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中的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

儒家经典中的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　
张继文　
（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潍坊　261061）　
摘 要：正确理解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含义是正确翻译儒家经典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分析了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变迁，提出了确立词义的途径与方法，通过探讨儒家经典的翻译目的及其文本性质，说明了翻译其中文化负载词时应遵循的原则、采取的策略与方法。

关键词：儒家经典；文化负载词；翻译
“于丹《论语》心得”引起巨大反响，对此人们褒贬不一。

赞扬者说于丹使《论语》走近了大众百姓；质疑者说于丹对经典的解读并不准确，甚至曲解了原意。

对于褒贬两种看法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而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如何正确解读进而恰当翻译儒家典籍，尤其是其中极具特殊文化含义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如君子、小人、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士等。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儒家经典历经两千余年至今，词义的变化不可避免，为今人的理解带来了极大困难，也为经典的翻译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由此，本文作者拟从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变迁、词义的确立、经典的翻译目的及文本性质、翻译的原则与策略等方面对“儒家经典中的文化负载词及其翻译”做一探讨以期引起汉籍外译工作者对此的高度重视。

1. 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变迁
典籍翻译是跨越时空的交际行为。

经典的理解与翻译并非易事。

有学者曾说过：“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却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沈苏儒，1998，p. 209）。

语言的发展变化决定了经典中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变化。

今天的我们解读诸如此类的词汇时所理解的已不完全是其产生时的意义。

笔者以为翻译儒家经典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译者应该了解这些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变化，进而确立文化负载词的词义，因为这是忠实传译经典的基础。

总体说来，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变化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1 词义的扩大
有些文化负载词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后已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如《论语》中的“信”。

（1）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此句中“信”做“信赖”、“信任”讲。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第一》）
此句中“信”做“诚实”讲。

（3）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篇第二》）
此句中“信”意为“信誉”、“信用”、“诚信”之意。

“信”的含义发展到今天已不单有“信任”、“信誉”、“信用”、“诚信”之意，还有“信仰”、“信念”之意。

【作者简介】张继文（1967－），女，硕士，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史、典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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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词义的缩小
词义的缩小是指原本该词的含义丰富、所指宽泛，而今则主要是指其中的一层含义，例如《论语》中的“仁”。

“仁”是《论语》的核心。

“从大的方面说，它指在天下范围内行仁政；从小的方面来说，它指‘爱人’，指‘忠恕’，指做人的根本——孝悌”（韦利、杨伯峻，1999，p. 19）。

（1）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篇第十四》）本句中“仁”意为“仁人”，可引申为“行仁政”。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使百姓免于战乱而享受和平，管仲才是仁人。

（2）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
由本句可知“孝弟”是“仁”的基础。

（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第三》）
“仁”在本句中有“仁爱”、“爱人”之意。

由以上例句可知，“仁”字在古代有多层含义。

而今天当我们谈论“仁”时通常会理解为“仁爱”、“仁慈”、“心地善良”之意。

1.3 词的古今意义相同或相近
也就是说，有些文化负载词的词义自古至今意义基本未变，如“忠”、“礼”等词。

（1）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篇第四》）
（2）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篇第三》）
句中“忠”意为“忠诚”；“礼”意为“礼节”。

（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第三》）
本句中“礼”意为“礼仪制度”。

1.4 词义的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词的词义已经不再具有其产生时的意义，而是被赋予了另意。

最典型的便是“恕”。

如：
（1）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由本句可知：“恕”字的意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篇第四》）
“忠恕”为儒家的一种伦理思想。

“忠”指积极为人，尽力为人谋；“恕”则指推己及人，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别人。

而如今我们通常将“恕”理解为“宽恕”、“饶恕”、“原谅”之意，这与儒家之“恕”大不相同。

1.5 字的通假
通假即在古书中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

这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叫做通假字。

在儒家经典中通假字的使用也较为常见。

如：
（1）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篇第一》）
本句中“弟”通“悌”，有“敬爱兄长”之意。

（2）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篇第六》）
（3）子曰：“舜其大知也与！……”（《中庸·审问》）
以上两句中“知”通“智”，意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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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单音词变双音词
在古文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

