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满快乐童年的黄庄西二号_高中作文

装满快乐童年的黄庄西二号本文是关于高中作文的装满快乐童年的黄庄西二号，感谢您的阅读！过去，看别人的回忆录，对字里行间的怀旧氛围不以为是，总觉得是一种暮气，同时庆幸自己还没老到可以回忆。

然而，不经意间，过了不惑之年的我，竟也有资格回忆了，而且是那么自然和惬意。

莫非我老了？三年前，“黄庄西二号”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高档写字楼——中关村大厦。

对一般人来说，它的消失不过是国际化的中关村，最后一个需要告别的破败不堪的四合院；但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光阴的残酷。

那些你曾经熟悉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

生活跑向远方，跑到你捉摸不到的地方。

这是自然规律。

我理解了为什么人有怀旧的习趣。

当你拼命追赶生活而疲惫不堪的时候，你就是想坐下来，看看身后的脚印和风景。

粘蜻蜓的时光我在黄庄西二号住了17年，就像人们常说的，开心事三天三夜说不完。

最开心的是夏天出去粘蜻蜓。

那是1971年到1976年之间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的海淀黄庄，跟现在完全不同，西面是太平庄街道（不是北三环南边的那个“北太平庄”），里面有一家国营纺织厂和很多居民住宅区；北面是科学院，联想集团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就诞生在那里；南面是海淀医院和海淀公社的一片菜地，再往南便是人大附中；东面则是屠宰场、东升公社的农田和北大附中。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已经不会知道公社是何概念。

由于东面和南面有很多菜地、玉米地，因此，夏天有无数的蜻蜓诱惑着我们去捕捉。

那时的蜻蜓有很多种，除了现在偶尔还能看到的最普通的黄蜻蜓外，还有老杆儿、老籽儿、老架包、油昆儿、麦穗儿、小红辣椒等诸多高级品种。

老杆儿和老籽儿是那种大个的蜻蜓，体形健壮，蓝眼睛，红身子，绿尾巴，浅灰翅膀，漂亮极了，飞行速度奇快，比一般的黄蜻蜓高贵得多。

当时，能够捉到这样一只蜻蜓贵族，是每一个孩子的最大心愿。

这种蜻蜓不但数量少，而且警惕性极高，很难被捕捉。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捉过一只这种蜻蜓贵族，只是常常流着口水看着它们美丽的身躯在空中或水面上飞翔。

老架包也非常美丽，全身黑黄相间，天然的“迷彩”。

事实上，很多直升机正是仿照这些蜻蜓设计的。

老架包的黑色身躯如同黑色的天鹅绒，温柔高贵，明黄色的条纹和谐地和黑色躯体相搭配，你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

老架包也和老杆儿、老籽儿一样，根本不在普通黄蜻蜓的“航道”上飞行，而是更高、更快，所以想捉到它绝非易事。

油昆儿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通体漆黑的那种，体形介于老杆儿和黄蜻蜓之间。

麦穗儿则是灰色的，身上还有白色的斑点，其色彩搭配和谐高雅。

人类的服饰色彩，很多取法于这些自然界的生命。

小红辣椒是体形最小的蜻蜓，红身子，红翅膀，上面还闪着点点金光，俨然一个火红的辣椒。

说了这么多，这些年能够看到的只有最普通的黄蜻蜓了。

有时候带着儿子出去玩，连黄蜻蜓都很难找到，至于老杆儿、老籽儿等，只能在连环画中看到。

粘蜻蜓之前，首先要熬制“粘胶”。

用一个装雪花膏的小铁盒，放在蜂窝煤上，把切成碎丁的废弃自行车内胎或者猴皮筋儿放进去，一会儿被加热的内胎或猴皮筋儿就会冒烟起泡，颜色逐渐变深，固体变成液体，最后变成稠糊糊的一小摊儿。

