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消费身体的现代性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消费身体的现代性悖论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女性的身体被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

这两种社会权力作用于女性身体的过程,反映了现代性之于女性的双重意义:正是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社会变革,造成了传统价值秩序的崩毁,解放了曾作为传统价值符码的女性身体;也正是现代性在终极价值理念和形上价值追求上的匮乏,引发了社会自我认同的危机,使得消费文化乘虚而入,女性身体首当其冲地成为消费文化的奴仆。

关键词:女性;消费身体;身体解放;身体异化
一、理论选择与研究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女性的身体被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

本文对此的分析依据社会学意义上对社会性别和大众传媒的相关理论理解。

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关注身体之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使女性的身体从自然存在变为社会性别文化塑造的客体。

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反映和建构社会性别意义或模式的功能,在复制、表现和引导社会性别观念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以上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把传媒文本的内容作为社会事实,从传媒所塑造的女性身体形象来透视传媒反映和再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秩序。

具体而言,本文以女性期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中主要采用立意抽样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分别考察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传媒对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

在考察国家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时,选取最能代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全国妇联机关刊物《中国妇女》作为研究对象;而《女友》、《妇女生活》、《家庭》等发行量较大的杂志成为改革开放以后考察商业传媒建构女性性别的主要研究对象。

从具体的分析方法来说,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的文本分析,主要利用符号学分析策略来评价传媒中的女性符号所蕴涵的社会性别意义、性别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同时对女性期刊(以《中国妇女》为代表)的封面进行简单的内容分析,从女性身体偶像的塑造推论制媒者的态度。

希望这里对女性消费身体的探讨能够在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方面引发一些新的思考。

二、从生产身体、政治身体到消费身体:女性身体的脱魅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身体主要被两种社会权力所建构:一种是国家政权、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控,一种是商业资本与现代消费文化的渗透。

这两种权力
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交错作用于女性身体,使女性身体经历了从生产身体、政治身体到消费身体的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女性身体被建构为生产身体。

从《中国妇女》(1956年前名为《新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来看,1949年7月至1966年5月,除固定模式之外,有104个人物在封面出现。

其中女工、女劳模、女社员等各行各业的生产女将出现48次,占全部封面的46.1%;毛主席、宋庆龄和蔡畅等领袖人物出现9次,占8.6%;女政治指导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女通讯兵、女飞行员、军属、家庭妇女各出现1次。

从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占据《中国妇女》封面绝对优势的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基层女性劳动者。

这些穿着工作服的女性身后是映衬她们生产形象的工作场所。

在以生产促进妇女解放的国家理念支配下,在“以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指导下,女性身体被建构为生产身体,成为身体的楷模。

在文革时期,中国女性身体被建构为政治身体。

这在《中国妇女》的封面上也有充分的表现: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占50%,昔日钢铁姑娘、纺织姐妹的身影被充满个人崇拜色彩的毛主席的形象所代替,其他有幸跻身封面的普通群众多半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中国妇女运动的总任务一贯与国家的中心任务相一致,因此,当文革期间阶级斗争取代经济建设跃升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女性的身体便成为政治诉求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曾经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女性生产身体被以革命的名义置换为无性的身体——政治身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拥抱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更新,女性的身体逐步建构为消费身体。

《中国妇女》封面的变化直观地表达了女性身体的脱魅化过程。

从1979到1991年,在随机抽取的《中国妇女》69个封面中,三八红旗手、女劳模出现12次,仅占总数的17.4%。

值得注意的是,与改革开放前着重表现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女劳模不同,在这12个女性劳动者中出现了两个商业工作者,分别是百货商店营业员和百货大楼售货员。

这是文革之前《中国妇女》封面上不曾出现的新形象(文革前的《中国妇女》封面仅出现过一个山村女货郎,从未将城市商业工作者的形象放在封面上)。

与人民消费生活密切相关的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和百货大楼售货员出现在《中国妇女》封面上,说明国家从单纯强调生产到重视人民生活的意识形态转换。

那些无标题的封面上没有工作背景、身份不明的美女出现了26次,占全部封面的37.7%。

随着时间向90年代的推移,美女们在封面上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在明确标明职业身份的封面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远离生产第一线、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体育健儿、演员、主持人、播音员,这说明了生产身体一统天下的偶像地位已经被打破。

当时间进入21世纪,生产身体的偶像地位被彻底颠覆。

女性期刊封面难以看到女工或女农民的形象而代之以形形色色的“封面女郎”(cover girl)。

正如铁兰叶所说:“女性化的潮流又回来了。

”①那些装扮入时的封面女郎,或清纯、或妩媚、或爽朗、或温柔、或性感,充满了“女人味”,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男女都一样”的生产身体和文革中“男女不分”的政治身体大异其趣。