将两个单音词组合在一起来表达两个并列的意义也是常见的现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组合在一起表达并列意义的两个单音词在现代汉语中常被理解为以一个意义为主，一个意义为辅的双音词，或是有别于原意的双音词。

这样的理解在不知不觉中便造成了意义的缺失。

比如：（1）“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仁义”在本句中意为“仁爱和正义”，现通常指“性情和顺善良”。

（《现代汉语词典》）
（2）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正心第九章》）“国家”中之“国”原指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家”指卿大夫的封邑。

在现代汉语中，“国家”则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

“中庸”的“中”原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意为“平常”（《四书集注》）；现用来形容“德才平凡”（《现代汉语词典》），如“中庸之辈”。

2. 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词义的确立
理解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词义至关重要。

对此，除了了解这些特殊词汇的词义变迁外译者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词义：
2.1 语境决定意义
任何言语只有在一定的使用环境中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只有依赖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我们才有可能确立词的真正含义。

胡壮麟先生将语境分为三种，即“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胡壮麟，1994，pp. 181-182）。

笔者以为“上下文语境”涉及相关的句子、段落及篇章；“情景语境”涉及话语产生时的具体语言使用环境，即“语用语境”；“文化语境”则主要指“历史语境”，是话语产生时的历史大背景。

只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语境的制约作用，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词义的确立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1.1 上下文语境的制约
（1）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篇第四》）
“士”起初是指贵族出身的武士，到春秋末期则是指知识分子阶层。

从本句中可知，那种“有志于真理，但又以自己吃粗粮穿破衣为耻辱的‘读书人’是不值得与他商议的。

”在孔子看来，读书人是不应以“贫贱”为耻的。

“士”是指具有刚毅精神的读书人。

孔子对颜回的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便是最好的例证。

（2）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本句出自《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这一篇的核心是谈“修己以安天下”，全篇大都是与从政者相关的言论。

本篇开篇即是原宪问“耻”。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本句讲的是“从政者”的耻。

由此可知，“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中的“士”是指“从政者”，尤其是具有刚毅精神的“从政者”。

2.1.2“情景语境”即“语用语境”的制约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篇第三》）
本篇谈论的主要问题是“礼”。

卫大夫王孙贾在这里讥讽孔子提倡的君臣之道，意思是“与其侍奉无实权的君主，不如阿附权臣”。

孔子以“天”喻“君”或“君臣之道”，意思是“如果以下犯上，违反了君臣之道，再巴结大臣也是没用的。

”因此，本句中的“天”是喻指“国君”。

孔子这里对天的谈论是基于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情景语境”，即“语用语境”的。

2.1.3“文化语境”即“历史语境”的制约
观照儒学核心思想及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是理解某些文化负载词词义的关键，比如对儒家“天”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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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握。

儒学的思想主旨可概括为“修身、教人、济世”，其最高理想是“平天下”（马千里，2007，p. 150）。

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

这时的周王朝分崩离析，周礼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要恢复周礼以匡天下，然而却屡屡碰壁。

对此孔子不无感慨道：“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

”他意识到了“道”的行与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儒学中的‘天’是人世间的包括了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客观规律”（马千里，2007，p. 44）。

“孔子的‘天命’总体来看，可以抽象出两层含义：一层是自然或社会及其客观必然性、规律性；一层是自然或社会中的偶然性。

而这两层含义在孔子那里，都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和把握它，并主宰自己的命运”（孟淑媛，2006，p. 45）。

孔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主观能动性对人事的影响。

有例为证：“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篇第七》）只要自己努力，人的“天”、“命”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不是由命运之神来控制。

这即是儒学中的“天命观”。

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大相径庭。

2.2 互文性参照
“互文性”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Julia Cristeva 于1969年首先提出来的。

她认为，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因为没有哪一个文本能够完全脱离它以前以及与它同时存在的别的文本的影响（转引自杨衍松，1994，p. 10）。

