿尔法罗（Alfaro）等[1～3]选择“系统 的流动性负债（M2/GDP）”、“商业银行资产”、“私 人部门贷款”、“银行贷款”和“股票成交额/GDP”指 标，回归分析每一指标与“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结论显示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从FDI中获得显著正效 应；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FDI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率小甚至 为负。Ljungwall & Linde-Rahr[4]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方法，结果发现目前中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规模还 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但是其稳定发展有利于FDI 促进经济增长。国内研究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 进展。王永齐（2006）借助阿尔法罗（Alfaro）等[1]的模 型选取反映我国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发展的指标，运用风 险管理技术（VAR）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内金融市场在FDI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在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中确实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赵奇 伟、张诚（2007）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角度分析金融深化 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深化程度是FDI 对经济增长外溢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金融深化程度滞后 影响了FDI溢出效应，我国金融市场在1999年以前还能满 足FDI进入所引致的内资企业融资需要，但是从2000年开 始，金融深化程度滞后于引进外资的规模，不能为当地企 业获得FDI外溢效应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而金融深化 滞后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李金昌、曾慧[5]在金融市场 发展程度对FDI的溢出效应影响研究中，采用“银行贷款 额/GDP”指标并与FDI交叉项同时纳入模型求得金融市场 吸收FDI并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的一个门限值。黄凌 云等[6]认为我国FDI的正溢出效应在于金融市场存在双门 限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_省略_基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的实证检验_张海波
三、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一） 研究样本 尽管我国 ODI 开始快速发展是在 1999 年“走出去”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及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但在初始阶段“走出去”的跨国企业以资源型企业和基 础设施建设型企业为主，制造业跨国企业相对较少，直到 2008 年全球爆发金融危 机后，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开始大量涌现。据此，本研究将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样 本的数据区间选定于 2009-2015 年，总计 7 年的时间，既可以形成较大规模的稳定研 - 98 -
《国际贸易问题》 2017 年第 4 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 生产率提升吗
——基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的实证检验
张海波
摘要：本研究基于 2009-2015 年我国 116 家 A 股上市的制造业跨国企业面板数 据，从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视角研究 ODI 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 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 ODI 投资区域越广泛，对企 业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增加 ODI 投资深度对企业生产率无显著影响；此 外，不同 ODI 进入模式对我国制造业跨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性，绿地投资模式下 ODI 投资广度的正向影响效果比跨国并购模式更明显，而跨 国并购模式下增加 ODI 投资深度比绿地投资模式更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独资 经营模式下 ODI 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效果均比合资经营 模式更显著。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广度；投资深度；跨国企业生产率
基于分位数自回归的金融风险计量
关系。
环境科学
03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用于研究环境领域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例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
03
基于分位数自回归的 金融风险计量模型构 建
金融风险计量模型构建思路
• 金融风险计量模型是用于评估和预测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工具 。在构建基于分位数自回归的金融风险计量模型时，首先需要 了解金融市场的特点和风险来源。金融市场具有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风险可能来自市场、信用、操作等多个方面。因此，在 构建模型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并能够捕捉市场动态和非线性 关系。
灵活性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灵活 地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可以处理线性和非线性关 系。
条件性
分位数回归模型是基于条 件分位数进行建模，因此 可以更好地控制其他因素 的影响。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应用
金融风险管理
01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用于衡量和管理金融风险，例如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等。
医学和健康研究
02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用于研究医学和健康领域中的变量之间的
结论与参考文献
研究结论
基于分位数自回归模型能够 有效地对金融风险进行计量 ，为风险管理和投资决策提 供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参
考。
通过分位数自回归模型，可 以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的波 动特征和风险分布，为评估 市场稳定性和预测市场风险
提供有益的工具。
分位数自回归模型在处理金 融数据时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和适用性，能够应对不同类 型和市场环境下的风险计量 问题。
型的参数估计和预测性能。
02
引入解释性变量
在模型中引入更多的解释性变量 ，如宏观经济指标、政策因素等
，以增强模型的预测能力。
