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釉下五彩瓷，“红官窑”和平民瓷合体

醴陵釉下五彩瓷，“红官窑”和平民瓷合体作者：雷虎
来源：《旅游世界》2022年第08期
中国是一个以CHINA为英文名的国度，但是站在现代瓷艺之巅的却不是中国，而是曾经以中国为师的日本;1904年，抱着实业救国梦想的清朝官员熊希龄（后任北洋政府总理）考察日本，以日本为师改造的首选竟是china，于是曾经只产粗瓷的醴陵诞生了全新的瓷种——釉下五彩瓷;醴陵釉下五彩瓷一出世，就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质名扬海内外，为醴陵赢得“瓷都”之誉;而后集全国之力制造的“毛瓷”更为其博得“红官窑”之名。

计划经济时代远去，举一国之力生产一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醴陵的各大国营瓷厂巨大的厂房内长起的荒草和拍卖市场有价无市的现代官窑“毛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醴陵瓷器市场上熙来攘往的瓷商，以一元一个甚至更低的价格把数以亿计的日用瓷运往世界各地。

醴陵瓷游走在贵气与屌丝之间：瓷有百美千宠，你选哪一种？
在长沙和一帮茶友聚会，我左一口安化黑茶，右一杯古丈毛尖，一边慢吞吞地说我的茶器寻访计划：先过景德镇寻青花，再下宜兴访紫砂！
“然后呢？”湖南茶友看着我眼神满是期盼。

“以后，还有第三者？”朋友怒了：“你眼前的妹子是长沙生的，喝的茶是安化产的，盛茶的杯是醴陵烧的，但你要寻访的对象却和湖南没半毛钱关系，全国三大瓷都你独漏了醴陵，你是成心来砸场子的？”
慑于朋友的“淫威”，我敢怒不敢言，把杯中茶牛饮而尽后，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盛茶的瓷杯。

第二天，半推半就地被湘妹子押到醴陵，开始寻访以前闻所未闻却声名日隆的醴陵釉下五彩瓷。

被茶友领着，到醴陵后，当然先访茶馆。

车停在一家名为“陆如轩”的茶馆门口。

但推开馆门，不似入茶室，却像进入博物馆：地上蹲的是瓷质画缸，墙上挂的是瓷盘瓷画，橱窗则摆着各式梅瓶。

近百平米大的空间，竟然有各式瓷器上百件，绝大部分瓷器和茶没有任何关联。

唯一体现茶馆特质的是临街几个包厢。

每一个包厢中都布好了一桌茶席，而茶席上则摆满了一水儿的瓷质茶器。

茶器的质地和造型，明显和陈列的藏品同基因。

陈列馆另一头的门打开了，茶馆的女主人向我们挥手：“来，这边茶室品茶！”朋友指了临街的茶席示意，这边茶席都摆好了，为啥舍近求远？
“那边是老谢研究室出的釉下五彩精品，茶客在那儿品，醉翁之意不在茶而在茶器，喧宾夺主，不好玩。

不如来这边用普通瓷器喝茶，更得茶真味！”女主人名为胡水桃，她所说的老谢，名为谢燮瑜，是这家店的男主人。

夫妻俩人，一人喜醴陵瓷，一人爱茶。

于是夫妻俩一合计决定玩一下“二人转”—开了这家醴陵瓷器主题茶馆。

茶馆分为两部分，各有重点：一部分就是我们刚进来的这间，陈列了各式醴陵瓷器，这是男主人谢燮瑜多年来收集的醴陵瓷藏品，在谢燮瑜心中，醴陵瓷茶器不是用来喝茶的，是用来当花瓶的;另一部分是女主人招呼我们去的那间，摆满了各类与茶有关的器物，在女主人胡水桃眼里，茶才是女王，茶器没有特权，充其量只是一“嬷嬷”。

于是一群人围案而坐，端着手里这位醴陵籍的“嬷嬷”，服侍来自各位茶山上来的“女王”。

当我们被惊艳的“女王”们麻痹了舌头时，陈列室那一头的门开了，进来一位中年男子。

他进门后，从地上画缸看到墙上的瓷画，再转向橱窗中的梅瓶，最后走进布好茶席的包间。

不提壶泡杯却拿着一只瓷杯捧在手中把玩。

男主人登场了，“女王”们退场时间到了，该“嬷嬷”们登场了。

众人被其从茶室召唤到陈列室，他开始说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历史，讲自己和醴陵瓷的故事。

