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讲《古诗十九首》

XXX讲《古诗十九首》
一
以前我曾提到，XXX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XXX、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

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

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

《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XXX，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

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

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

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人XXX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

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非常惊奇地问：“那个有此?那
个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打动以后的惊喜和爱慕，意义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当中也常常萦绕着一样的感情和一样的题目。

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平。

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缱绻。

比如XXX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

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摩登，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

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

例如XXX有一句“东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

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仅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义，而且“绿”字又是那末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

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当中，它所有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没法摘字摘句。

更况且，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

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
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

而大家商量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XXX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XXX品录，三百余篇，朝XXX，亦XXX备，而词人XXX，莫见五言。

”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XXX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XXX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

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XXX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XXX的作品。

XXX即枚乘，是XXX时的人，XXX是XXX、XXX时的人。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XXX。

大家知道，XXX的时代比XXX早得多，如果XXX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

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XXX。

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

然而，XXX、XXX和XXX太子XXX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

《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
诗十九首”，说明XXX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XXX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XXX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XXX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

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XXX。

XXX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XXX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

但XXX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

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XXX《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XXX所制。

”所谓“XXX”，指的是建安时代的XXX父子和XXX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

一个是XXX时的枚乘，一个是XXX、XXX时代的XXX，一个是XXX时代的XXX等人。

XXX说《孤竹》一篇是XXX所作，XXX与《汉书》的作者XXX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

而且XXX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XXX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XXX 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XXX说也
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建安XXX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XXX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

而且XXX在一些文章中对XXX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XXX说得比较谨慎。

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XXX乘，疑不能明也。

XXX，‘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XX X’，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

XXX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XXX”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

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

XXX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

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XXX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

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

唐代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
晚的变化。

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XXX、XXX，再后来的XXX游、XXX，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大概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XXX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该当是在班固、XXX以后出现的，但下限则该当在建安XXX之前。

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XXX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所有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向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

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肯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XXX指XXX，众星何历历。

XXX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XXX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

但诗中却说，“XXX指
XXX”。

XXX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XXX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

大家知道，汉朝自XXX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

但在XXX 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XXX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

XXX，今之七月矣。

”他认为，XXX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

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

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XXX，XXX当然属于XXX了。

XXX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XXX，那么他就一定是XXX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XXX的说法有错误。

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以为，“XXX指XXX”并非说此时就是XXX，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

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

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

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XXX，是一年的开始。

既然斗柄指
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XXX，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XXX……。

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XXX，商建丑，XXX。

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XXX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

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

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

因此，仅仅“玉衡指XXX”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XXX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XXX的。

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XXX”，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XXX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

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XXX、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XXX、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

“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所谓“建”，就是建
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

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XXX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XXX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

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XXX之月，招摇指申”。

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摇，而是XXX了。

如果你在平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又不是XXX，而变成了天枢。

北斗七星是在转的，XXX在半夜时指着申的方位，而在后半夜到黎明这一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方位，也就是XXX的方位。

在这同一时间里，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方位，即XXX的方位。

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标准，而要以天枢所指的方位为标准了。

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XXX指XXX”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XXX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

这时候XXX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XXX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XXX的“亥”的方位。

夜深入静，星月皎洁，
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陪衬出一幅寒冷、宁静的秋夜景象来。

所以我以为，XXX的错误在于他疏忽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察该当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XXX”说明为真的XXX，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

而为了说明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XXX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因为所谓“XXX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入手下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

《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入手下手，固然是一年的入手下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十月”。

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

所以XXX的《汉书补注》在XXX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X XX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XXX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不异，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何尝改月号也。

”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XXX所谓“XXX，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整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

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
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

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

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XXX之后到建安XXX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

清代学者XXX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

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

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

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

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XXX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XXX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XXX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

XXX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

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
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

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

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

比如XXX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

XXX《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

XXX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XXX。

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

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

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XXX如此，XXX也是如此。

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前几天我有时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来的学术风气。

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同的。

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
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打动。

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深谋远虑，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举措得到最大的功效。

这是一种堕落。

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所有一生都投入出来结合在一同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

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

真正的好诗是十全十美的诗。

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XXX之外，《古诗十九首》另外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遐想。

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的地方。

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打动都是终究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终究是谁所作?一样一向成为一个疑问，因此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

它果然是写XXX和XXX的恋爱故事吗?还是如XXX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遐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

如果我们讲XXX的诗，我们可以用唐代那一段历史和XXX的生平来做印证，多数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事情。

但这个举措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觉得出他有深微的意义，但终究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没法经由过程考据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

然而，这是一件好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

对有些诗来说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如XXX 诗就是如此，他有不少诗反映了唐代某些历史事件，写诗的时候确有所指。

对这一类诗当然应该尽可能确定作者的原意。

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

正由于《古诗十九首》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

西方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曾流行一种叫作“新批评”的理论。

这种理论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以作品为主。

他们认为，作品里的形象、声音、韵律，都关系到作品的好坏，惟独作者却是不重要的。

而后来流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则是一种更新的文学理论，它进一步把重点转移到读者身上来了。

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
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然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经历和阅读背景，因此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使千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读者读过之后都有所感动，有所发现，有所共鸣。

但《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涉及它所写感情的主题了。

《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

我以为，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

因为，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生离或死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因物质或精神上的不满足而感到失意；每一个人都对人生的XXX怀有恐惧和忧虑之心。

而《古诗十九首》就正是围绕着这三种基本的感情转圈子，有的时候单写一种，有的时候把两种结合起来写，而且它写这些感情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含意幽微，委婉多姿。

例如，我们下一次所要讲的《今日良宴会》里有这样两句：“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你为什么不鞭策你的快马，抢先去占领那个重要的路口?其实，所谓“要路津”，所代表的乃是一个重要的官职，说得通俗些，这是对争名夺利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还有一首《青青河畔草》也是我们所要讲的，它写了一个孤独
而又不甘寂寞的女子，最末两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XXX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这几句“可谓淫鄙之尤”，然而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视为“淫词”或“鄙词”，那就是由于其感情的真挚了。

其实，我说这两首诗真正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感情的真挚，它们真正的好处在于提出了人生中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你处于某种人生的困惑中时，你该怎么办?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或绝望的时候，每个人在这种时候内心都会产生很多困惑和挣扎。

而《古诗十九首》就提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

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直接写出来的，而是用很委婉的姿态、很幽微的笔法来引起你的感动和XXX。

晚清有一位诗学批评家叫XXX，在他的《采菽堂古诗选》里有一段话对《古诗十九首》评论得非常好。

现在我把这段话抄下来：“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

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XXX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

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

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

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

但人人有
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

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

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己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

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

故彼弃之矣，必日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

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XXX。

“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

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古诗十九首》说出了我们人类感情的一些“基型”和“共相”。

比如，每个人都希望满足自己的一切理想和希望，但真正能够满足的又有几个人?就算他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在精神生活上也都能满足吗?有的人已经得到高官厚禄，但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况且那些贫贱之人呢?如果你拥有充足的时间去追求，大概终究会有满足的那一天，然而人的生命又有多么长久，时间其实不等待任何人，你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又比如，谁不愿意和自己所爱的人永远相守在一同?但天下又有谁没经历过生离或死别?当你们相聚的时候，其实不能体会到离此外悲哀，因此也就不懂得这聚会的难得和可贵；可是当你落空的时候，你懂得了它的珍贵，却又不能不承受落空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