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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研究分析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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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研究分析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

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

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

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
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

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

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

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

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

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
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

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

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

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

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

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

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

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
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

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

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

在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

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

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
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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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阅！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既是对现有管理手段提炼、整合和延伸的过程，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培育、发展和运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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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风险管理文化构建研究分析
 在核心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最值得学习的榜样，首推戴尔与沃尔玛，这不仅因为它们是21 世纪成长最快的两家公司，更多的是它们成长背后的逻辑：在它们成长的的过程中，却没有我们耿耿于怀的所谓的“核心技术”、“规模”、“品牌”等武器，唯一能够解释它们做得比对手更好的原因，就只能是它们对客户价值的追求和独特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并且被企业员工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企业文化也称之为企业文化力，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即企业家精神、企业目标、企业形象、企业管理和企业环境等。

企业文化既是企业成员共同的精神支柱，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和内在驱动力，是企业保持永久竞争优势的源泉。

2010 年4 月15 日，《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正式发布，其中《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5 号———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与企业风险管理融合提升，以确保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

一、企业文化综述。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扩大开放的自觉思维孕育出企业文化的理论探索高潮，并
随之将企业文化理论传入中国。

国内学者注重对企业文化的内涵、作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的建设途径、跨文化、企业文化的变革以及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人本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在对企业文化的鉴别与认识方面，刘光明认为企业文化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

谭伟东强调企业文化应是人类文化、社会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一个子属，是一种集团文化，一种组织文化，一种以经营与管理为本质特征的实体文化。

它既要包含企业的精神、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同时也要外化为企业整体的共同追求、制度规范以及文化符码与标志。

对于企业文化与人的关系，余非、孙红湘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强化企业文化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人而不是物，人在知识经济时代是最重要的资源载体，所以创新的人才是知识经济中企业的核心。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理念应当注意发扬光大，而且要吸收、利用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建有生命力、有创造力，有质量的企业文化。

对企业文化的传统基础与构成要素，张同起、刘运娇思考了民族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集体主义的传统，和企业文化强调归属感和向心力的宗旨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与人交往以“和”为贵的思想，也对企业文化建设中为达到组织内部员工的和谐与调动工作积极性有重要的正面作用。

他们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强调个人对时代的贡献，这与当今提倡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一致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的思想保证。

赵东认为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所谓和谐企业文化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顾客为本，二是以企业员工为本。

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关键是要确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要把核心价值观在生产和服务中体现出来，在深入员工的内心和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成长起来。

对企业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周丽认为企业文化既是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良好土壤，同时企业文化又是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企业文化具有哲学性、
民族性、理念性、人本性、独特性、动态性、应变性等特征，企业文化反映的是一个具体企业的精神和价值标准。

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和激励功能，是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的引擎，是企业创新的动力，成为企业的无形资源。

除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外，我国学者在对国外理论模型的分析、借鉴和比较的基础上，也从方法论上提出了符合我国特殊情况的量化分析模型。

郑伯曛构建了组织文化价值观量表（VOCS 表），他认为组织文化是一种内化性规范信念，可用来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

VOCS 量表一共分为九个维度：科学求真、顾客取向、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正直诚信、表现绩效、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该表内的每个维度都有一种正相关或反相关的作用。

王国顺在对Dension 企业文化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形成描述企业文化状况的45 个结构化问题，收集的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条件检验后，用因子分析法识别出企业文化的七个维度，分别是企业意识，员工意识、团队意识、创新意识、核心价值观，顾客意识、目标愿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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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
 实践
 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

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

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

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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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

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

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
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

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

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

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

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参考文献]
 [1]吕力。

论管理的本体与本体价值[J].商业经济，2010（11）：23- 25[2]吕力。

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J].管理学报，2011（4）：517- 523[3]冯天瑜。

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4]许苏民。

人文精神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尤西林。

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雷恩DA/ 李柱流，赵睿，肖聿。

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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