醴陵瓷的历史，从清政府官员熊稀龄1904年东渡日本后，与醴陵举人文俊铎共赴沩山考察，立志改良醴陵瓷业开讲;他自己的故事，从其父亲在乡下做瓷器厂长开始……
车辆开进了一个破落的老厂房，谢燮瑜朝厂内一位中年人挥手。

下车后，他们忙着寒暄，我忙着借助地标来定位。

我看到前方的楼房上拉了一个横幅，上面写了几行字“醴陵花纸厂”。

花纸？难道做瓷器还要花纸来包装？
“這是省陶瓷研究所的易广平！”谢燮瑜这一引荐让我更迷糊了，我到底身在何处}
易广平似乎看到我的迷糊，一脸尴尬的说：“这里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也是花纸厂。

它们租用了我们所的地点办公！通过他解释，我才得知。

醴陵有两大支柱产业，分别是醴陵瓷和花炮。

醴陵是花炮之都，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花炮行业老大哥，只是近十几年才被浏阳超过而变成业界第二。

而醴陵瓷，自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是仅次于景德镇的“第二瓷都”——一个小小的县城，就有两门产业名列全国第二，但这两行业，一般人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可不要看这地方不起眼，这可是醴陵釉下五彩的最纯正的血统！”谢燮瑜说。

这儿，便是1906年熊希龄成立的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的“后裔”。

自熊希龄而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走的是高端路线，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后，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在1930年彻底停产。

因为毛泽东主席对醴陵瓷器的偏爱，故而1955年，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改组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沉寂了25年的醴陵瓷迎来了第二春——红色官窑时代。

易广平把我们领进一栋大楼参观研究所的精品展示馆。

在走进楼梯间时，他向门口挥了挥手：“兄弟们，好久不见！”不等人回答，他便三步并做两步上楼。

当他身影闪开后，我才看清他打招呼的对象——一对高两米多的釉下五彩花瓶，像门卫一般立在楼道口。

“醴陵釉下五彩是红官窑，那这一对大家伙得值多少钱？”我被这对大家伙给震撼了：“最起码要上万块吧，居然放垃圾筒一般放在门口，太暴殄天物了吧！”
“你也太小看红官窑这招牌了。

这对花瓶，是省陶瓷研究所研发的最大产品，也仅生产过这一对。

每只最少值一套房子吧，北京！三环内！”谢燮瑜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后，提示我赶紧上楼去看精品馆中真正的宝贝。

那里的作品，都是大师级的，而且每位大师一辈子就出了那么一两件。

“什么？这对，还不算是真正的宝贝？”
在三楼，署名邓文科、熊声贵等大师级人物的观赏瓷器摆满了偌大的陈列馆，但最珍贵的还不是这些署了大师名的观赏瓷器。

而是临室内无署名的日用瓷——釉下彩茶花鱼盘、瓷芙蓉花牙盒、瓷梅花萊碗瓷、梅竹调味壶等—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毛瓷”，一种供中南海的特供瓷。

醴陵生产的“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由群力瓷厂负责生产。

两厂总共研发、生产的精品“毛瓷”1500多件。

如今，这些“毛瓷”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场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

“那时，举全国之力，集全国知名艺术家几年之功，只为生产一款瓷器，想起来都疯狂！”参观完精品陈列馆，易广平把我们带到陶瓷研究所的车间，这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两座厂房间已经长起齐膝盖高的野菜，甚至在野草间，还蔓延着几根南瓜藤，瓜藤上还有几个挂着花蒂长势正好的南瓜。

