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探究

Vol.33No.7Jul.2012第33卷第7期2012年7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失衡现象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受了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启发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不仅仅研究与帝国、殖民活动有关的翻译实践，更是逐渐把触角探到翻译活动背后，探究文化霸权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体系的解释》中认为后殖民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原殖民地怎样应对、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

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殖民地怎样应对、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

三是研究20世纪末征服者的文化是如何让被征服文化屈服的，被征服文化是如何适应、抵抗征服者文化。

”[1]从罗宾逊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文化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反抗的文化关系。

在后殖民语境下，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强势国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违背弱势国家、弱势文化的意愿，对其进行操纵和控制，从而导致文化间话语权的不平等，造成弱势文化的“失语”，这一现象在翻译作品数量上可见一斑。

根据韦怒蒂的统计，自1984年全世界译自英语的书籍达到22724本，译自西班牙语的书籍为839本，译自阿拉伯语的书籍为536本，译自日文的为204本，而译自中文的仅为163本，比例严重失调[2]。

和英语相比，欧洲语种明显处于劣势。

而中文与英语相比，差距更加悬殊。

译著数量上的差距反映出弱势国家的文化向外传播不多，主要是大量吸收外国文化，这必然导致文化失衡。

西方世界可以利用其文化作品，向第三世界输出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实现对弱势文化的控制。

与此同时，文化失衡现象也会导致某些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屈从。

一些弱势文化为了摆脱所谓的野蛮落后状态，极力迎合强势文化。

弱势文化的这种媚外态度，只会加剧文化失衡，加速弱势文化的萎缩和消亡。

因此，在后殖民翻译语境下，揭露强势文化的侵略性、保护弱势文化、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翻译中隐而不显的权力关系蒂莫志科(Maria Tymoczko)和根茨勒（Edwin Gentzler ）合著的《翻译与权力》中指出：“翻译不仅仅像语言活动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操纵。

反过来，翻译又建构特定文化的权力结构。

“[3]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 -nett)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中也把权力关系放在翻译研究的核心地位。

那么权力是如何影响翻译的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不仅依靠军事强权和经济实力，还要利用相关知识。

而翻译又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翻译就成为权力的工具[4]。

权力对翻译的影响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英国皇室代表与毛利人签订的《怀塘伊条约》，该条约由一名英国传教士翻译成毛利语。

为了诱使毛利人签订该条约，他在翻译时用到了很多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

由于传教士的刻意翻译，毛利人的很多权力都被忽略。

这项条约背后包含着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体现强势者依靠强势地位，借助翻译手段对弱势群体的支配和控制。

翻译成为这项条约强加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体现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体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强国对弱国的操纵显性地体现在其行动当中。

但是翻译活动却是一种温文尔雅、不彰不显的实践活动，体现隐而不显的权力关系。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潮。

鲁迅在翻译中强调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即使译文读起来诘曲聱牙，也要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

他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名人译本。

特收录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

”这在讲究忠实通顺的现代翻译者看来，似乎很难理解。

但是该翻译原则是根植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提倡民主、科学的社会环境中的。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急需找寻促进中国进步的方法，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理念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楷模，鲁迅的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留西方文化。

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探寻救国图存的方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影响下的先进文化向心力作用。

一种文化吸引着另一种文化效仿、学习，这背后就体现了权力的隐性作用。

翻译是权力关系实施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抵抗权力关系的有力武器。

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大举入侵，清政府软弱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探究卫梦舒（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摘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考查翻译实践活动，认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行动本质，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操纵。

本文着重探究后殖民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旨在寻求反对文化霸权、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研究；文化；权力；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１２）０７－０１８４－０２１８４－－无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众多的有识之士寻找救亡图存之路。

林纾将翻译作为武器来反抗外来侵略。

在原著的选择过程中，他选择了反映抗争精神的作品。

而在翻译过程中，他也对原著内容进行了删译、增译、改译，并且采用了文言文形式，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

例如，他翻译了哈利叶特·比彻·斯陀（Hamet Beecher Stowe）的Uncle Tom's Cabin（《汤姆叔叔的小屋》），并将其译为《黑奴吁天录》。

林纾再现了原著中黑奴的悲惨生活和抗争精神，旨在唤起广大民众的反抗意识和爱国情怀。

在后殖民翻译语境中，当时的中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大量采用本土文化形式，这为弱势文化反抗权力关系提供了有力武器。

