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名中的骆越印记

广西地名中的骆越印记
作者：蒙元耀，李彬彬
来源：《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03期
摘要：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是人们给地形地物的语言标记。

一个地方的得名必定与命名者的语言相关。

壮傣语支与骆越语有承接关系，借助壮语地名，可以探查到相关的骆越地名文化内涵。

汉文典籍收录有不少百越地名，这些百越地名仍有不少可从今天的壮傣语给予解释。

齐头式是壮语地名最显著的特色，壮傣语支民众居所分布的地名应是百越人地名命名方式的继承。

壮族地区的地名通名具有一致性和承接性，现代壮族的主体应是骆越人的直接后裔。

关键词：壮族;地名;骆越;印记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3.015
[中图分类号]K928.6;H0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3-0101-06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是人们给地形地物的语言标记。

最先给一个地方命名的，必定是最早在那里活动的人。

因此，地名学有一条重要的命名原则：名从主人。

一个地方的得名必定与命名者的语言相关。

根据古籍记载及前辈学者的研究，百越的地名与汉语地名存在很大差异。

地名一般是语言中的专用名词，具有历史的稳定性和强有力的承袭性。

这种延续不变的特殊性使地名的语音、词义能够保持古代的某些特点，因而成为语言中的活化石。

地名的音义能显示命名者的身份，其中某些语音特征甚至可以显示命名年代久远。

由于壮傣语支跟骆越语有承接关系，借助壮语地名，可以探查到相关的骆越地名文化内涵。

一、如何鉴别骆越人地名
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南方地名文化的学者当推徐松石先生。

徐先生运用地名考察历史文化，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

他研究两粤地名，发现中国南方倒装的地名特别多，尤其是以
“冲”“峒”“洞”“埇”“塘”等起头的地名特别丰富，像弄甲、陇燕、岜律、岜旗、那怀、纳浪等都是倒装地名。

他认为两粤是倒装地名的大海，川康湘黔皆有这类地名，江浙赣闽的古名倒装亦多，姑苏、姑蔑、句章、句容系江浙倒装地名的例子，台湾的花莲即莲花的倒装[1]130-133 。

倒装地名应属东夷─百越人的活动范围标记。

徐先生把这类壮语地名拿来跟山东“都昌、都平、都关”等作比较，认为古代河南山东的居民和今日中国西南的世居部族是同属一个血统，而伏羲和舜就是这一支系的伟人[1]146-151。

虽说这个结论有些简略，但徐先生运用民族
语言破解这些地名的涵义，这个方法是地名研究的正确路径。

他用这个方法解释了一批两粤地名的涵义。

尤其是对“那、纳”的解释，十分精当。

“那”是“田”，“怀”是“水牛”，“那怀”就是“牛田”。

对“都”的解释也很得其精髓，“都”是“峒”的异音、转音[1]136-145。

从音韵学的角度看，“都”和“峒”可视为阴阳对转的例子。

因此，广东番禺的地名有“都那”，可解释为“峒那”，此即“田峒”之意。

《后汉书·马援传》有“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之句，徐先生把其中的“都布”解释为“峒布”[1]138，此说深得其中精义。

徐先生是广西容县客家人，对两广地名熟悉，且能做田野功夫。

他对粤江流域地名的解说，能从壮语的实际音义入手，整批地进行解释。

例如，把“六”（含渌、逯、绿、菉、陆）解释为“深幽山地”，其大体是正确的。

“六”当是壮语的lueg，指土坡丘陵之间的谷槽地;把“板”“蔓”“班”“慢”“晚”等字解释为壮语的mbanj，是“村子”的意思。

“岽”或“董”是“竹木荒林”（壮語ndoeng）[1]140-145。

这些解释都符合壮语的音义事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毕竟徐先生不是壮族人，给他提供语料的人也未必精熟壮语地名的蕴涵所在，因此他的一些解说也不完全准确。

