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
1、 晚清思想家王韬【题像】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

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人。

1845年考取秀才。

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

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

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

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

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

1870年返香港。

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

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

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

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

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

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

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2、夏曾佑
夏曾佑(1863～1924) 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学者。

字遂卿﹐一作穗卿﹐号别士﹑碎佛。

浙江杭州人。

他对今文经学、佛学有精深的研究，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

此外他还注意学习外国吏地知识和自然知识。

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

曾官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充两江总督文案。

入民国﹐一度退居﹐後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北平图书馆馆长﹐早年﹐曾与梁启超
﹑谭
嗣同在一起研讨“新学”。

又与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思想﹐对戊戌变法起了推动作用。

变法失败後﹐思想消沉﹐在政治上靠近洋务派。

民国初﹐曾参与发起“孔教公会”。

他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颇有影响。

胡适读过该书之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胡适日记１９３０年８月１４日）。

鲁迅评价说：“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

（《谈所谓“大内档案”》，收于《而已集》）。

今人评价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作者：王家范 ）。

夏曾佑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之一。

光绪二十二﹑三年(1896～1897)间﹐他写过
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的“新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语以旧体诗的形式表现“新学”的内容﹐虽然幼稚﹐却是一种探索的努力。

其诗今存200 馀首。

早年作品表现了对时局艰危的哀伤与懮虑﹐如《浩吾襄孙饯别海上酒楼》其十四﹑《哭谭复生》和《出都和青来》其二等﹐後者说:“八百馀年王会地﹐垂杨无语为谁春﹖”此後所作大都渗透著往事如梦﹑前途茫然的消极情绪﹐反映了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心境﹐如《己亥除夕》其二﹑《箱根重晤任公》﹑《上海赠麦孺博》等。

曾佑写诗不规唐模宋﹐能真实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

夏曾佑的诗﹐除散见於当时报刊外。

有《夏别士先生诗稿》(传抄本)﹐原为夏氏外甥朱义康录其遗诗所成﹐共100馀题﹑200馀首。

《饮冰室诗话》引述的夏曾佑诸诗﹐与《诗稿》所收文字略有出入。

梁启超所举七绝“冰期世界太清凉”﹐由《诗稿》得知系《杂诗》26首之一。

2、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中国近
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3、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

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国学大师。

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市，是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的同乡。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

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

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

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

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

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

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

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但也因此被后来的共产党激进派所唾弃，在主流文化之外。

1927年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

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 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

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

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

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

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4、 陈垣
陈垣(1880-1971)字援庵，江门市棠下镇石头村人，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一代宗师。

已故著名学者严耕望把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并列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

陈垣幼年在新会，五岁随父到广州求学，少年时就立下报国救民思想，关心民族振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

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

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
极宣
传反清。

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

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1913年春定居北京。

1921年曾任教育部次长( 副部长)，代理部务。

1926年接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任20多年。

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大合并，而改任北师大校长。

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1年6月21日，陈垣在北京病逝。

因他的书斋名励耘书屋，故后人称之为“励耘老人”。

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

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他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年，桃李满天下，赢得国内外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界的尊敬和推崇，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和史论等方面著述丰华，卓有成就。

毛泽东同志也对陈垣先生的国学成就称赞有加，誉他为“国宝”。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

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着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

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

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

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

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

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

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

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

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

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
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

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

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

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

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

"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

”........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 "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①。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

支那虽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桑原骘藏又说：“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

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

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

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

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

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②。

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

傅斯年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③。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

.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据陈垣的高足黄现璠回忆：“我去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今改为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东洋史，该校名教授和田清，是我导师。

曾听过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授课。

东洋史学系主任池田、教授加藤繁等，都问我是不是顾颉刚的学生。

我说顾先生不直接教我，惟我听过他讲话，得益不少，我是他私淑弟子。

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吾师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④。

又说：留学日本帝大，该校教授和田清、加藤繁，亦有陈(垣)先生之大家作风，给余印象甚深，影响甚大⑤。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教育大家，弟子满门，当中卓然有成者为姚丛吾、黄现璠、郑天挺、王重民、方国瑜、蔡尚思、邓广铭、单士元、柴德赓、白寿彝、牟润逊、赵光贤、陈述、启功、史念海、周祖谟、刘乃和、史树青（按出生年长幼排序）等等。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

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铜像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全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