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权信用级别如何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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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腐机构的权力
世界上有些国家认为，政府官员系高智商人群，查处其违法乱纪行为，监察机关非权重技超不可。

从各国反腐机构被赋予的权力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基本权限、全面性权限以及部分司法权限。

反腐必须权重
调查、建议、批评这些权力基本是所有反腐败机构均有的。

当然，同样是调查，有些国家用得更充分，比如印度中央调查局的“一致同意单”。

作为印度对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调查的专门机关，印度中央调查局通常与有关部门共同拟定或单独提出廉洁性有疑问的官员名单，重点监视。

若某一高级官员名字上了“一致同意单”，他的工作将受到所在部门和调查局的密切监视。

除了基本权限之外，一些反腐机构还有行政处分权或者惩戒权。

美国肯塔基州由于存在严重腐败问题，1985年就制定了《
利益冲突条例》，并成立由州长任命的独立机构———廉政委员会，专门监督条例执行。

这个委员会不是司法机构，但是可以举行听
证会进行裁决，视情节严重程度，处以最高2000美元的罚款、公开警告直至撤职等。

当然，如果是严重的案件，还要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文莱、印度、新加坡等国，来源不明的财产属于“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产”，按贿赂罪论处。

调查人员不必查实嫌犯的具体贪污犯罪行为，只要能证明其生活标准或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那么，无法解释来源的一切财产都将被认定为贿赂所得。

国家主权信用级别如何评定
据英国路透社8月18日报道，在土耳其货币里拉今年兑美元汇率暴跌约40%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那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一个国家主权信用级别的依据是什么？
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是指评级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主权的信用进行评定，并用一定的符号来反映评级结果。

主权信用评级一般从高到低分为AAA ，AA ，A ，BBB ，BB ，B ，CCC ，CC ，C 。

AA 级至CCC 级可用+号和-号，分别表示强弱，本质上是对该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所做的判断。

不同评级机构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国家主权信用
评级，不过综合而言都要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人均收入、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和税收状况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也要考虑利率及汇率等反映金融市场稳定的指针。

目前，国际上最主要的三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机构有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

就标准普尔和惠誉而言，一国的评级高于或等于BBB-，说明其债券有可投资性，级别越高可投资性越高。

就穆迪而言，一国的评级高于或等于Baa3，说明其债券有可投资性，级别越高可投资性越高。

（文／甄翔据《环球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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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行政监察署的权力和办案手段更为典型，拥有公开或秘密调查、调档、侦查、搜查、逮捕等权力。

该署的调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可使用武器，对嫌疑犯进行跟踪、盯梢，随时调阅涉案绝密档案，有权持检察院开具的搜捕证直接抓捕嫌疑犯和搜缴赃物。

除此之外，该署不仅拥有建议权和处分权，还有越级报告权，即在必要时可以越过总理就一些重要情况直接向总统报告。

该署每名监察官还都被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来源，而是否拥有可靠有效的情报来源被列为判断监察官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之一。

各有各的“杀手锏”
埃及每个行政监察官的情报来源，相当于各自的情报网络，是他们获取案件线索与调查的独特手段。

美国纽约市监察局的官员，也有自己独特的线索来源———他们在每150名官员中故意安插一名联系人，对官员腐败行为进行日常性监控。

这种联系人类似于侦查机关的线人，是反腐败机构直接联系的内部人和监督人，是获得内部腐败线索的特别渠道。

这些反腐机构的调查手段，因为并不公开，都被归为秘密调查手段。

美国反腐中，最为外界关注的秘密调查手段，就是“诱捕”，即钓鱼反腐。

美国很多反腐败机构，比如美国设在各部门和各独立机构内部的监察长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等，都有诱捕的权限。

钓鱼执法不只美国有，意大利、德国等国家都允许
诱捕。

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反腐风暴，使一批高官纷纷落马，溯其起源，就是米兰市检察院派线人以要求承包工程为名，向米兰养老院院长基耶萨行贿。

当基耶萨将贿金放入抽屉后，检察官和司法警察一拥而入，人赃俱获。

基耶萨被捕后，反贪风暴由此拉开序幕，查处1200多起贪污腐败案件，共涉及8位前总理和5000多名经济和政界人士，有300多名议员接受了调查，成为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反腐败运动。

反腐部门也受制衡
很多国家都将法院作为制衡反腐部门秘密监察手段的重要机构。

比如南非特别调查局人员在搜查时，不是想进哪间房就进哪间房、想开哪个保险柜就开哪个保险柜，而是必须由特别法庭或者其他法官批准、获得许可令才行。

在监察手段运用范围上，各国也一再强调，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的案件。

对一般性的危害不大的案件，则不宜采用秘密侦查手段。

比如法国就规定，只有可能判处两年或两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案件才能适用通信截留手段。

在新加坡，CPIB （
贪污调查局）的调查活动必须接受总检察署及其检察官的指导与监督。

调查局人员的任免权不由其内部控制，如局长、特别调查员等重要职务由总统和总理任免，普通公务员的聘用、晋升等则由公共服务委员会决定。

这些外部制约和监督，使得调查局既权重效高，又能秉公执法。

（文／闻宅据《廉政瞭望》）
芬兰人热衷利用公共图书馆
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都面临预算削减、用户减少而纷纷倒闭的困境时，芬兰则反其道而行之———正斥资9800万欧元建造一座庞大的新图书馆。

据悉，芬兰人是全球最热衷利用公共图书馆的群体之一：该国550万人每年借书近6800万次。

芬兰的城市图书馆利用率如此之高与图书馆的强大功能不无关系。

这些图书馆不仅提供书籍，还出借电子出版物、体育装备、电动工具和其他“偶尔使用的物品”。

万塔的一家图书馆甚至提供卡拉OK 服务。

赫尔辛基北郊的一座图书馆还将配备餐厅、公共阳台、电影院、视听录制棚和拥有3D 打印机的创客空间。

“图书馆必须触及新一代人。

世界正在改变，图书馆也在改变。

”赫尔辛基副市长纳斯玛·拉孜米亚说。

（文／王会聪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