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的教育思想
如下是有关韩愈的教育思想：
（一）重振儒学的卫道者
韩愈（768-824），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韩愈一生有很长时间在从事教育活动，曾先后担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及国子祭酒等，对国学进行整顿，还积极倡导恢复地方官学等。

韩愈的著作被编为：《韩昌黎集》。

在思想文化方面，韩愈主张复兴儒学，认为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就必须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支柱，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尤其反对佛教。

他认为，儒学纲领是仁义道德，这就是先王之道，也是先王之教。

在道德规范方面，他把仁义与道德并提，基本内容是仁义。

他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历代圣人相互传授的传统，排出儒家圣人的序列，以表示儒道源远流长，有传承的系统，居于中国历史上正统地位。

他特別推崇孔子和孟子，认为孟子之后，圣人之道无人继传。

他鼓起任道的勇气，想要挽救先王之道、再兴而传。

故称韩愈为“重振儒学的卫道者”。

其道统学说的建立，加强了儒学在民族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意识。

（二）“性三品”说与教育的作用
韩愈从天命论出发，提出“性三品”说，又以此为理论依据，提出教育作用论。

他认为人性是天生的：“性也者，与生俱生也。

”他将人性分上中下三品，上为上智，是善性，指仁义礼智信五项道德内容；下为下愚，是恶性，不可改；只有中品可善可恶，“上教者可导而上下＂。

但是他认为上品虽不变，但“就学而愈明”，其善性接受教育后可以发扬光大；人性中除性外，还有情，情是性接触到外界事物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

情亦分三品，是性的表现：“接于物而生也”。

具体说，情有七种表现，即喜、怒、哀、惧、爱、恶、欲。

如是上品之性，其七
情的表现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

中品之性，“中焉者可导而上下”，其七情的表现或过分，或不足，对于仁德有所违背，不能恰如其分。

下品之性，“下焉者畏威而寡罪”，对于七情不能控制，率性而为。

教育的作用在于绝邪情，使天情得到发展，即顺性而克情。

“上可教，而下者可制也”。

从天生不平等性来论证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具有明显的宿命论色彩。

其弟子李翱提出“复性说”，主张教育作用在于去情欲，恢复本性，这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一个直接的影响。

总结韩愈的人性论，可知：
其一，人性是决定人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对于不同人性，教育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其二，教育只能在已定的人性品位内发生作用。

因此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既没必要也不可能普及教育。

说到底，只有中品以上者才能接受教育。

“而下者可制也。

”
其三，人性决定了教育的主要内容。

人性本身包括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容，教育就是把这些道德内容发扬开来。

（三）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思想
韩愈主张以德治天下，重视教育事业，重视人才的培养。

为了培养人才，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他要求整顿国学，改革招生制度，扩大招生范围。

为此，在担任国子祭酒后，韩愈以实际才学为标准，严格选任学官，改变了以前委派学官多循资叙、不考艺能的积弊。

在整顿教师队伍的同时，韩愈也整顿了教学，建立了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日渐荒芜的国学恢复了生气。

韩愈不但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

他根据自己走科举之
路的切身体会，抨击了科举选士的弊端。

指出：依靠科举制选拔不出真才实学者，反而会埋没治国兴邦的大才。

他要求统治者爱惜人才，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在他看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内，定有奇秀，关键在于国家能否以特别办法发现之、礼遇之。

韩愈这种选才、用才思想与封建社会选人唯贵、用人唯亲的腐朽思想是对立的，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四）论尊师重道——《师说》的教师观
《师说》是韩愈专门论述教师问题的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论述师道的专论。

《师说》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学者必有师”、“学无常师”
《师说》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了“学者必有师”。

韩愈这一思想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第一，肯定了教师工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二，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种“耻学于师”，羞于承认老师的恶劣风气进行了批判。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说》再次强调了“学无常师”的思想。

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地位高低，都可以为师，只有“道”是做师的唯一标准。

（2）教师的基本任务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包括三方面：一是传道，即思想和伦理道德教育；二是授业，即传授知识；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师说》在历史上首次较全面地反映了教师工作的基本职责。

由于文字表述比较精炼，后世传为名言，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3）论师生关系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韩愈明确指出，师生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学习的。

把师生的关系，不再看成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

这是对封建社会的“师道尊严”传统的一个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