用手一试，很黏，可以拉出丝来，说明胶已经熬好。

用一根冰棍棍儿蘸上胶，再插到一根三米长的竹竿里，于是就可以出发了。

蜻蜓们最爱在菜地里飞，因为那里有很多昆虫可以做它们的食物。

蜻蜓飞累了，就趴在西红柿、黄瓜等的秧架上，这时，我们的竹竿就会悄悄靠近它们，在其后背上猛力一点，被惊醒的蜻蜓绝望地扑棱着翅膀，乖乖地被我们俘获并夹在指缝间。

一只手有四条指缝，每个指缝能夹三只，因此常常见到小伙伴们满手都是金黄的翅膀。

有时胶用完了，或者蜻蜓趴在人手可及的地方就用手捏。

我们蹑手蹑脚，接近蜻蜓，将拇指和食指一点点伸向蜻蜓的翅膀或尾巴，然后突然发力。

看着蜻蜓在手中挣扎，成就感油然而生。

没有硝烟的战斗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黄庄西二号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但也有不平静的时候。

黄庄西二号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四合院。

在院子南部，东西方向横了一道花墙，也许是早年做影壁之用。

所谓花墙，就是墙壁用镂空的花形砖堆砌，两面能通过砖的空心对望。

地震那年这段花墙和旁边的一棵死松树随震波一起晃动，有点吓人。

花墙中段被打通，于是四合院南北两部分得以贯通。

本来就不大的四合院，住着十户人家，几十口子人，当我们这一代长到八九岁的时候，空间就显得更加局促。

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家家的门前还是空地，有种葡萄藤的，有栽花的，院子里还比较空，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为了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各家门前都盖起了小厨房，小院越发拥挤。

我家的厨房把四合院的南北过道变窄了，同时使东北角佘家的“出院口”突然收缩，好在佘家并没有提出抗议。

南边，毛家的厨房虽然不大，但几乎顶住了院门，出出进进搬自行车必须歪着把，不如以前方便洒脱。

而且旁边就是我喝过凉水的全院唯一的自来水池，人们洗衣服的空间被缩小。

北屋从西边数第二家孙家，也在门前盖了小厨房，结果使西北角的顾家几乎被困在角落里，但顾家知书达理，没有和孙家发生“边境摩擦”。

问题比较严重的是西屋黄、金两家。

黄家处南，金家在北，两家挨着。

金家男人在粮食局工作，有一个女儿，早早就开始备料，准备盖厨房。

黄家本来有一个小厨房，在南边，与金家隔着一段距离，但由于担心金家盖起厨房，会影响到自己门前的空间，于是，火速上马，竟然在金家准备盖厨房的头一星期，大兴土木，在自家门前北部又盖起一个厨房。

这样，抢先一步占据有利位置，用既成事实阻挡了金家拓展生存空间的步伐。

金家若想再盖，只好委屈一下，尽量将空间压缩，而压缩后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

我记得非常清楚，黄家盖厨房的那几天，金家男人瞪着充血的眼睛，一言不发，犹如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

激烈的争夺不仅局限于厨房用地，在四合院的南部，同样爆发了一场争夺菜窖用地的无声战斗。

这次的主角依然有黄家。

原来，四合院的西南角，曾经是一个女厕所，里面有一个粪坑。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还记得背粪工人扛着大粪桶，去里面淘过粪。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女厕所被废弃，于是便成了一小块荒地。

由于西屋黄家的南墙和南屋杨家的西墙，正是这个厕所的两面墙，于是，黄杨两家天生地对这块空地拥有各自的“主权”。

因此，在公元1975年秋季的一天清晨，两家人竞赛般地同时挖起了地窖，为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存大白菜。

两家谁先下的手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方刚开始掘地三尺时，另一方立即派出“快速反应部队”，也在自己的领地挥汗如雨。

父亲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概括道：“黄洋（杨）界上炮声隆”。

好在两家势均力敌，彼此克制，“本着互不侵犯的基本原则”，避免了一场“国际纠纷”。

院子里的生活四合院里的文化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冬天相对乏味一些，玩玩弹球，放放鞭炮，或者去外面菜地里滑滑冰车。

夏天却是十足热闹。

不知从哪年开始，全国人民流行“敲三家”，我也是那时候学会的。

晚上，大家热得睡不着，端着大茶缸子，拎着马扎、板凳，来到院外路灯下，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敲三家”。