04
模型验证和测试
外商直接投资对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技术溢出渠道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法
ＦＩ Ｄ 确实产生 了水平溢出效应 ；而 Ｄａｋｖ（９ ８ ｊｎｏ １９ ）和 ｓ ． ｊ ｏ ｈｍ （９９ ｏ １９ ）分 别对捷克 和印尼制 造业 的研 究却 表明 ，无
外向型经 济 ，吸引了 大量 的外 商直接 投 资 （ Ｄ ） ００ Ｆ Ｉ。２０
占全 省的 ８ ． ％，其 中仅 ２０ 一年 就实 际利 用 Ｆ Ｉ ８８ ５ ０８年 Ｄ
资金 １９２ 亿美元 ，占全省 当年实际利用量 的 ８ ．８ ６ ．１ ８２ ％。
外 资从宏观层 面上对珠三角地 区经济的发展起着非 常重 要 的作用 。然 而外资在 促进地 区经 济发展 的同时是否 对 本土企业产生 了技术 溢出效应 呢？哪一种溢 出渠道 占主
种则为垂直溢 出 ，它包 括前 向溢出和后 向溢 出，主要 通 过联系效应 ，使得 内资企业得 到来 自上 、下 游外资企 业 提供 的高质量 中间产品与技 术管理支持 ，一 般发生 在不
同的行业 间。
的技术溢 出效应 ，而且更 多的是 由后 向关联促 进技 术进
步带来 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 ，以往 的实证研究 多着 眼 于条件均 值 的回归方法 （ 普通 Ｏ Ｓ Ｌ 估计或面板数据分析 ） 。这种条
在溢 出渠道的研究方面 ，在水平溢出效应 的检验上 ，
由于没有考虑到 Ｆ Ｉ 出效 应 的外部条件 ，众 多 国外 学 Ｄ溢
件均值估计法 自身存在 着一定 的局限性 ，其 前提必 须假
定 在 条 件 分 布 不 同位 置 上 自变 量 的 效 果 是 相 同 的 ，这 种
收 稿 日期 ：２１＿ ｏ— ２ ０ｏ ＿ １ ２ 基金项 目：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基金资助 （ 目编号 ：０Ｙ Ｃ９ １１ 项 ９ Ｊ７０２ ）
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与投资分析
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与投资分析摘要：随着内资金融机构的境外分支迅速发展，研究其是否提升投资便利化是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利用2003—2018年中国对51个经济体的OFDI流量数据和中资银行在东道国（地区）的子公司及分支机构数量的数据，可以考察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与中国企业对该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正相关；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QTE）模型的因果分析证实了这一结果不是由反向因果关系驱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市场导向型投资以及治理水平较差的经济体，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研究结果为我国提升银行国际化水平以推动实体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依据。
关键词：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不对称一、引言过去三十年中，受益于旨在鼓励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走出去”政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
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中国跨国公司的境外投资进一步增长。
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18》数据，我国OFDI从1990年的8.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430.4亿美元。
但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审查。
金融机构境外布局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可能尤为重要，因为母国金融中介在克服这些摩擦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即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五大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积极扩大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境外网络，那么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传统的跨境投资理论侧重于以实际经济因素来解释投资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从垄断优势、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OIL）理论，到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和Helpman等①提出的企业异质性理论，都是从生产率或禀赋角度来阐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路径。
经验文献方面，一些文献认为引力变量（如文化距离，母国的人均GDP和相对劳动禀赋）会影响OFDI②；另一些则强调了东道国制度和金融发展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证明了双边汇率的作用。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和区域创新——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和区域创新——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姜磊;季民河【摘要】长三角地区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通过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创新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利于区域创新,区域创新也吸引FDI,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联机制.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中的广义矩估计(GMM)回归发现:FDI、劳动力和对外开放均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创新的产出,滞后一期的区域创新变量非常显著,说明区域创新具有明显的积累效应.【期刊名称】《科技与经济》【年(卷),期】2011(024)004【总页数】5页(P68-72)【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区域创新;长三角地区【作者】姜磊;季民河【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62;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62【正文语种】中文0 引言知识和科技要素愈来愈成为主导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变量，区域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长三角凭借其极为优良的区位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核心区域，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
FDI不仅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本地区的创新活动产生了影响，从专利的数据来看，长三角地区已经是全国创新活动的高地。
