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的详细解释

八股文的详细解释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

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

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

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

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

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

不过写法初无定规。

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

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

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

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

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

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

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
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

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

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

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

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废八股，乡、会试虽尚有四书义、五经义，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摺，得到谕允，于是，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八股文寿终正寝。

从此，它被世人视之如敝屣、粪土,不屑一顾。

事实上，八股文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也传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妩媚的作品。

甚至有的批评家认为：“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数十家，洵可继楚骚、汉唐诗、元曲，以立一门户。

”(焦循《易余龠录》)诚然，明代的诗文词赋都不足与异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独领风骚。

明代八股文能兴盛于一时,既属时代的召唤,也得之文化的积淀。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说:“明初八股文渐盛,这却在文坛上放一异彩,本是说理的古体散文,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实为最高希有的文体。

”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
家辈出，如王鏊、钱福、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俞长城《百二十名家稿》说：“制义之有王守溪(鏊)，犹史之有龙门(司马迁)，诗之有少陵(杜甫)，书法之有右军(王羲之)，更百世而莫并者也。

”王鏊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士人无不奉之为圭臬，几至家有其书。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蘧公孙的女儿，“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

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说了。

八股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讲到：“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

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

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

(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

’)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

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

若长题则不拘此。

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

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

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

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

’)为何发此言，谓之原起。

至万历间，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

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
之大结。

”文章本无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终至成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

不容讳言，八股文在历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

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

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

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

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

“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

晚生文八股顿首。

’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

”(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

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敲门砖”，别无它用。

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
家，又是古文巨擘。

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

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

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

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

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

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

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

”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廷?”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

《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
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

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

”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

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

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说八股文就一无是处了呢?也不尽然。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薰陶。

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

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

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

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

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

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

方苞《四书文》凡例
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

”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

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

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

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

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

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

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

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

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

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

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

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

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

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

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

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

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

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

”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