这些封面女郎主要是那些以身体取胜、需要以身体示人的影视明星、模特、流行歌手等,她们代表着现代中国最具购买力的消费人群——城市年轻女性。

她们作为大众传媒塑造的身体偶像和时尚代言人,供女性模
仿和复制,并向女性传递最新的时尚消费信息。

这些封面女郎展示的是女性的衣饰容貌——女性作为消费者的身体与供女性消费的身体偶像。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妇女》封面女性的身体是由她所处的工作场所而不是服饰来决定的,附着在身体上的服装常常只是朴素的工作服,人们根据她的所作所为来评判她的身体价值——劳动价值。

而改革开放后女性杂志的封面女郎,其身体的身份只能源自包装身体的服装。

人们根据她的服装来评判她的身体价值——消费价值,女性身体通过消费感觉它自身最真实的存在。

可以说,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使生产与生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得以重新界定。

鼓励消费,鼓励人们享受生活、美化生活,成为新的生活方式。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女性身体也终于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神圣符玛下脱魅而出,从妇女解放意识形态下的生产身体、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身体还原为世俗的消费身体。

与此同时,商业化的大众传媒进一步将女性的消费身体塑造为取代生产身体的新的身体楷模。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淡去,现代商业传媒开始侵入人们的生活。

女性身体的世俗化运动在商业传媒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

《中国妇女》1985年第2期开始在封底登载广告,1985年第8期内文开始出现广告。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广告多是妇科药品、化妆品、保健用品和家用电器。

以家用电器居多,占的篇幅也最大。

这些广告一方面向人们传递着现代化的物质产品信息,另一方面暗示着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角色转化,强化了女性的消费身体。

商家将年轻的妇女视作“消费的宠儿”,商业广告很快成为诸多女性期刊的重要经济支柱。

纵观女性期刊上登载的广告,基本可以分为五大类:服装首饰、美容保健、家庭生活用品、家用电器、家居装饰(室内装修、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

从身体的角度来看,这些广告可概括为吃、穿、住、用、性五个方面。

它为女性身体的消费服务,也需要女性用身体去消费,将女性身体还原为吃、穿、住、用、性的生物性存在。

尽管在形式上不断翻新,但广告的本质如出一辙,即推崇时尚的生活方式,强化女性的消费身体。

中国女性期刊对女性身体的塑造从“男女都一样”的男人生产、女人也生产,变成了“男人生产、女人消费”。

三、女性消费身体的二重性:身体解放与身体异化
改革开放后,女性消费身体的出现,一方面表现出身体的解放。

女性从妇女解放、阶级斗争等宏大叙事语言符码下解放出来,从国家的生产工具变为个人身体,女性身体在消费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身体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发展到极端,便异化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独立性的存在,变成衡量人的价值尺度,甚至变成自身可生产出价值的身体资本。

因此,女性的消费身体具有双重意义:既标志着女性身体继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解放,也意味着商业资本对女性身体的又一次物化。

(一)身体解放
男女平等的生产身体是以取消女性的性别为代价的。

消费身体回归女性,回归女性的自然性别,使女性身体从男女不分的性别一体化格局中解放出来,也使得女性的身体欲望从过去的思想压抑下释放出来。

随着社会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曾经被视作另类的时装模特成为了敢于“向世俗观念挑战,把美的享受注入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新生活的呼唤者”②。

时装模特在摩登的时装天地里通过服装这一身体语言尽情地表达自我,展示着身体之美。

这标志着一个国家意识形态限制女性身体形象的时代的结束,女性“告别了观念上的一个陈旧的时代”③。

“在时装表演中,身体是第一位的。

身体的优位性是生活观念史上的重大转折:身体成为享用性的在世者,不再是在世的负担,而是唯一值得赞美的在者……过去关于身体禁忌的话语、戒律都被(时装舞台上的)身体凯旋式的扭行踩碎。

天堂、来世、永恒之理念在生活感觉中的优位性被身体的优位性置换了:人身的意义和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身体在此世舞台上行走过。

”④身体在现代生活感觉中的优位性破解了对女性身体的种种禁忌,使女性身体从种种外在抽象理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身体本身获得了独立的价值。

人们为了确认有限自身的真实存在,将曾经被外部权威剥夺或压抑的身体欲望和需求充分释放出来。

这一释放过程在女性期刊中被呈现为女性多姿多彩的消费身体与现代生活方式,而性这一身体本能也被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应有之义进入了身体消费的领域。

在女性身体被国家塑造为生产身体的时代,女性身体仿佛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只能通过生产劳动(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贡献其价值。

性只是女性生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附属品。

而今,性已经获得了独立于生育之外的价值。

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女性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任务被降到了最低点。