刘宓庆（2001，p. 411）指出：“忽视互文性参照，孤立地就文本分析文本，必然导致谬谈。

准确的理解常常需要参照与此一文本有关的彼一文本，在相互参照中澄清、探明或冰释此一文本中的难题”。

例如儒学中“义”字含义的确立。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论语·里仁篇第四》）
对于“义”字的含义，多数注释中都将其释为“宜”，如朱熹的《四书集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马千里先生根据《老子》第三十八章中的字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进一步将“宜”分为四个层面，即道义、德义、仁义、礼义。

汉帛书《要》中有记载孔子与子贡关于《易经》的一段对话：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也。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由此可知儒学的“义”是在“德”的层面上，是指“德义”，即符合德行的义。

2.3 查阅、对比他人集注及注疏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对于“天下归仁”中的“仁”，朱熹释为“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四书集注》）。

程子释为“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天下归仁”（转引自《四书集注》）。

清朝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训诂为“称仁”。

现代史学家钱穆的《论语新解》认为“便见天下尽归入我之仁心中。

”当代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释为“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

”
综合以上五种注释便会得知：“天下归仁”中的“仁”意为“仁人”，而非“仁德”。

3. 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3.1 儒家经典的翻译目的及其文本性质
根据翻译的目的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人类活动（Nord，2001，p. 11）。

事实上，任何翻译活动都受目的的制约。

我们且以儒家经典的代表——《论语》为例。

《论语》自16世纪被译为西方语言，迄今单是英译本就不下十几种，其中，James Legge（理雅各布，1861）、Ezra Pound（庞德，1951）、Edward Slingerland（斯林哲兰德，2003）的译本最具代表性，因为三人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尤其是在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更是各有千秋。

理雅各布的翻译是为了让其它传教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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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便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实现他们的宗教殖民目的；庞德的翻译是要以儒家思想医治病入膏肓的世界（其翻译《论语》时恰逢二次大战期间），给西方提供借鉴（马祖毅、任荣珍，2003，p. 44）；斯林哲兰德的译本提供了大量的解释与注疏，是要帮助西方普通读者阅读《论语》、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达两千余年，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

笔者以为，其对外传译的目的自始至终都应该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扩大儒学思想的影响，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基于此翻译目的的译本才可能公正、忠实地再现《论语》的本来面目，帮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论语》。

《论语》被称为“东方圣经”（王勇，2007，p. 61），可见其对东方世界的影响之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源自宋朝开国宰相赵普）之说，足见其有别于《圣经》：《论语》并不只是教人修身养性以完善自我，而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而最终“平天下”。

可以说《论语》是一部治世经略。

对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庞德在《大学》译序中作了如下评述：儒家原则历经考验，是唯一有效的协调社会的精神力量，如果要建立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就必须学习儒家思想，不奉行儒家原则，王朝便衰亡，世界便混乱丛生（转引自魏望东，2005，p. 53）。

儒家学说产生于春秋末期，这是一个礼制崩溃、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

孔子的理想是要恢复周礼以匡天下。

因此，对《论语》的理解与阐释不应脱离这一历史大背景。

可以说，儒学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而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儒学经典自然属于哲学类书籍。

儒家经典的哲学文本性质及其翻译目的译者在翻译时须牢记于心。

3.2 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原则、策略与方法
儒家经典的哲学文本性质及其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其中文化负载词时应遵循的原则：既不同于奈达的《圣经》翻译——“等效”，也有异于纯哲学书籍的翻译——“学术”，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学术性”可减低译者主体性的干预程度，保证译本的严肃性及翻译的准确性；“通俗性”则能够保证译本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

但是，如果译本的“学术性”远高于“通俗性”，则译本不易被更多读者所接受，翻译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如果译本的“通俗性”大大高于“学术性”，则原作易被通俗化而丧失其哲学性质，成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说教。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遵循“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结合，才能既保存原作的哲学文本性质，又保证译作的通畅易懂，最大限度地实现翻译经典的目的。

本着“学术性”与“通俗性”有机结合的原则，笔者通过对比理雅各布、庞德、斯林哲兰德三人对《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出了翻译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策略与方法。

理雅各布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译本用词典雅，力求忠实原作，以直译为主，译文冗长，注释和导论索引所占篇幅过大。

