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中等收入陷阱_厉以宁

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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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包含了三个陷阱：发展的制度陷阱，要靠改革来避免；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

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中国家　发展经济学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ＧＤＰ４０００美元）行列之后，长期停滞不前，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附近徘徊。

这种情况被世界银行认为这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就是典型的例子。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遇到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由于工资收入水平上升了，无法同低收入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
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无法同发达高收入国家竞争。

然而，另一个关系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致命问题是，
这些国家已经丧失当初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挺进时的那种艰苦拼搏的精神和斗志了。

他们更多地追寻福利社会的成果，总希望政府把更多的资源用来实现福利社会的各种目标，否则就不满政府。

于是胃口越来越大，难以自拔。

二、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难以摆脱？
要知道，
自从１９世纪末年到２０世纪初年以来，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提到过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只是用词不一样，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而已。

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信念与动力学说；二是帕累托提出的优秀分子循环学说；三是罗斯托提出的
早熟消费学说。

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与动力学说的要点是：按照新教伦理，
人是上帝的仆人，人怎样赎自己的罪。

勤奋工作，节俭生活，积累财富，创造事业，这是新教徒的天职。

正因为如此，荷兰、英国兴起了，北美殖民地开发了。

所以人一定要有信念，有精神动力。

缺乏动力，不可能有新的创业，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大步经济增长了。

帕累托提出的优秀分子循环学说的要点是：优秀分子第一代是强人，
是创业的一代，但第一代一般不用强人，
而要用服从的人，所以第二代不如第一代，如果第三代依然是服从者，就会垮掉。

因此优秀分子总是循环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这个意思。

罗斯托提出的早熟消费学说的要点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很快就进入高消费时代。

消费有示范效应。

发展中国家接受先进技术难，接受高消费模式容易，于是也很快转入高消费时代，这样，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资源大量用于消费，
增长停滞了。

尽管这些学说并未直接提及“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已经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后来会陷入困境。

信心缺失，动力不足；领导人不像当初致力于发
展时那样有冲劲，他们或者平庸无能，或者政局动荡，社会不稳；过早地陷入消费模式的追求，资源被大量用于享受了。

按照某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了三个“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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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１。

展的制度陷阱”，要靠改革来避免
当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国家。

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还保留着比较多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尤其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它们成为“发展的制度陷阱”，阻碍继续发展。

“发展的制度陷阱”实际上就是“发展的制度障碍”。

它们阻碍市场竞争的开展，民族和家族势力根深蒂固，土地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工业化以前的状况。

农村在较偏远的地区仍保持原来的社会组织。

这阻碍了经济的继续增长。

由于社会的水平流动，特别是社会的垂直流动依然受到传统社会的限制。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

农村购买力低下阻碍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发展受限制较大。

因此，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通过深化对传统体制的改革才能摆脱“发展的制度陷阱”，但阻力大，而且谁来主持这场体制改革？单靠少数知识分子倡导，不能解决问题。

单靠农村中激进的农民来从事，只可能酿成暴乱，无济于事。

（二）“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
“社会危机陷阱”是怎么形成的？来自低层收入增长缓慢、停滞或下降，贫富收入悬殊，甚至越来越厉害，穷人感到失望，于是社会动荡不已。

“社会危机陷阱”怎样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社会动荡、农村购买力低下、城市贫民人数增多，经济增长缺少动力，也缺少社会购买力的支撑。

而由此造成的政局动荡，使任何想改革和发展的政治家感到无从下手，往往半途而废。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困难何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主要的是推行土地改革，但这又是涉及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城市中的富豪和农村中的大地主是反对土地改革的，这是发展中国家最难解决的问题。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困难何在？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主要同两个问题有关。

一是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二是向贫困地区输入资本。

这两点都不易做到。

资本不可能自动流入贫困地区，当地就业不足问题因而难以改变。

社会管理创新的困难何在？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反映于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实行农村自治，以及采取各种化解民间矛盾，尤其是地方贫富隔阂、官民隔阂的措施，但这在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做到的。

“社会危机陷阱”演变成“停滞与动乱的恶性循环”，停滞引发动乱，动乱加剧停滞。

（三）“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三个“陷阱”是“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有资源的国家想通过延长价值链，增加附加值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但都未能越过“技术陷阱”。

问题在于：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一直是发育不全的，国内的富人尽管拥有较多的财富，但从来都把不动产的持有视为首要目标，加之，他们历来在传统制造业和矿产开采业方面有优势，满足这方面的暴利现象，而不愿冒风险从事研发。