同时,自愿不育的“丁克夫妇”的出现也意味着生育与否成为女性身体的自主选择,性从生育的价值捆绑中还原为女性身体与生俱来的权利。

1999年第2期《家庭》登载杲峰的文章《剥夺不了的“性权利”》。

该文讲述了一位因丈夫没有性功能却生育了四个婚外子女而声名狼藉的妇女整整耗费35年光阴来争取婚后性权利的真实案例,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法院判决那位妇女与没有性功能的丈夫离婚,解除了徒有形式的婚姻。

据此,文章提出“已婚妇女的性权利,是女性完整人格的组成部分”的观点。

没有性却依然彼此忠贞的夫妇关系,并不被看做道德的楷模,笼罩在性之上的神圣道德光环已经悄然褪去。

这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的女性杂志文本中看出端倪。

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杂志关注女性的生殖健康,但不关注性爱生活,把性看做神秘而又神圣的男女间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件规范。

90年代的女性杂志致力于提高性生活质量,把性作为身体消费的“一份情爱晚餐”⑤,并通过传媒自由地表达被传统话语遮蔽了的身体感觉和性感体验。

“90年代女性很突出的一个进步在于:她们敢于在性满足、性体验方面追求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渴望‘性高潮’和高质量的身心愉悦,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女性的恩典。

这种观念,相对将毫无快感、尽义务的夫妻生活当做‘正常’的过去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转变,是由压抑走向自由。

”⑥她们“能够因自己的性(而不仅仅是美)而自豪(而不仅仅是不害羞)再把这种自豪充实到自己的个性中去(而不仅仅局限于性方面);最终化作女性争取社会平等与整体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⑦。

(二)身体异化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女性在自由支配和享受自己的身体、成为现代消费主体的同时,也意味着女性身体的受制。

这是女性消费身体的现代性悖论——既自由又受制。

自由意味着女性身体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话语规训下解放出来,受制则意味着现代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宰制和利用。

一方面,芭芭拉·克鲁格主张“我买故我在”。

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消费者的权利正是个人自由的集中表现,因此个人的消费权利是至高无上的。

任何人都有权实现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这种个人的需求和欲望不应被外部的权威剥夺或压抑。

另一方面,这种“我买故我在”、企图由个人的消费行为来推定主体独立存在的自由主义主张是很不可靠的。

“消费者的具体消费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包括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的趣味、流行的时尚、广告与传媒等等的支配和左右,使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沦为各种社会控制力量的俘虏,在这种情形下,与其说‘我买故我在’,还不如说‘我买故我不在’更加确切一些。

”⑧女性消费身体的现代性悖论,标志性地展示了现代性之于女性身体的双重影响:正是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社会变革,造成了传统价值秩序的崩毁,创造了无限可能的多元化的生活世界,解放了曾作为传统价值符码的女性身体;也正是现代性在终极价值理念和形上价值追求上的匮乏,引发了社会自我认同的危机,使得消费文化乘虚而入,女性身体首当其冲地成为消费文化的奴仆。

“现代性作为一种群众认同危机的特质描述,和消费文化透过数个主要的方式连结在一起”⑨,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女性的身体,使女性身体被格式化、被对象化、被商品化和被资本化。

1.女性身体被格式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卷入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国女性的身体在被西方文化他者化的同时,也被格式化。

传媒中的现代中国女性,只有一种身体模式:年轻、美丽、苗条、性感、时尚。

这是20世纪末典型的矛盾式的性感审美情趣。

一方面,现代女性要求自己无比苗条,有修长的臂和腿、挺拔的脖颈以及不盈一握的细腰。

她们尽量使自己拉长,行走起来如同流动的优美线条。

另一方面,深谙性感三昧的女性,对于“肉感”的细腻和芬芳也难舍难分,渴望自己的身体丰满光润、富有弹性,但这种丰腴肥美必须是“突出重点”和“点到为止”,并不需要漫无边际的一味浑圆。

在当今营养过剩的时代,如此矛盾的“点线结合”的性感审美情调,使女性陷入了制造自身美的复杂而忙乱的矛盾性操作。

女性这种同时占有鱼和熊掌的做法与精明的商人占有市场的欲望相结合,使性感行业在全球日趋发达。

⑩
商业传媒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切割,把它分解成各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关涉女性自我认同的关键点),并对这些部分进行具体的格式化的规定。

由此,商业传媒塑造了一个完美而统一的女性的身体模式。

与此身体模式相对照,真实生活中的女性身体一个个都充满了“问题”。

而消费文化在创造女性“问题”身体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手段——通过消费“我”的商品使女性的身体获得格式化,从而使女性的自我得到拯救。

2.女性身体被对象化
在生产身体一统天下的时代,人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往往表现在生产劳动上,女性身体惟有以生产贡献它的价值、体现它的美。

作为生产身体的女性不需要其
他形式的美。

在社会公共空间她不必展示女性的身体美。

在家庭中她也无须向丈夫示美——“做妻子的不应该为了满足男方所追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浪费心血打扮修饰来讨好男方,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维持婚姻关系,这与社会主义的爱情、婚姻关系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11)生产身体限制女性的身体美,虽以取消女性的性别为代价,但它使男女处于对等地位。