“别急，慢慢长，等我两个月后再来时把你抱走！”易广平跨过
南瓜藤，打开生锈的锁，推开了斑驳的大门示意我和摄影师进去，他和谢燮瑜两位老瓷人则蹲在门口的花坛上抽烟。

都说看英雄没落、美人迟暮是最残忍的事情，而今天因为要配合我寻访醴陵瓷，他们不得不来见识国营醴陵瓷厂的黄昏。

我们走进的是一个模具车间，上千平米的车间用水泥墙分隔成一个个三四平米见方的小隔间。

每个隔间，从墙壁到地面都立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白色模具。

一时让人有种错觉，仿佛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

整个车间就是俑室，每一个隔间就是一个墓葬坑，而每一个模具都是一只兵马俑。

这些形形色色的模具，有的出产过邓文科大师的作品，有的出产过大名鼎鼎的毛瓷，有的只生产过寻常百姓家日用的粗瓷。

但是如今，它们都被“乱葬”在一坑中，经年累月不会有人来探望。

湖南陶瓷研究所在鼎盛时，曾经有四、五百号人，这里不从事瓷器的大规模生产，只从事瓷器的研发工作。

以前，往往是湖南瓷器研究所研发出新的瓷器后，然后交由群力、国光等大型国营瓷器厂生产。

像群力一个厂，曾经就有员工一万多人。

但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这些大大小小的国营瓷器厂纷纷倒闭，如湖南陶瓷研究所这样的醴陵瓷发轫兼中兴之地，最终肢解为三分，一分花纸厂，一分私人瓷，还留一分苟延残喘。

将要离开湖南陶瓷研究所时，易广平指了指了指大楼顶部：“看到没，那墙顶上贴了三张‘房产证’。

什么？没看到三张‘房产证’，只看到两个釉下五彩瓷盘？没错。

现在只有两个了，有一年下大雨，掉下来一个，摔在地上撞得粉碎。

一栋房子就这么没了。

另外“两栋房子”，不知能再挺过几场雨。

身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有几十道工序，但是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都来自彩绘这一个工序。

因为醴陵瓷其它的工序，和其它地方的瓷器，从炼泥到拉胚，再到烧制都大同小异，唯有釉下五彩是醴陵瓷安身立命的绝技，而彩绘决定到釉下五彩瓷的成败。

谢燮瑜在收藏醴陵釉下五彩瓷以藏养藏多年后，终于按纳不住，自己冲到了一线，和朋友张皓翔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富钰文化的釉下五彩瓷厂，以产养藏。

在富钰文化的彩绘车间，我们终于见识了醴陵瓷釉下五彩瓷瓷釉的五彩之谜。

彩绘车间十来平米的空间内，正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工作台。

四五个彩绘师，或坐或站或弓着身子，每个人抱着一个长则半身高的花瓶，小则可以手握的小碗。

有的人在白色的瓷瓶上用细笔勾勒，有的人在勾勒好图案的碗表面填颜料。

“你可不要看这地方不起眼，这可是醴陵釉下五彩的最纯正的血统！”谢燮瑜说。

这儿，便是1906年熊希龄成立的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的“后裔”。

自熊希龄而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走的是高端路线，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后，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在1930年彻底停产。

因为毛泽东主席对醴陵瓷器的偏爱，故而1955年，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改组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沉寂了25年的醴陵瓷迎来了第二春——红色官窑时代。

易广平把我们领进一栋大楼参观研究所的精品展示馆。

在走进楼梯间时，他向门口挥了挥手：“兄弟们，好久不见！”不等人回答，他便三步并做两步上楼。

当他身影闪开后，我才看清他打招呼的对象——一对高两米多的釉下五彩花瓶，像门卫一般立在楼道口。

“醴陵釉下五彩是红官窑，那这一对大家伙得值多少钱？”我被这对大家伙给震撼了：“最起码要上万块吧，居然放垃圾筒一般放在门口，太暴殄天物了吧！”
“你也太小看红官窑这招牌了。

这对花瓶，是省陶瓷研究所研发的最大产品，也仅生产过这一对。

每只最少值一套房子吧，北京！三环内！”谢燮瑜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后，提示我趕紧上楼去看精品馆中真正的宝贝。

那里的作品，都是大师级的，而且每位大师一辈子就出了那么一两件。

“什么？这对，还不算是真正的宝贝？”
在三楼，署名邓文科、熊声贵等大师级人物的观赏瓷器摆满了偌大的陈列馆，但最珍贵的还不是这些署了大师名的观赏瓷器。

而是临室内无署名的日用瓷——釉下彩茶花鱼盘、瓷芙蓉花牙盒、瓷梅花莱碗瓷、梅竹调味壶等—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毛瓷”，一种供中南海的特供瓷。

醴陵生产的“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由群力瓷厂负责生产。

两厂总共研发、生产的精品“毛瓷”1500多件。

如今，这些“毛瓷”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场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