庞德的翻译是把自己悟到的内容直接传给读者，注释极少。

他的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较强。

斯林哲兰德的译本附有大量的评注及参考文献，几乎是译文的好几倍（魏望东，2005，pp. 52-53）。

理译以异化翻译为主，“学术性”性较强；庞德则在译本中融进了自己的主观见解，译本的“通俗性”较强。

斯林哲兰德根据其翻译的目的，兼顾了“学术性”与“通俗性”。

在翻译方法上，理译的最大不足在于注释过多，译文冗长、不精炼。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莫过于其试图将源文本中的各种意义都翻译出来，但却违反了译文须“达”的原则。

根据纽马克的观点，“译者应该根据原文文本的意图和译者本人的翻译目的选择优先翻译的意义变体”（廖七一等，2001，p. 152）。

“翻译就是解释，意义必须在译文中自明，而非仰仗一连串的注释”（Newmark，1981，p. 53）。

在翻译其中的文化负载词时理译以直译为主，并根据同一文化负载词在《论语》中所处章节不同而意义有别这一事实，以不同的目的语词汇翻译源语中的同一文化负载词，例如“君子”一词的翻译。

理雅各布依据不同的章节将其译为“a man of complete virtue”，“the superior man”等，这种译法比较得当。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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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知道，“君子”在孔子时代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地位高的人”；二是指“品格高尚的人”。

斯林哲兰德翻译文化负载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直译、直译+汉语拼音+汉字的译法，并尽量使同一文化负载词的译名前后保持一致。

此译法的优势在于其能帮助译文读者固化对某一文化负载词涵义的理解，进而形成一定的文化概念；不过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即往往会造成误译、欠额翻译等问题。

此译法还值得商榷。

庞德的译本中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选词欠正式，并较多地增加了自己的理解。

例如《论语·学而篇第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的“君子”一词的翻译。

庞德没有直接译出，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笼统地译成了“high breed”。

这势必会使译文读者把《论语》误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说教之书而忽视其哲学文本性质。

通过分析三人的译本、译法，笔者认为在翻译儒家经典中的文化负载词时可综合运用以下几种方法：（1）直译+适当注释或增词
如果译入语中有对应词就将其直接译出，并采用少量注释或增词来点明该文化负载词在不同语境中意义有别。

译文中初次出现时可稍作注释，以后再次出现时就可根据意义的不同译出相应的意义，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君子”一词的翻译。

（2）直译辅之以首字母大写
此译法既简洁又说明该词为特殊词汇，提示读者应注意该词的含义。

例如，可将“忠”、“恕”译为“Loyalty”和“Consideration”。

（3）音译辅之以首字母大写+适当注释或增词
如果译入语中没有对应词，可直接用汉语拼音译出，首字母需大写。

另外可增加少量解释说明的字词。

例如可将“天”译为“tian, the way of Nature”。

（4）将词义概略化
也就是将某些文化负载词根据其含义译成意义宽泛的普通词。

如“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中的“士”意为具有“读书人”的刚毅精神的“从政者”，翻译时可译为“scholarly officials”。

（5）直译辅之以汉语拼音+汉字
此译法的运用有一个前提，即同一文化负载词在不同章节中意义基本不变时。

例如根据斯林哲兰德的译法将“人而不仁，如礼何？”中的“礼”译成“ritual（li，礼）”。

总之，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是异化翻译，以直译、音译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直译时选词要规范、正式，以保证源文本性质不被过于通俗化。

选词一般根据词源来定，通常来源于拉丁语、法语以及希腊语的词汇更正式。

4. 结语
儒家经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翻译的重中之重。

知晓词义的变化、正确理解词的含义是正确翻译的前提和基础。

语境是决定词义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互文性参照、查阅比对他人集注也不可或缺。

儒家经典的哲学文本性质及经典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宜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且以“学术性”为主，“通俗性”为辅，即翻译时宜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及以直译、音译为主的翻译方法。

选词要正式、规范、简明扼要以确保译本的“学术性”与“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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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ir translation
ZHANG Ji-wen
Abstract: The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s based on the correct comprehension of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these words, then find out the ways to determine their meanings and at last point out the principl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better translating these word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and the philosophical natur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culture-loaded words; translation
(Edited by Stella, Jessica and Doris)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