表1 长三角FDI总量及占全国比重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2008年总量(亿美元)217.16254.40245.34316.41371.35 416.77比重(%)41.02 41.75 30.24 32.94 30.69 29.37由表1可知，长三角FDI总量自2003年到2008年不断上涨，但是占全国FDI总量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尽管比重持续下降，但2008年时长三角吸引外资的比重仍然占全国30%，说明了长三角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量在全国来说仍然较大，是外资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
面板数据门限分位数回归模型及应用
足括号内的条件时，I (×) = 1 ，否则 I (×) = 0 。
1.2 参数估计
PTQR 模型的参数估计可通过优化式（2）得到：
( ) θ̂1(τ)θ̂ 2(τ)θ̂ 3(τ)γ̂ 1(τ)γ̂ 2(τ)
( ) =
arg
θ1
min
θ2 θ3 γ1
γ2
S
(θ1
τ
θ2
åå ( ( | )) N T
(
τ
)
θ
3(
τ
)
γ1(
τ
)
γ
2(
τ
))
=
arg
θ1
min
θ2 θ3 γ1
γ2
i
=
1
t
=
1
ρ
τ
yit - Qyit
τ
xit
（2）
其 中 ，S(θ1(τ)、θ2(τ)、θ3(τ)、γ1(τ)、γ2(τ)) 为 目 标 函
数；ρτ(u) 为非对称损失函数，满足：
{ ρτ(u) =
τu, u ³ 0
(1 - τ)u, u < 0
二个门限值 γ̂ 2(τ) 是基于第一个门限值 γ̂ 1(τ) 确定存在的
条件下获得的，具有一致性；但估计的第一个门限值是基
于假定无门限的条件下，利用加权的绝对偏差和最小获得
的，不具有一致性。因此，需对第一个门限值 γ̂ 1(τ) 进行重 新估计。选取集合 Γ1 中小于第二个门限估计值 γ̂ 2(τ) 的
（1）
( | ) 其中，τ(0 < τ < 1) 为分位点；Qyit τ xit 表示给定 xit 条
件下 yit 的第 τ 条件分位数；γ1(τ) 和 γ2(τ) 为门限值，α(τ)
海外直接投资与股票流动性——基于动态性和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海外直接投资与股票流动性—基于动态性和异质性的实证分析商伟王全景[提要]本文以2010 -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估计，从静态和可持续性两个角度检验了海外直接投资对股票流动性的作用效果，并进一步从东道国异质性视角考察了这一作用效果是否一致。
实证结果表明：（1)海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股票流动性存在正向影响。
（2)海外直接投资对股票流动性的正向作用效果具有可持续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逐渐减弱。
（3)海外直接投资对股票流动性的作用同样受到东道国异质性的影响。
东道国与中国法律制度距离或经济制度距离较大时，这一作用效果更强；而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制度距离并不能改变这一作用效果。
[关键词]海外直接投资；股票流动性；东道国异质性；法律制度距离；文化制度距离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3926(2021)01 —0098—1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风险投资与小微企业创新:增值与盘剥的新视角”（716732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投资和企业成长；王全景，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和收人分配。
陕西西安710061引言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至现在的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国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资 本市场。
作为股票市场的基本属性，股票流动性 是证券市场运行状况的象征（马晓青,2003 m)，股 票流动性是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Amihud &Mendelson, 1989，[2]冯根福等，2017[3]),是投资 者在资本市场上追逐的东西（Handa &Schwartz, 1996)[4]。
股票流动性也得到了学界、政府、企业和 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一部分文献探索了股票流动 性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熊家财和苏冬蔚(2014[5])、冯根福等（2017)[3]、林永坚等（2018)[6]、孙婧雯 等(2019|7])等分别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企业创 新、股价崩盘风险和企业并购等角度分析了股票 流动性的经济后果。
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解读和认识
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解读和认识
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FDI）呈现了以下解读和
认识：
1.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FDI普遍下降，但我国的
FDI整体表现较为稳定。
上半年我国的FDI实际使用额同比下
降了1.3%，但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表明我国仍然具备较强的
吸引外资能力。
2.我国对外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科技服务和批发零售等领域。
这些领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外资投资的热点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服务领域的吸引力逐渐增加，显示出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力。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对外FDI的重要目的地。
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同比增长了18.3%，占总体
FDI的比重逐渐增加。
这表明我国积极响应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的投资环境持续改善。
政府加大了推
动外商投资便利化改革的力度，简化了投资审批程序，优化了营商环境。
此外，我国的市场规模庞大，消费潜力巨大，对外资具有吸引力。
总的来说，尽管受到疫情的不利影响，我国上半年对外FDI
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态势，并且在吸引外资、优化投资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未来，我国可以继续加大对外FDI引导
力度，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国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开题报告
国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开题报告
导师您好，
本文将探讨国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直接投资（FDI）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首先将调查FDI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并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和综述来确定FDI是否能够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产生积极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提供一些如何提高FDI对宏观经济稳定性作出正面贡献的建议。
此外，本文还将分析国内外发生的有关FDI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案例，并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来探索FDI和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将进一步阐述FDI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深层次原因，从而指导政府更好地引导FDI 投资。