在早期的爱尔兰文学中，Chulainn是一个长满虱子、有勇无谋的年轻人。

然而在爱尔兰民族的解殖民运动中，Chulainn被译成了民族英雄。

在英译文中，Chulainn擅离职守、有勇无谋的情节也被删掉，而是被译成了一个品格高尚的民族英雄。

这种对原著的大幅度修改也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为社会发展而服务的[5]。

可见，翻译可以成为弱势文化抗争权力的重要手段。

三、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认为：“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

”[6]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而翻译作为语言符号间转换的重要工具，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对塑造文化身份起到重要作用。

东方人既可能被塑造成勤劳、智慧的英雄式人物，也可能被塑造成懦弱、愚昧的野蛮人。

赛义德（E.W.Said）在他的著作《东方主义》曾指出：“在东方主义的这套话语系统中，东方被置于西方的权力话语之下。

所以，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丑化、弱化、女性化、异国情调化。

”[7]威廉·琼斯在翻译过程中把印度人塑造成懒散、无主见、不思进取、逆来顺受、整个民族期盼被专制独裁统治的形象，这对西方读者建构印度文化身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西方中心主义者利用翻译来丑化东方形象，但也有很多人借助翻译来重塑东方形象。

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时，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利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加强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水浒传》采用了章回体的叙述方式，章回题目都以对偶形式出现，且开头、结尾都有固定的模式，赛珍珠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这一方式。

例如“话说”、“话分两头”、“且听下回分解”译为“IT IS SAID”、“Now the story must be divided into two”、“Pray hear it told in the next chapter”[8]。

赛珍珠保留了《水浒传》中特有的中国文化，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搭建了平台，也为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殖民语境下，我们可以运用翻译策略来消除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间的不平等。

韦努蒂（Venuti）主张“抵抗式”翻译策略，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译入西方世界时，应抵抗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

巴西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坎波斯兄弟（Haroldo de Campos&Augusto de Campos）提出了“食人番主义”的翻译观。

他们将巴西人食敌人中优秀者来获取智慧和品德的行为引入翻译理论中，认为巴西文化可以借鉴西方文化，吸收其精华和养分，从而创造全新强势的民族文化。

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并未完全否定西方文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本民族文化所用。

另一位翻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提出了“文化杂合”（cultural hybrid）理论。

他反对传统翻译理论中僵化的二元对立，即异化和归化，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在“第三空间”里可以平等对话。

这里的“第三空间”的语言和文化是经过杂合化的，是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交流的平台。

韦怒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即异化翻译，是针对归化策略而提出的。

“归化法”强调译文要符合译入语国家的文化。

当弱势国家的作品译入强势国家时，其作品风格必须符合强势国家的文化习惯，这对弱势文化无疑是一个毁灭。

因此，韦怒蒂主张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文化。

“食人番主义”翻译策略在弱势文化发展壮大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因为它主张对西方文化采取“取舍”态度———取其精、去其劣。

而霍米·巴巴的“杂合”翻译策略在不断探索两种势力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

这一理论有助于保护弱势文化，也有利于二者的沟通。

笔者认为，目前阶段，要完全消除文化差异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文化间的交流，我们既要保护弱势文化，又促进文化的沟通和融合。

当今世界，弱势国家面临困境，其文化正在逐渐被强势文化所侵蚀，全球文化出现单一化的发展趋势。

这现象归根结底源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不平等的话语权，以及深藏在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

后殖民翻译研究，有利于深究翻译背后所隐藏的国与国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揭露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遏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自恋，为世界文化的平衡发展寻找出路。

中国作为文化交流中较弱的一方，既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塑造文化身份，也要加强与其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1〕Robinson,D 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UK:St jerome Publishing Ltd.1997.〔2〕李丽娟.后殖民主义与翻译对中国的文化渗透[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5）:57.〔3〕Maria Tymoczko,Edwin Gentzler,Translation and power [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5-218.〔4〕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9.〔5〕丁水芳,梁丽萍.权力关系与杂合翻译[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5.〔6〕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277.〔7〕文军,唐欣玉.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64.〔8〕张志强,后殖民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赛珍珠《水浒传》译本[J].中国翻译,2008，(2):46-47.（责任编辑徐阳）１８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