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习汉代儒学之一个阶段.

陆贾与贾谊习〈论文集〉汉代儒学之一个阶段

作者：夏增民

摘要：春秋以降，学术百家殊方，虽互相辩难，然亦皆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战国之季，《荀子》、《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韩非子·显学篇》以及《易传》所代表之各家学派，都趋于总结综合之道路，而儒学渐成主流。汉初，学术传衍未断，“一”于一家之精神相沿不绝。陆贾、贾谊承儒学之要，采获各家，造新汉代“新儒学”。他们之思想本同而末异，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之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之几家，亦是学术整合之第一步。至董仲舒，儒学发展成更为精巧严密之思想体系，始完成此一波之学术整合。陆贾与贾谊之思想，前承周秦之季，后开董子新风，实为汉代儒学发展之一个阶段。

关键词：儒学陆贾贾谊思想史

一周秦之季之学术综合

周自平王东迁，“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持国命”，学术散于四野，遂有诸子之学，其可观者乃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其中儒、道、法、墨、阴阳为世之显学。诸子驰说列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皆欲取合诸侯。是故儒墨互绌，儒道相非，儒法互克。然而，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诸子思想具有内在之一致性，这与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之“一”之社会思潮达成了默契。

战国中期以降，“一”之思想成为诸子之共识。孟子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他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之问难时，说“定于一”[3]。这个思路不仅要求思想之“一”，还要求“一”天下。《吕氏春秋·不二篇》曰：“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4]其《执一篇》也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5]在“一”之思潮下，诸子走上了学术综合之道路。这种学术之综合，是以自家学术为体，兼采他家；而且，是在与他家之相非过程中完成这一综合过程之。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荀子》、《易传》及《吕氏春秋》中可

以窥见。

韩非子融法术势于一体，集法家之大成，使法家思想达至极致。“道生法”，韩非子“归本于黄老”[6]，以《喻老》、《解老》发扬老子思想，进而吸取了其自然天道观、先王之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不仅如此，韩非子于他家亦有采获。《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述其学术支流甚祥，然亦讥儒墨为“愚诬之学”、“杂学缪行同异之辞”[7]，因而黜儒墨以倡耕战、行赏罚、明法度。其实，就其思想传统而言，其于儒墨，也是相反相成。韩非子为荀子门生，其思想受荀卿影响自不待言。尤其是荀卿之唯物论，承认分、辩、别、养之“礼”论，认识事物之“参验”思想，以及性恶论和积习说，皆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之思想。而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一在于名理之承继，二在于其强调非命强力、贵贱无常[8]。诸子相灭相生，此可力证不诬。

《庄子·天下篇》概为庄子后学所作，成书亦在战国之末，距荀韩之时不远。其总结各家思想，亦主张“一”之思路，“天下之治方术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篇》点评墨子、宋尹学派、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子、惠施桓團公孙龙诸派，是是非非，深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为方”，“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以致“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欲发明“内圣外王”之道，须“一”于儒学。所以其言君子，乃“以仁为思，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其述《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9]。意在说明体现在儒家经典《六经》中之理论，是最高最完美之理论。以故，《天下篇》是在道家术语下，全面阐述了儒家之观点[10]。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荀子之意，“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

人”[11]。所以，荀子非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子、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等十二子，认为其虽“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譎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然而亦皆“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2]。是故，荀子对各家也非一概否定，而是加以分析，承认各家也是各有“有见”。“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13]如此，荀子在儒家基础上，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法之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和充实，集先秦思想之大成。所以，傅山说，荀子思想实际“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观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14]。

《易传》亦成于战国之末，作者不专一人，也非一时写就，然其基本思想“大抵和思孟学派——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符合，无疑地多半出于他们后学之手”[15]。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16]，《易》很受儒家重视。儒者读《易》，非为占卜，而重于义理引申发挥，于是始有《易传》。《易传》隆礼、明德、慎罚，援引道家之天道观，“神道设

教”以及综合阴阳五行、稷下黄老学说以总结各家思想，在学术路径与荀子一致，在思想特质上亦大用共通之处。

《吕氏春秋》号为杂家之作，恰好说明其欲总结先秦思想之意图。其述先秦诸子，云“老耽（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田）骈贵齐，阳（杨）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

后”[17]。《吕氏春秋》集论成书，杂取诸家之说，对于各家，较少批评，而偏重于吸取可取之处，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在兼收并蓄各家思想时，用儒家思想改造了各家思想[18]。其书强调仁政、德治、王道、爱民，强调文化、知识及教育，“无论是在世界观或政治思想方面，都与《荀子》最为接

近”[19]。这与《易传》是极为相似之。

综上所述，在战国末之学术综合总结过程中，各家均欲以自家之思想体系整合先秦各家学术思想，但事实上，儒学占了上风，而且儒学中之荀学一派风头独健。这必将深刻影响汉初学术流变，预示了其可能成为社会之思想主潮。蒙文通先生讲：“盖周秦之季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合。韩非集法家之成，更取道家言以为南面之术，而非固荀氏之徒也。荀之取于道法二家，事尤至显……六艺经传之事，盖亦类此。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以于儒家。”[20]也正揭示了这种趋势。

汉初儒学之传播发展亦与荀子有十分密切之关系。荀子后学曾言：“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21]汉初之《诗》、《书》、《礼》、《乐》、《易》、《春秋》流传，均与荀子传授有关。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汉诸儒未兴……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22]荀子于汉初儒学发展，有先开风气之功。汉初儒者不仅坚守儒学基本价值，还承继了周秦以来学术走向总结综合之精神和路径，儒学开始在儒者对他家学术批判扬弃之下，逐渐形成新之思想体系。

二汉初儒家之发展：陆贾与贾谊

汉初，陆贾和贾谊对儒学发展功莫大焉。但由于他们思想之综合性，却常被目为道家或法家。实际上，陆子与贾生，不过是汉初儒学演进过程中两个不同发展路径之代表。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诗》、《论语》、《易》、《孝经》等[23]，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