最后，本文将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以促进FDI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良性互动。
这些观点和建议都将基于经济学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
初步论述如上，麻烦导师过目，感谢。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及实证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及实证研究
分位数回归是近20多年分析和建模技术、计量经济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分支，它可以有效地捕捉“分位数函数”变量（如消费者市场上的价格和消费量等）受到观测结果所影响的大小和变化，并用于追踪它们受外生决定因素影响的变化。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将介绍分位数回归的一般使用方法及实证研究。
面板数据，学名叫做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可以有效地捕捉观测结果所影响的单位，以及时间和特定文化、政治或社会因素的变化。
分位数回归可以用来检查分位数和自身的联系，情形可以多种多样，也可以进一步探索一类分位数变量如消费量受观测结果影响的程度，以检查它们是否可以反映外生决定因素对该类变量的影响。
在应用分位数回归对消费量进行实证研究时，必须定义一个表示消费量的变量，同时还需要定义一个或多个表示外生决定因素的变量，例如价格、收入水平和消费税等，考虑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得到拟合模型。
通过识别回归中出现的分位数，模型可以更好地表达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感受到的价格和税收影响，并以分数形式表示，比如税收所占价格比例是多少，以及存在什么样的高或低价格范围。
本文介绍了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及实证研究，它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以用来检查外生决定因素（如收入水平、价格和税收）对消费量的影响。
本文介绍的方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数据和方法，可以作为为决策制定民意调查、财经预测或其他研究的有力参考。
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析赵强;曹炜婷【期刊名称】《山东财经大学学报》【年(卷),期】2017(029)005【摘要】构建全国35个大中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供给需求理论,应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剖析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要素.研究结果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在各分位点上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各分位点上大体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而人均GDP则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总人口在0.25和0.5这两个分位点上对商品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是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相反地,商品住宅投资完成额在0.25和0.5这两个分位点上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单位面积房屋竣工造价在0.75和0.9这样的高分位点上是不显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对房价的影响作用是最大的,而其对高房价的影响又比低房价更大,这也说明了在我国高房价的城市对于购买者的收入要求较高.【总页数】9页(P61-69)【作者】赵强;曹炜婷【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93.3【相关文献】1.西北五省区旅游产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J], 杨立勋;陈晶;程志富2.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商品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J], 赵强;曹炜婷;3.中国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J], 宋梦晶;蔡超4.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福州市房价影响因素分析 [J], 黄津津;罗金炎;刘佳;郭昊5.我国财险公司再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J], 赵迪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国际竞争力要素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探索性分析
国际竞争力要素贡献度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探索性分
析
乔云霞
【期刊名称】《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6(000)003
【摘要】基于面板数据(Panel Data) ,本文用TSCSREG (time series cross seotion regression),时间序列截面回归)过程对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即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找出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民素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为国家或区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和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总页数】3页(P70-72)
【作者】乔云霞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3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64.2
【相关文献】
1.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世界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J], 李晓峰;漆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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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经验分析王伟孙大超杨娇辉摘要：针对我国当前资本持续流出但是海外直接投资却相对不足的现象，本文采用67个国家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四个维度的金融发展指标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存量指标还是活跃度指标，均可以显著促进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总量指标对于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较小的国家影响更大，而活跃度指标对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较大的国家影响更大。
