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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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优秀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标申报书
(2014年最新版)
课题名称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以“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0 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限2页,不能加页)
一、本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在新闻史研究中,个案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众多的报刊中,新记《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乃是最受学界重视的个案之一,自50年代至今,已经有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史料的局限和历史观的影响,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历史研究,首重材料。1997年2月,“蒋介石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在台北对外开放,该档案集合了从1923年至1975年间与蒋及其重要官员、幕僚有关的电文、信函、记录等文件共计273000件,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遗憾的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材料仍未能引起大陆新闻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视。据申请人统计,“蒋档”中与《大公报》有关的文件有数百份之多,时间跨度从1929年到1948年,基本涵盖了整个《大公报》的全部时期。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档案史料对《大公报》进行再研究,具有以下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1.对于《大公报》研究的价值:长期以来,缺乏第一手材料导致了对于《大公报》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评价存在一定的误解和误区。引入档案文献,结合原有的材料进行再研究,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原貌,更加公正客观的评价《大公报》的历史地位。比如,申请人以“蒋档”材料为依据,对于该报申请20万美元官价外汇事件、在“飞机洋狗事件”中的表现以及在“九一八”前后的言论倾向是否是接受了蒋的指示等该报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已经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及《国际新闻界》等学术杂志上,澄清了前人的误解和误区。
2.对新闻史学研究的价值:档案文献对于新闻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如前所述,“蒋档”的材料尚未能引起新闻史学界的足够重视,相关研究在新闻史学界并不多见。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引起新闻史学界对于档案文献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推动新闻史学研究的进展。
3.对于新闻理论研究的价值:建国以来,大陆学界对于《大公报》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全面否定到毁誉参半再到全面肯定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新闻理论的传入,“独立报业”、“新闻专业主义”等观点在我国影响甚广,而《大公报》作为近代史上一家有重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则恰可以成为这些理论的最好例证,所以近年来《大公报》几乎成为了“独立”、“公正”、“不党不私”的代名词。但是,从“蒋档”中的材料来看,该报与蒋政府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蒋对该报的言论方针屡有指示,该报在经营上也颇得政府关照。所以我们认为,在当前我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历史大背景下,理清该报与政府的关系,对于探讨新闻事业与政府的关系、应当如何看待“独立报业”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对于《大公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新闻史领域的研究,如德国学者Mohr 于1972年所作的《现代中国报业史》中,便有专门介绍该报的内容;其二是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如《剑桥中华民国史》等著作中,都将该报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特别是胡素珊教授所著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胡将该报作为内战期间国统区民间舆论的代表,大量引用其社评、新闻等内容,用以说明当时国统区的舆论倾向,并认为在张主政时期,虽然“该报声名远播……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宣称的‘不党’……是无可怀疑的。”王接手后,虽然该报“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在内战期间,该报还是为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摇唇鼓舌”。总的来看,国外相关研究多停留在史料引述及评论阶段,缺少对该报自身系统化的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从那时起,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于《大公报》进行了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兹分别叙述如下:
(1)大陆地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如前所述,建国以来,大陆地区的《大公报》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情况为:
A.全面否定阶段:建国后,由于该报与新政府的历史渊源及其历史上与蒋政府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所以80年代以前,大陆地区对《大公报》及其主要干部的评价,基本是一概否定。这一时期对该报总的定性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报纸”,“是……通过‘小骂大帮忙’的鬼蜮伎俩,帮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为非作歹的。”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评价大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多有断章取义之嫌,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学术价值不大。
B.毁誉参半阶段:“文革”后,《大公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是徐铸成等老报人的回忆录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随后学界开始对于该报的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学界对于该报的评价,开始逐渐突破原有的阶级论和二分法,既承认该报历史上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也不否认它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特别是吴廷俊教授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成为这一领域中的里程碑之作。吴认为该报“既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企业,是为文人论政的场所”。应当说,这一评价更符合该报的历史实际,也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学界对该报的态度。
C.全面肯定阶段:2000年以来,大陆地区《大公报》研究,开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研究领域大大拓展,该报开始成为文学史、外交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研究成果极大丰富,近10年来相关论文便有百余篇之多;评价倾向基本扭转,褒扬渐成主流,特别是方汉奇教授编著的《<大公报>百年史》一书,成为该领域中又一里程碑之作。由方撰写的前言《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一文,堪称该领域中一篇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献,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调。自此之后,学界对该报的评价便基本以正面为主。
(2)台湾地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0年代之后,台湾地区的学者对于《大公报》研究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情况为:
A.拥蒋反共时期:70年代以前,由于两岸关系及所谓“反共文艺体系”的影响,台湾地区的《大公报》研究体现出明确的拥蒋反共的倾向,1966年曾虚白教授集合众多学者编著的《中国新闻史》便是最典型的代表。该书把《大公报》放在了同期报纸中最重要的位置,认为它是“无党无派”、“大公无私”的民营报纸,对“四不主义”给予高度评价,极力赞赏张季鸾“热爱领袖”、“痛恨共匪”的思想,对该报最终“失身投共”极为痛惜。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大公报》研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但是他们毕竟开启了一个研究的时代,并且奠定了以后相关研究的基调。
B.倡导民权时期:70年代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对张的民权思想以及该报历史上呼吁言论自由,倡导保障民权的言论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赖光临教授,他所著的《近代中国报人与报业》、《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著作以及多篇论文,都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倾向。
C.倡导中国文化时期:“解禁”之后,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开始由新闻史领域转向历史学领域,《大公报》也开始走下神坛,成为普通的研究史料,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高郁雅博士,她所著的《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和《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与战后中国政局变动》均以该报为主要材料,对于近代中国政局的变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台独”思潮使得台湾学者忧心忡忡,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明显地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回击“台独”分子所谓“台湾民族论”的谬论,王洪钧、郑贞铭等人的著作和论文便是最好的例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公报》研究虽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史料的局限,对于该报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关节点如“七君子事件”中张季鸾的角色和作用、汪精卫叛国过程中该报的态度、王芸生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该报最终转向的原因等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误解和误区。特别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对原报系统全面的抽样定量分析的内容,由此导致对该报的整体认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