“那时，举全国之力，集全国知名艺术家几年之功，只为生产一款瓷器，想起来都疯狂！”参观完精品陈列馆，易广平把我们带到陶瓷研究所的车间，这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两座厂房间已经长起齐膝盖高的野菜，甚至在野草间，还蔓延着几根南瓜藤，瓜藤上还有几个挂着花蒂长势正好的南瓜。

“别急，慢慢长，等我两个月后再来时把你抱走！”易广平跨过南瓜藤，打开生锈的锁，推开了斑驳的大门示意我和摄影师进去，他和谢燮瑜两位老瓷人则蹲在门口的花坛上抽烟。

都说看英雄没落、美人迟暮是最残忍的事情，而今天因为要配合我寻访醴陵瓷，他们不得不来见识国营醴陵瓷厂的黄昏。

我们走进的是一个模具车间，上千平米的车间用水泥墙分隔成一个个三四平米见方的小隔间。

每个隔间，从墙壁到地面都立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白色模具。

一时让人有种错觉，仿佛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

整个车间就是俑室，每一个隔间就是一个墓葬坑，而每一个模具都是一只兵马俑。

这些形形色色的模具，有的出产过邓文科大师的作品，有的出产过大名鼎鼎的毛瓷，有的只生产过寻常百姓家日用的粗瓷。

但是如今，它们都被“乱葬”在一坑中，经年累月不会有人来探望。

湖南陶瓷研究所在鼎盛时，曾经有四、五百号人，这里不从事瓷器的大规模生产，只从事瓷器的研发工作。

以前，往往是湖南瓷器研究所研发出新的瓷器后，然后交由群力、国光等大型国营瓷器厂生产。

像群力一个厂，曾经就有员工一万多人。

但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这些大大小小的国营瓷器厂纷纷倒闭，如湖南陶瓷研究所这样的醴陵瓷发轫兼中兴之地，最终肢解为三分，一分花纸厂，一分私人瓷，还留一分苟延残喘。

将要离开湖南陶瓷研究所时，易广平指了指了指大楼顶部：“看到没，那墙顶上贴了三张‘房产证’。

什么？没看到三张‘房产证’，只看到两个釉下五彩瓷盘？没错。

现在只有两个了，有一年下大雨，掉下来一个，摔在地上撞得粉碎。

一栋房子就这么没了。

另外“两栋房子”，不知能再挺过几场雨。

身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有几十道工序，但是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都来自彩绘这一个工序。

因为醴陵瓷其它的工序，和其它地方的瓷器，从炼泥到拉胚，再到烧制都大同小异，唯有釉下五彩是醴陵瓷安身立命的绝技，而彩绘决定到釉下五彩瓷的成败。

谢燮瑜在收藏醴陵釉下五彩瓷以藏养藏多年后，终于按纳不住，自己冲到了一线，和朋友张皓翔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富钰文化的釉下五彩瓷厂，以产养藏。

在富钰文化的彩绘车间，我们终于见识了醴陵瓷釉下五彩瓷瓷釉的五彩之谜。

彩绘车间十来平米的空间内，正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工作台。

四五个彩绘师，或坐或站或弓着身子，每个人抱着一个长则半身高的花瓶，小则可以手握的小碗。

有的人在白色的瓷瓶上用细笔勾勒，有的人在勾勒好图案的碗表面填颜料。

“你可不要看这地方不起眼，这可是醴陵釉下五彩的最纯正的血统！”谢燮瑜说。

这儿，便是1906年熊希龄成立的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的“后裔”。

自熊希龄而始的醴陵釉下五彩瓷走的是高端路线，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后，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在1930年彻底停产。

因为毛泽东主席对醴陵瓷器的偏爱，故而1955年，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改组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沉寂了25年的醴陵瓷迎来了第二春——红色官窑时代。

易广平把我们领进一栋大楼参观研究所的精品展示馆。

在走进楼梯间时，他向门口挥了挥手：“兄弟们，好久不见！”不等人回答，他便三步并做两步上楼。

当他身影闪开后，我才看清他打招呼的对象——一对高两米多的釉下五彩花瓶，像门卫一般立在楼道口。

“醴陵釉下五彩是红官窑，那这一对大家伙得值多少钱？”我被这对大家伙给震撼了：“最起码要上万块吧，居然放垃圾筒一般放在门口，太暴殄天物了吧！”
“你也太小看红官窑这招牌了。