而在消费时代,消费身体强化了女性的身体美,使女性重新女性化,同时也使女性的身体客体化,重新沦为男性目光凝视下的性对象。

“按照男人的观点,真正的男人不需用什么花招来取悦别人。

而女人却得靠伎俩和受罪来证明她们的女性气质,因为按照男人给女人规定的定义,美本身就是目的。

”(12)作为女性,身体美是界定她性别的必要因素,身体美也是男权社会对她的必然要求和她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因为女性身体美的标准来自男人的裁定,男性的目光和欲望在消费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支配女人的身体。

为了使女人的身体成为男性的审美与性的对象,商业传媒孜孜不倦地强化女性身体的第二性征。

《中国妇女》1985年第5期封三首次刊登丰乳广告“国内首创丰乳器,功效显著速健美”。

《女友》1994年第5期封三天力宝文胸的广告语是“女人魅力的娇点,令男人心动的语言”。

这些广告集中展现了消费社会女性身体被异化的媒介现实,是身体异化的典型文本。

女性的胸部美是愉悦男人眼睛的魅力焦点,也是作为女性最突出的特征。

没有优美的胸部曲线,不仅不被男性认可,也深刻影响女性的自我认同。

由此,女性身体不仅是消费社会和男权目光的囚徒,也是捆缚自我的牢笼。

男性主导的审美眼光已经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认同,将凸显女性性征的身体进一步推举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尺度。

女性沦为她身体的奴隶。

3.女性身体被商品化、被资本化
当身体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尺度,女性身体的“美”就被赋予了独立于人之外的价值,演变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有价证券、一种能增殖的原始股。

美丽性感的身体成为女性在消费主义的男权社会尽情游弋的资本。

在20世纪30年代,供人赏玩的女性身体是倍受贬抑的。

罗蒙撰文说:“每天把牛乳或是鸡子来擦手,每天在指甲上涂满了嫩红的蔻丹,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让男人看见时私下里赞叹,握着时感到软滑,吻着时感到轻松的快感,便是它唯一的工作?”(13)“美的标准是有时代性的,当这大时代的现在,我们该不再要徒然讴歌着这纯然所谓艺术的美了罢,真正美丽可爱的手该是属于能为社会人类努力工作的人们的,我们敢说,从田间来的农妇与从工厂出来的女工的粗糙的手,或是那些给墨水染污了的手,是比那些徒然养得白嫩给自己或别人赏玩的手是更为美丽的。

”(14)
在当今消费社会,“成天专心注意在养着一双更美丽更白嫩的手的妇女们”(15)大有人在。

精心修饰自己的身体待价而沽决不是商业社会的偶然现象。

按照社会构想精心包装的女性身体是女性与社会互动的最有效手段,也是消费社会的最大卖点。

“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现代广告和传媒形象在当代文化实践中是一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它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信息传递,而是通过与所欲推销的商品有关或无关的形
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趣味。

更有甚者,形象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而且是最为炙手可热的商品。

”(16)几乎所有的商业媒介都用女性形象作为卖点来吸引读者。

这些占据媒介大幅空间的女性身体凸现出强烈的情欲和性的含义。

“性的卖点”成为媒介赢利的必胜法宝。

女人的身体通过媒介满足男性隐秘的性满足和潜在的窥视欲望,成为被商业文化拍卖、被男性目光消费的商品。

女性身体被商业传媒物化为男性消费的商品,反映了现实中真实的两性关系。

由于男性占据着主要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媒介更多地表现为男性的视角,表达男性主导的价值取向。

女性消费身体被异化的媒介现实,是男性主导的价值取向作用于商业传媒的结果。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在消费领域的“第一性”地位,是她在其他领域屈居“第二性”的反证。

注释
①铁兰叶:《女人·时尚·韵味》,《妇女生活》1996年第4期。

②③铁力:《女“模特儿”日记》,《中国妇女》1984年第2期。

④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32页。

⑤吉英:《为自己准备一份情爱“晚餐”》,《时代姐妹》1999年第3期。

⑥⑦希望杂志社编辑部:《九十时代中国新女性的性观念》,《希望》1998年第4期。

⑧(16)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3、8—9页。

⑨Don Slater:《消费文化与现代性》,林祜圣、叶欣怡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47—148页。

⑩参见张鹤摇:《满街溜溜的窈窕——SHISHANG时尚风景》,《女性大世界》1994年第11期。

(11)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部:《克服家庭生活中的利己主义思想——对“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讨论的总结》,《中国妇女》1956年第6期。

(12)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的人体形象》,《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4页。

(13)(14)(15)罗蒙:《我们的手》,《妇人画报》193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