这样，现有的不完善资本市场始终成长不起来。

在经济繁荣阶段，徒然增加资产泡沫，在经济衰落阶段，则又匆匆撤离资本市场，造成资本市场无声无息，不起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一直缺乏有战略眼光，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

这一情况不能仅仅归因于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缺少一批有战略眼光、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还应当也归因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不关心改善资本市场，使得先天不足，后天又缺少政府关心、政府扶持的资本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
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还不久。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中国会陷入这一陷阱，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们的意见，甚至是他们愿望。

中国不会陷入这一陷阱，这虽然也是一种愿望，但也只是一种假定，因为这里存在若干假设。

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些假设条件。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存在的话，那也不一定限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左右，很可能在１００００美元同样会遇到陷阱。

假定中国经济不注意这个问题，再继续冲刺，又维持１０年高速增长，到人均ＧＤＰ达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美元时，可能仍会在这个阶段停滞下来。

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当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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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解决“发展的制度陷阱”所面临的困难。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国家：一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体制转入市场体制。

体制转型比发展转型更重要，因为中国农村几十年来一直存在城乡二元体制。

不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发展的制度陷阱”难以消除。

此外，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也是发展中的巨大障碍。

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当前必须跨越“社会危机陷阱”，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危机”来自贫富差距过大，来自社会矛盾越积越多。

因此，一方面需要给农民以产权，鼓励他们创业，另一方面要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把矛盾缓解于基层。

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当前必须以扶植技术创新、完善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并促使技术创新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等手段，来避开“技术陷阱”。

中国资本市场完全可以在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目前必须致力于发展民营经济，培养一批又一批有战略眼光、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

中国自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涌现最早一批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家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又涌现一大批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九二派”企业家，目前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

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

加快改革正是为了让民间积极性迸发出来。

１９７８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调动民间积极性的开始。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再一次大大调动了民间积极性。

今天，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又是进一步调动民间积极性的起步。

在这个关键时刻，让全国人气大升，我们完全有信心迈上一个新台阶，把“中等收入陷阱”远远抛在后边。

四、“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为发展经济学
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明确存在的，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判断，是另一个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能够由此认定不会再出现陷阱么？
具体地说，越过了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这一道坎，难道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美元不也是另一道坎么？如果到此经济就停步不前，难道不仍然是“收入陷阱”在作怪么？不妨称这时的陷阱“中等偏上收入陷阱”。

其实，“低收入”阶段，不是也会出现“低收入陷阱”么？古代的情况不必细说，就以近代和现代来说，有些极不发达的国家，不是长时间停留在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以下而无法摆脱困境么？这难道不是“低收入陷阱”？这种情况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为普遍。

再说，“高收入”阶段，难道不会出现“高收入陷阱”么？不是有些国家的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２０００美元以上，近些年不也因为种种原因而陷入停滞或基本停滞的状态么？当然短时间的停滞也许是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时间稍长而一直难以摆脱停滞衰退，必定有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可以称作“高收入陷阱”，所以那种认为只要人均ＧＤＰ超过了中等收入阶段就摆脱“陷阱”，经济就会自然增长，这是不正确的。

可见，经济增长过程中始终会因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改革政策欠妥而会陷入阶段性的停滞状态。

不论在哪个发展阶段，都会有当时情况下的衰退问题，需要相关国家的政策找出适当的挽救方案。

那种认为经济增长只要越过某个门槛就会顺利增长的说法，令人回想起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假设。

当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意罗斯托的假设，现在看来，罗斯托的假设缺乏根据。

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或“收入陷阱”在任何阶段都有。

所以，可持续发展研究是重要的，但不能把眼光只放在生态保护、低碳化、循环经济等方面。

经济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社会协调、稳定与和谐的实现。

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同样如此。

在今天的形势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推进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但小康社会建成后，我们就可以认为此后经济发展会一帆风顺吗？不会这样。

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都是相对而言的，还有更多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尤其是社会和谐将是长期的任务。

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难道今后一定不会遇到“中等偏上收入（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美元以上）陷阱”，或者“高收入（１２０００美元以上）陷阱”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我们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时，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为今后绕开或越过“中上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早做准备。

“收入陷阱”，姑且我们采用这一说法，将是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新的课题，其中包含了丰富内容，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责任编辑：李仁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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