因此要提升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不但需要扩大本国金融市场的容量也需要增加市场的活力。
关键词：海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金融一体化；面板分位数一、引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融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走出去”战略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这体现在我国积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产和国际市场。
在该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迅增长，虽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stat）、中国商务年鉴以及Lane and Milesi-Ferretti（下文简称LM）外部主权财富数据库的统计口径不尽相同，但是均显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规模呈指数级别增长。
根据联合国UNCTADstat数据，在1990-2010年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由44.55亿美元增长至2976亿美元，增幅高达66.8倍。
在我国当前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以显著改善我国的福利水平。
第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程度较高，对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分支机构能够显著降低经营成本；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渐增长，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可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把我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第三，国际原材料价格呈现出高速上涨趋势[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9JZD0016、11JZD02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研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9002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1YJC790171。
王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nkwangwei6@；孙大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杨娇辉：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
-120-且波动幅度也不断增大，对国外资源进行直接投资可以降低国际原材料价格波动对我国企业的冲击；第四，我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获得产业升级所必需的先进技术；第五，随着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可以降低我国持有美国以及欧洲主权债务的份额，降低我国外部资产过度集中的风险；第六，海外直接投资被认为是高收益的资产，提升海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外资产中的比例可以显著改善我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
由此可见，“走出去”对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当前的海外直接投资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流向了离岸金融中心，尤其是中国香港，而这部分资本很难发挥提升国际竞争力、规避风险、增加收益的作用。
同时，即使包括这部分资本在内，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占GDP与总外部资产的比例依然很低。
由图1可以看出，截至2009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占GDP与总外部资产的比例仅为4.61%、6.5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1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占比资料来源：LM外部主权财富数据库。
为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呢，金融发展水平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国外学者如Caballero等（2008）和Mendoza等（2009）的研究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导致了发达国家更多地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而新兴市场国家更倾向于持有低风险的美国国债。
但是上述研究仅局限于从理论层面上描述金融发展水平与风险资产选择之间的联系，从而可以把全球失衡解释为金融发展不平衡下的必然结果，并没有系统研究金融发展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进行充分的经验分析。
二、文献综述随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但是作为“世界工厂”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原材料来源。
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资源导向型的海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因此，大量的研究集中于探讨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资源导向性。
如Buckley等（2007）通过研究我国1984-2001年的OFDI（Out--121-ward FDI）数据，发现我国的OFDI更倾向于流向与本国距离近及文化相似的国家，同时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市场大小、资源丰富程度也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Cheng and Ma（2010）则使用2003-2006年商务部的数据，发现东道国的人均GDP对我国OFDI的流量没有影响，对存量的影响为负，而共同语言与共同国界对流量与存量均有正向影响；Cheung and Qian（2009）把数据样本扩展至1991-2005年并且研究了我国的OFDI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异同，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OFDI都是市场与资源寻求型的，外汇储备促进了我国OFDI的增长，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受出口因素影响，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更加集中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分散；Sanfilippo（2010）把研究重点转向我国对非洲国家的OFDI，考察了41个非洲国家1998-2007年的数据，同样发现市场因素与自然资源禀赋是我国OFDI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李磊和郑昭阳（2012）采用GMM分析方法，发现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特质，其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明显，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性在美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在非洲不明显，我国对矿产的渴求要大于对石油的渴求。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发现，我国OFDI区位分布的资源导向性明显，同时共同语言、共同文化、距离远近等“亲密因素”也显著影响了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