除了“敲三家”，还有下围棋。

黄庄西二号的围棋启蒙老师是南屋牛牛的爸爸——老毛。

大人们叫他老毛，我们叫他毛叔叔。

应该说老毛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也是我们院甚至方圆几里地以内最有知识的人。

老毛是上海人，南方人的热情爽朗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

院子里还没盖小厨房的时候，里院还有点空地，星期天，老毛就和黄家三丫头一起托排球。

黄家老三小我一岁，但个子很高，是学校排球队的，所以被老毛当做球友。

当时我不会打排球，很羡慕地看着他们将球托来托去，球在老毛的手里似乎很轻，被他细细的手指一弹就高高地跃向空中。

在我眼里，他是全院最有活力的人，几乎也是唯一有活力的人，而且是除金家男人以外的第二个南方人。

从那以后，我对南方人的印象就很好，觉得他们比北方人智慧、整洁、有活力，充满生活情趣，按今天的话讲，“综合素质”高。

老毛很关心政治，记得粉碎“四人帮”前期，有回见他和父亲在屋里探讨国家大事，我那时不懂，只记得他们在说谁要上去，谁要下来，样子很神秘。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天里，老毛显得很兴奋，面带笑容地和父亲议论刚刚发生的事情，话题还是老一套，谁上谁下。

我对政治的关心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儿子牛牛长到六岁，老毛又添了一个女儿，中科院为他解决了住房，他们一家便搬走了。

他们家是我们院里最先离开的人。

盼望国庆节放焰火，也是我们的开心事之一。

夜晚，我们早早拿好板凳、马扎，和四面八方汇聚的人群一起，坐在已经禁止通车的大马路上，酸着脖子看烟花在空中绽放。

海淀这边的燃放点好像在中关村大操场，就是现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所在地，那时这里有个带看台的篮球场，放烟花的炮就架在篮球场里。

看焰火最激动人心的是抢降落伞。

不是每种花都有降落伞，因此弥足珍贵。

人们瞪大了眼睛，分辨着烟花灭时是否有白色的小点出现。

一旦白色小点出现，人群便开始骚动。

降落伞直径不到一米，伞包不大，因此容易随风飘动，于是地面上的人群便随着降落伞的飘移不断涌动。

虽然还高高悬在空中，足有几百米，但白白的伞包飘向哪里，下面的人群便开始激动不已，无数只手臂指向空中，那场面用“张牙舞爪”来形容决不过分。

伞包越来越低，人群更加疯狂，迅速向降落方向涌去。

就在伞包即将落地的瞬间，上百条手臂一阵狂挠，伞落谁手全凭运气。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回小高竟然得胜还朝般抢回一只降落伞，于是，立刻成了四合院里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小高领我们到院子外，用一把门锁当坠物，用力将伞包抛向空中，我们一遍遍地欣赏那饱满美丽的白色花朵，姿态优雅而又神奇地从空中缓缓降下。

可惜，好景不长，没玩几下，伞包就被路灯的电线拦住。

无计可施的我们望着挂在电线上的伞包，盼着一阵大风把它吹下来，但最终伞包还是牢牢地挂在上面。

我们那时的心情要多沮丧有多沮丧，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

不知道过了多久，孩子们再抬头看时，伞包已经不见了。

回忆过去的时代“□”爆发的时候，我才三岁，刚刚上幼儿园，最难忘的一件事跟“文革”无关，却也发生在“文革”期间。

那是一天夜里，我们突然被院外的叫声惊醒，一个男子大喊：“同志们，救人呐！这有一个孕妇走不了了，同志们救人呐！”这声音就来自我们家后山墙，喊声整整持续了十分钟，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但没有一个人出去，包括曾经打抱不平的父亲。

声嘶力竭、近乎绝望的叫喊依旧在空中一遍遍回荡，四合院里依然死一般沉寂。

终于，事情出现转机，两个解放军战士路过，听到喊声，帮助这位可怜的丈夫和临盆的妻子走进不到百米远的海淀医院。

不知道这位孕妇和婴儿的生命是否安康？不足百米的距离，却无法让黄庄西二号的人们迈出一步，这也许是世界上距离最长、间隔最远的百米。

第二天，大家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以孝顺著称、曾经伺候半身不遂的老母长达十年的杨家女人说，听到喊声后，她起来透过院门往外看，似乎看到那两个人的身影，一个歪坐着，一个守护着她并大声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