比如，他认为“陇”就是“六”[1]145，这是失当之例。

多数情况是“六”读lueg，指丘陵地带土坡之间的槽形谷地。

而“陇”多读rungh，是石山地带的峰丛洼地，即四面环山，中间有小地块的石山地貌地形。

通常用汉字的“龙”“砻”“弄”“隆”等字来记此壮音，方块壮字常写为“ ”。

广西都安的“七百”即典型例子。

不过，瑕不掩瑜，徐先生开拓壮语地名研究的路径是正确的。

徐先生总结粤江流域壮语地名的特点时指出，一是不能望文生义;二是这些地名多为两个字，三字的地名很少;三是壮人喜用齐头式的地名，与北方的齐尾式地名不同;四是喜欢使用倒装地名;五是壮族地名有分类密集的现象[1]146。

用汉字来记录壮语地名，当然不能望文生义。

从汉字字面去理解壮语地名的涵义，自然是南辕北辙。

至于壮语的名词或名词性结构，其修饰语后置，这是壮语语法性质使然，并非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不过“齐头式”这一概括却非常到位。

徐先生从壮语齐头式的地名出发，考察了古代“句”字构成的地名：
在江苏有句容县、句曲山，在江苏东海县北有句庐山;
在今浙江慈溪县西南有句章县、句余山，在诸暨县南有句无山（也叫句乘山）;
在山东有句阳县，故城在今菏泽县北。

句渎之丘，亦在菏泽县北;在今山东邹县境内有句绎;
此外，句婴是古东夷国名。

楚王熊渠的长子“康”封于句亶，句亶即今江陵。

春秋时期楚有於菟、句澨的地名，均在今湖北境内。

他认为，这些齐头式地名跟古代西南民族有明显的关系。

浙闽粤桂滇川（如越嶲）及越南北部，皆属越份。

这类齐头式的地名也分布于山东的九夷之地，夷、越、粤是一音异释
[1]146。

这个见解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夷和百越原本就出自相同的群团。

李锦芳先生在解释百越地名的文化意蕴时指出，识别百越地名的标准有三条：一是这些地名出现在百越居住区;二是通名冠首的齐头式;三是汉语无解而与壮侗语言、壮侗语地名相通。

后来他又补充了三点，即分布地域有普遍性、有古今连贯性、能用壮侗语族语言释读①。

他利用壮侗语的地名材料来诠释百越地名，解释了一批百越地名的冠首字涵义。

解释的过程中，他还用南岛语、仡佬语的材料做参考，加上他是广西壮族，精通壮语音义，而且长期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故他的解释有很强的说服力[2]。

众所周知，《左传》《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收录有不少百越地名，这些百越地名仍有不少可从今天的壮傣语给予解释。

在这方面李锦芳先生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句（苟）”“姑”“交”等为一类，东西部的百越均有此类地名。

这是百越语村名的词头。

“镡”“谈”等也是一类，五岭南北这类地名的分布比较广泛。

这应该是壮侗语的daemz，义即“塘”。

“同（铜）”是一类，即壮、布依等语言的doengh，为“田垌”“平地”的意思。

这个词后来多写为“洞”“峒”“垌”等，而且保留齐头式的地名很多。

“博”“薄”也是一类，这类地名的分布也很广，指山口、水口。

除了“博”外，常写成“八”“百”“剥”等，如八达、八渡、百色、百么、剥隘等。

还有“夫”“扶”类的地名，指“山”，百越各地均有分布，对应于壮侗语的bya等。

此外，还有“猛”“冯”“封”类，“零”“泠”“领”类，“余”“来”“莱”类，“于”“於”“乌”类等，皆能在现今的壮侗语里找到整齐的对应。

据此，他推断，百越各主要支系的地名大同小异，大致相仿，说明其文化特性很相似，应属同一族体，而非来源各异。

他还通过相同、相似地名的扩散，解释了百越人的迁徙问题。

特别强调百越各支系出自一源后又相互交叉渗透，尤其是楚灭越国后东越各部更是大批向西渗透，他們把自己故乡的地名又带到新的居住地[2] 。

周振鹤、游汝杰在讨论地名蕴涵时也指出，秦汉时代吴越地名跟古岭南地名有许多是相类似的，或说是属于同一系统的。

例如，吴越（包括楚、齐、鲁）有于越、于陵、句章、句容、句余、乌程、乌伤、余杭、余姚、无锡、无盐等，而岭南则有句町、苟漏山（今北流市有勾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等。