这对花瓶，是省陶瓷研究所研发的最大产品，也仅生产过这一对。

每只最少值一套房子吧，北京！三环内！”谢燮瑜轻描淡写说了一句后，提示我赶紧上楼去看精品馆中真正的宝贝。

那里的作品，都是大师级的，而且每位大师一辈子就出了那么一两件。

“什么？这对，还不算是真正的宝贝？”
在三楼，署名邓文科、熊声贵等大师级人物的观赏瓷器摆满了偌大的陈列馆，但最珍贵的还不是这些署了大师名的观赏瓷器。

而是临室内无署名的日用瓷——釉下彩茶花鱼盘、瓷芙蓉花牙盒、瓷梅花莱碗瓷、梅竹调味壶等—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毛瓷”，一种供中南海的特供瓷。

醴陵生产的“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由群力瓷厂负责生产。

两厂总共研发、生产的精品“毛瓷”1500多件。

如今，这些“毛瓷”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场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

“那时，举全国之力，集全国知名艺术家几年之功，只为生产一款瓷器，想起来都疯狂！”参观完精品陈列馆，易广平把我们带到陶瓷研究所的车间，这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两座厂房间已经长起齐膝盖高的野菜，甚至在野草间，还蔓延着几根南瓜藤，瓜藤上还有几个挂着花蒂长势正好的南瓜。

“别急，慢慢长，等我两个月后再来时把你抱走！”易广平跨过南瓜藤，打开生锈的锁，推开了斑驳的大门示意我和摄影师进去，他和谢燮瑜两位老瓷人则蹲在门口的花坛上抽烟。

都说看英雄没落、美人迟暮是最残忍的事情，而今天因为要配合我寻访醴陵瓷，他们不得不来见识国营醴陵瓷厂的黄昏。

我们走进的是一个模具车间，上千平米的车间用水泥墙分隔成一个个三四平米见方的小隔间。

每个隔间，从墙壁到地面都立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白色模具。

一时让人有种错觉，仿佛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

整个车间就是俑室，每一个隔间就是一个墓葬坑，而每一个模具都是一只兵马俑。

这些形形色色的模具，有的出产过邓文科大师的作品，有的出产过大名鼎鼎的毛瓷，有的只生产过寻常百姓家日用的粗瓷。

但是如今，它们都被“乱葬”在一坑中，经年累月不会有人来探望。

湖南陶瓷研究所在鼎盛时，曾经有四、五百号人，这里不从事瓷器的大规模生产，只从事瓷器的研发工作。

以前，往往是湖南瓷器研究所研发出新的瓷器后，然后交由群力、国光等大型国营瓷器厂生产。

像群力一个厂，曾经就有员工一万多人。

但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这些大大小小的国营瓷器厂纷纷倒闭，如湖南陶瓷研究所这样的醴陵瓷发轫兼中兴之地，最终肢解为三分，一分花纸厂，一分私人瓷，还留一分苟延残喘。

将要离开湖南陶瓷研究所时，易广平指了指了指大楼顶部：“看到没，那墙顶上贴了三张‘房产证’。

什么？没看到三张‘房产证’，只看到两个釉下五彩瓷盘？没错。

现在只有两个了，有一年下大雨，掉下来一个，摔在地上撞得粉碎。

一栋房子就这么没了。

另外“两栋房子”，不知能再挺过几场雨。

身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有几十道工序，但是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全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都来自彩绘这一个工序。

因為醴陵瓷其它的工序，和其它地方的瓷器，从炼泥到拉胚，再到烧制都大同小异，唯有釉下五彩是醴陵瓷安身立命的绝技，而彩绘决定到釉下五彩瓷的成败。

谢燮瑜在收藏醴陵釉下五彩瓷以藏养藏多年后，终于按纳不住，自己冲到了一线，和朋友张皓翔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富钰文化的釉下五彩瓷厂，以产养藏。

在富钰文化的彩绘车间，我们终于见识了醴陵瓷釉下五彩瓷瓷釉的五彩之谜。

彩绘车间十来平米的空间内，正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工作台。

四五个彩绘师，或坐或站或弓着身子，每个人抱着一个长则半身高的花瓶，小则可以手握的小碗。

有的人在白色的瓷瓶上用细笔勾勒，有的人在勾勒好图案的碗表面填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