但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使用中国商务统计年鉴中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数据，仅能分析东道国因素以及双边因素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布局的影响，并不能揭示如何通过改善投资国本国经济、金融条件以扩大海外直接投资规模。
在仅有的对投资国本国因素的研究中，Cheng and Ma（2010）对211个投资国1980-2005年的FDI进行分析，认为投资国的GDP、人均GDP以及汇率因素是FDI 流量与存量的重要解释变量，而外汇储备对FDI存量的影响是不显著的，除此之外，即使在控制了实际GDP、人均GDP、外汇储备、开放度以及货币贬值的情况下，FDI依然存在着强烈为正的时间趋势；而郭杰和黄保东（2010）使用41个主要国家1995-2003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发现一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水平主要受到该国的社会总储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开放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而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既没有表现出偏离一般经济规律的特殊性，也没有在储蓄、公司治理、金融结构等因素的作用方面表现出特殊性，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一般经济规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还要倚重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田巍和余淼杰（2012）采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和海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量越大，为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等因素决定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并且将其配置到距离近、语言相同、市场大、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
但是上述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何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增长的今天，我国对外投资占GDP和总外部资产的比例依然如此低。
为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致力以上述理论研究为依据，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剖析金融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且查看金融开放度、经济-122-发展、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变量选择（一）理论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态势，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主要投资于储备资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资本净流入的同时却持有大量的风险资产，为何新兴市场国家资本以低收益的国债资产形式流出而没有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呢？为何发达国家能够依靠新兴市场国家提供的廉价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大量的海外直接投资呢？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已经不能对此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而考虑国家之间金融发展程度的异质性为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发挥着资本中介的作用，把一些部门富余的资金资本重新配置到资本稀缺的企业或个人。
在几种主要的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的方式完成资本的转移；投资银行则是通过为企业发行股票及债券的方式；此外一些金融机构提供保险、担保、资信调查以降低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具有更加强大与完善的金融体系，由全球竞争力报告中（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可以看出，美国、英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海外直接投资水平高的经济体，其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也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在不断进步，但是根据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依然是拉低我国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针对上述现象，国外经济学家以全球失衡、资本逆向流动为背景，从理论的角度构建了金融发展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
Caballero等（2008）从资产供给角度出发，设定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产出转化为投资者红利的比例更高，在“卢卡斯树”模型中，这意味着更多可交易的金融资产。
可交易金融资产的供给能力受政府、管理者以及其他内部交易者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投资者红利受到的侵蚀更小，产生更大的投资收益，即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多的“硬资产”供给。
Mendoza等（2009）则从资产需求入手，在存在投资风险以及收入禀赋风险的冲击下，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状态依存的阿罗——德布鲁证券来规避风险。
由于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消费者有隐匿自己真实收入的动机从而获得更大的保险支付，但是在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监管力度较强，法律体系更加健全，消费者隐匿自己状态的行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惩罚。
因此，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能够提供更为多样化、全面的保险，以充分应对对冲投资风险以及禀赋风险的冲击。
在充分保险的背景下，高金融发展水平国家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持有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如FDI；而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对冲风险的保险，风险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于持有非状态依存的证券而非有风险的投资。
此外，金融发展水平还可以通过影响投资者回报率的方式影响投资，Gourin-chas and Jeanne（2011）将这种资本的边际收益与投资者获得的回报率之间的差额称为“资本楔”（Capital wedge），“资本楔”的存在扭曲了投资者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