这些地名相似之处在于冠首字类同，都属齐头式。

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

“姑”字也写作“古”“个”“过”“歌”等，如今两广以“个”得名的地名不可胜数，都是齐头式的[3]。

齐头式地名，其实就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结构方式。

这些讨论显示，壮侗语族尤其是壮傣语支的地名跟百越地名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从这些地名的含义入手，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探讨其构成规律，藉此揭示骆越文化的特质，解释壮傣语支跟西瓯骆越的传承关系。

二、壮语地名的特色
壮乡大地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而出名。

其地貌复杂，有石山，有土山，也有比较平缓的盆地、平坝，且水网密布，因而各种富有壮族文化特色的地名尤为丰富。

壮语地名，是壮族民众用壮语来给自己生活环境内地形地物的命名。

壮语地名大多数按地形特点、物产或特殊标志物来命名，构成方式以“通名+专名”的齐头式为最常见。

壮语地名的通名就是用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来指称同类的地理实体，通名具有分类功能。

专名则用来区别同类地理实体，是标记性的名称，有确定位置、范围和表明特征功能。

例如，马山县白山镇周边有岜更、岜徐、悟、怀、逼、北、百悟、百怀、百渌、那拉、塘碧、甘台等典型的壮语地名。

这些字是壮语记音用字，不能简单从汉字的字面去理解。

如“岜”是bya，指“石山”;“更”读gaeng，指“猴子”;“徐”是cwz，指“黄牛”;“ ”读rungh，指“峰丛洼地”;“悟”读nguh，指“无花果树”;“怀”读faiz，指“甜竹”;“逼”读mbwk，义为“大”;“百”读bak，义为“口子”。

其中“百悟”是因该地是悟的出入必经处，故此得名。

与此相类，“百怀”是“ 怀”的出入口，该山坳下方有一小村即因此得名;“百渌”是baklueg的记音用字，此处是马山西部乔利乡到县城的出入口之一;“塘碧”读daemzmbwk，是“大塘”的意思，等等。

这些地名表示白山镇周边的特定地理实体，无论是通名或是专名，都是壮族民众认识周边地形地物的思维结晶。

通名有概括性，专名有特指性。

两者一结合，则指某个具体的地点。

从上举的地名可以看到，齐头式是壮语地名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壮语名词修饰语后置的语法性质所形成的构词方式。

这些地名是语言之中的词语，它们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受壮语语法规则的制约。

称此现象为“倒装”，是拿汉语地名的结构来跟壮语作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因比较的参照物不同，汉语地名是顺的，壮语地名则是倒的。

从百越地名来看，壮傣语的这类地名构成规则是古而有之，是百越语留在后续语言中的印记，同时也是壮傣诸族源自百越的力证。

此外，壮语地名还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双音节居多。

壮语地名以“通名+专名”的结构最常见，若专名是单音节，再加上通名，地名自然就是双音节。

若专名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时，通名常常省略。

如haw gimcai“金钗镇”、mbanj bakbuengz“百榜村”，其中通名haw“圩”、mbanj“村”就经常省略，简称作gimcai“金钗”、bakbuengz“百榜”。

地名虽以双音节居多，但三四个音节的也不少，很少见到单独使用的单音节地名。

二是有相应的古老性和稳固性。

古老性与稳固性是地名的重要特征，百越地名以“夫”“扶”得名甚多，如“夫椒”“夫钟”“扶莱”“扶阳”。

“夫”“扶”在古代同音，为“山”之义。

“夫”“扶”的上古音构拟为*biwA[4]，“山”是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稳固且很常用。

壮语“山”的说法是bya，这个说法能跟“夫”的上古音对应，方块字写成“巴”“岜”等。

可见“夫”字的汉语读音改变了，但在壮语其“山”的音义依旧相对稳定。

三是形象性强。

形象直观是壮语地名的一个突出特色。

壮家人擅长形象思维，常根据各种形状来给地方命名。

如武鸣区有一村名叫hozfw“何夫”，hoz是“颈脖”，fw即“鳖”，因该村地形似鳖的脖子而得名。

有一村叫dinghfw“定富”，dingh是“山塘”，该村前边有一小塘似鳖的形状。

马山县乔利乡有一座“白马山”，壮语叫byamax，bya是“山”，max即“马”。

因山朝南的一面崖壁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形似一马头，山名即因此而得。

这类根据地貌特点而命名的地名，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结果。

众所周知，《左传》《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收录有不少百越地名，这些百越地名仍有不少可从今天的壮傣语给予解释。

在这方面李锦芳先生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句（苟）”“姑”“交”等为一类，东西部的百越均有此类地名。

这是百越语村名的词头。

“镡”“谈”等也是一类，五岭南北这类地名的分布比较广泛。

这应该是壮侗语的daemz，义即“塘”。

“同（铜）”是一类，即壮、布依等语言的doengh，为“田垌”“平地”的意思。

这个词后来多写为“洞”“峒”“垌”等，而且保留齐头式的地名很多。

“博”“薄”也是一类，这类地名的分布也很广，指山口、水口。

除了“博”外，常写成“八”“百”“剥”等，如八达、八渡、百色、百么、剥隘等。

还有“夫”“扶”类的地名，指“山”，百越各地均有分布，对应于壮侗语的bya等。

此外，还有“猛”“冯”“封”类，“零”“泠”“领”类，“余”“来”“莱”类，“于”“於”“乌”类等，皆能在现今的壮侗语里找到整齐的对应。

据此，他推断，百越各主要支系的地名大同小异，大致相仿，说明其文化特性很相似，应属同一族体，而非来源各异。

他还通过相同、相似地名的扩散，解释了百越人的迁徙问题。

特别强调百越各支系出自一源后又相互交叉渗透，尤其是楚灭越国后东越各部更是大批向西渗透，他们把自己故乡的地名又带到新的居住地[2] 。

周振鹤、游汝杰在讨论地名蕴涵时也指出，秦汉时代吴越地名跟古岭南地名有许多是相类似的，或说是属于同一系统的。

例如，吴越（包括楚、齐、鲁）有于越、于陵、句章、句容、句余、乌程、乌伤、余杭、余姚、无锡、无盐等，而岭南则有句町、苟漏山（今北流市有勾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等。

这些地名相似之处在于冠首字类同，都属齐头式。

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

“姑”字也写作“古”“个”“过”“歌”等，如今两广以“个”得名的地名不可胜数，都是齐头式的[3]。

齐头式地名，其实就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结构方式。

这些讨论显示，壮侗语族尤其是壮傣语支的地名跟百越地名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从这些地名的含义入手，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探讨其构成规律，藉此揭示骆越文化的特质，解释壮傣语支跟西瓯骆越的传承关系。

二、壮语地名的特色
壮乡大地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而出名。

其地貌复杂，有石山，有土山，也有比较平缓的盆地、平坝，且水网密布，因而各种富有壮族文化特色的地名尤为丰富。

壮语地名，是壮族民众用壮语来给自己生活环境内地形地物的命名。

壮语地名大多数按地形特点、物产或特殊标志
物来命名，构成方式以“通名+专名”的齐头式为最常见。

壮语地名的通名就是用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来指称同类的地理实体，通名具有分类功能。

专名则用来区别同类地理实体，是标记性的名称，有确定位置、范围和表明特征功能。

例如，马山县白山镇周边有岜更、岜徐、悟、怀、逼、北、百悟、百怀、百渌、那拉、塘碧、甘台等典型的壮语地名。

这些字是壮语记音用字，不能简单从汉字的字面去理解。

如“岜”是bya，指“石山”;“更”读gaeng，指“猴子”;“徐”是cwz，指“黄牛”;“”读rungh，指“峰丛洼地”;“悟”读nguh，指“无花果树”;“怀”读faiz，指“甜竹”;“逼”读mbwk，义为“大”;“百”读bak，义为“口子”。

其中“百悟”是因该地是悟的出入必经处，故此得名。

与此相类，“百怀”是“ 怀”的出入口，该山坳下方有一小村即因此得名;“百渌”是baklueg的记音用字，此处是马山西部乔利乡到县城的出入口之一;“塘碧”读daemzmbwk，是“大塘”的意思，等等。

这些地名表示白山镇周边的特定地理实体，无论是通名或是专名，都是壮族民众认识周边地形地物的思维结晶。

通名有概括性，专名有特指性。

两者一结合，则指某个具体的地点。

从上举的地名可以看到，齐头式是壮语地名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壮语名词修饰语后置的语法性质所形成的构词方式。

这些地名是语言之中的词语，它们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受壮语语法规则的制约。

称此现象为“倒装”，是拿汉语地名的结构来跟壮语作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因比较的参照物不同，汉语地名是顺的，壮语地名则是倒的。

从百越地名来看，壮傣语的这类地名构成规则是古而有之，是百越语留在后续语言中的印记，同时也是壮傣诸族源自百越的力证。

此外，壮语地名还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双音节居多。

壮语地名以“通名+专名”的结构最常见，若专名是单音节，再加上通名，地名自然就是双音节。

若专名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时，通名常常省略。

如haw gimcai“金钗镇”、mbanj bakbuengz“百榜村”，其中通名haw“圩”、mbanj“村”就经常省略，简称作gimcai“金钗”、bakbuengz“百榜”。

地名虽以双音节居多，但三四个音节的也不少，很少见到单独使用的单音节地名。

二是有相应的古老性和稳固性。

古老性与稳固性是地名的重要特征，百越地名以“夫”“扶”得名甚多，如“夫椒”“夫钟”“扶莱”“扶阳”。

“夫”“扶”在古代同音，为“山”之义。

“夫”“扶”的上古音构拟为*biwA[4]，“山”是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稳固且很常用。

壮语“山”的说法是bya，这个说法能跟“夫”的上古音对应，方块字写成“巴”“岜”等。

可见“夫”字的汉语读音改变了，但在壮语其“山”的音义依旧相对稳定。

三是形象性强。

形象直观是壮语地名的一个突出特色。

壮家人擅长形象思维，常根据各种形状来给地方命名。

如武鸣区有一村名叫hozfw“何夫”，hoz是“颈脖”，fw即“鳖”，因该村地形似鳖的脖子而得名。

有一村叫dinghfw“定富”，dingh是“山塘”，该村前边有一小塘似鳖的形状。

马山县乔利乡有一座“白马山”，壮语叫byamax，bya是“山”，max即“馬”。

因山朝南的一
面崖壁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形似一马头，山名即因此而得。

这类根据地貌特点而命名的地名，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结果。

众所周知，《左传》《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收录有不少百越地名，这些百越地名仍有不少可从今天的壮傣语给予解释。

在这方面李锦芳先生做了不少工作。

根据他的研究成果，“句（苟）”“姑”“交”等为一类，东西部的百越均有此类地名。

这是百越语村名的词头。

“镡”“谈”等也是一类，五岭南北这类地名的分布比较广泛。

这应该是壮侗语的daemz，义即“塘”。

“同（铜）”是一类，即壮、布依等语言的doengh，为“田垌”“平地”的意思。

这个词后来多写为“洞”“峒”“垌”等，而且保留齐头式的地名很多。

“博”“薄”也是一类，这类地名的分布也很广，指山口、水口。

除了“博”外，常写成“八”“百”“剥”等，如八达、八渡、百色、百么、剥隘等。

还有“夫”“扶”类的地名，指“山”，百越各地均有分布，对应于壮侗语的bya等。

此外，还有“猛”“冯”“封”类，“零”“泠”“领”类，“余”“来”“莱”类，“于”“於”“乌”类等，皆能在现今的壮侗语里找到整齐的对应。

据此，他推断，百越各主要支系的地名大同小异，大致相仿，说明其文化特性很相似，应属同一族体，而非来源各异。

他还通过相同、相似地名的扩散，解释了百越人的迁徙问题。

特别强调百越各支系出自一源后又相互交叉渗透，尤其是楚灭越国后东越各部更是大批向西渗透，他们把自己故乡的地名又带到新的居住地[2] 。

周振鹤、游汝杰在讨论地名蕴涵时也指出，秦汉时代吴越地名跟古岭南地名有许多是相类似的，或说是属于同一系统的。

例如，吴越（包括楚、齐、鲁）有于越、于陵、句章、句容、句余、乌程、乌伤、余杭、余姚、无锡、无盐等，而岭南则有句町、苟漏山（今北流市有勾漏山）、姑幕、姑复、无功、无编、余发等。

这些地名相似之处在于冠首字类同，都属齐头式。

这些地名源出古越语。

“姑”字也写作“古”“个”“过”“歌”等，如今两广以“个”得名的地名不可胜数，都是齐头式的[3]。

齐头式地名，其实就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结构方式。

这些讨论显示，壮侗语族尤其是壮傣语支的地名跟百越地名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从这些地名的含义入手，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探讨其构成规律，藉此揭示駱越文化的特质，解释壮傣语支跟西瓯骆越的传承关系。

二、壮语地名的特色
壮乡大地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而出名。

其地貌复杂，有石山，有土山，也有比较平缓的盆地、平坝，且水网密布，因而各种富有壮族文化特色的地名尤为丰富。

壮语地名，是壮族民众用壮语来给自己生活环境内地形地物的命名。

壮语地名大多数按地形特点、物产或特殊标志物来命名，构成方式以“通名+专名”的齐头式为最常见。

壮语地名的通名就是用一个概括性的名称来指称同类的地理实体，通名具有分类功能。

专名则用来区别同类地理实体，是标记性的名称，有确定位置、范围和表明特征功能。

例如，马山县白山镇周边有岜更、岜徐、悟、怀、逼、北、百悟、百怀、百渌、那拉、塘碧、甘台等典型的壮语地名。

这些字是壮语记音用字，不能简单从汉字的字面去理解。

如“岜”是bya，指“石山”;“更”读gaeng，指“猴子”;“徐”是cwz，指“黄牛”;“ ”读rungh，指“峰丛洼地”;“悟”读nguh，指“无花果树”;“怀”读faiz，指“甜竹”;“逼”读mbwk，义为“大”;“百”读bak，义为“口子”。

其中“百悟”是因该地是悟的出入必经处，故此得名。

与此相类，“百怀”是“ 怀”的出入口，该山坳下方有一小村即因此得名;“百渌”是baklueg的记音用字，此处是马山西部乔利乡到县城的出入口之一;“塘碧”读daemzmbwk，是“大塘”的意思，等等。

这些地名表示白山镇周边的特定地理实体，无论是通名或是专名，都是壮族民众认识周边地形地物的思维结晶。

通名有概括性，专名有特指性。

两者一结合，则指某个具体的地点。

从上举的地名可以看到，齐头式是壮语地名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壮语名词修饰语后置的语法性质所形成的构词方式。

这些地名是语言之中的词语，它们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受壮语语法规则的制约。

称此现象为“倒装”，是拿汉语地名的结构来跟壮语作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因比较的参照物不同，汉语地名是顺的，壮语地名则是倒的。

从百越地名来看，壮傣语的这类地名构成规则是古而有之，是百越语留在后续语言中的印记，同时也是壮傣诸族源自百越的力证。

此外，壮语地名还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双音节居多。

壮语地名以“通名+专名”的结构最常见，若专名是单音节，再加上通名，地名自然就是双音节。

若专名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时，通名常常省略。

如haw gimcai“金钗镇”、mbanj bakbuengz“百榜村”，其中通名haw“圩”、mbanj“村”就经常省略，简称作gimcai“金钗”、bakbuengz“百榜”。

地名虽以双音节居多，但三四个音节的也不少，很少见到单独使用的单音节地名。

二是有相应的古老性和稳固性。

古老性与稳固性是地名的重要特征，百越地名以“夫”“扶”得名甚多，如“夫椒”“夫钟”“扶莱”“扶阳”。

“夫”“扶”在古代同音，为“山”之义。

“夫”“扶”的上古音构拟为*biwA[4]，“山”是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稳固且很常用。

壮语“山”的说法是bya，这个说法能跟“夫”的上古音对应，方块字写成“巴”“岜”等。

可见“夫”字的汉语读音改变了，但在壮语其“山”的音义依旧相对稳定。

三是形象性强。

形象直观是壮语地名的一个突出特色。

壮家人擅长形象思维，常根据各种形状来给地方命名。

如武鸣区有一村名叫hozfw“何夫”，hoz是“颈脖”，fw即“鳖”，因该村地形似鳖的脖子而得名。

有一村叫dinghfw“定富”，dingh是“山塘”，该村前边有一小塘似鳖的形状。

马山县乔利乡有一座“白马山”，壮语叫byamax，bya是“山”，max即“马”。

因山朝南的一面崖壁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形似一马头，山名即因此而得。

这类根据地貌特点而命名的地名，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