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思维方法之比较

先秦儒墨思维方法之比较
李贤中
【摘要】先秦儒、墨两家的思维方法,是以类推为主.类推方法包含类比式论证,但在儒、墨两家思维方法中有更丰富之内涵.类推方法涉及"故"的原因、理由,"理"的类型与层次问题及"类"的划分方式.其中,"理"也可分析为推论的"所依之理",及事态本身的"所据之理".本文从孔、孟、荀、墨文本中择取推论性段落,分析各家对故、理、类的使用,构作思想单位.比较孔、孟、荀三者之间的异同,指出儒家是以教化、实践为导向,重视"所据之理";墨家相对于儒家,更关切名辩、推论的"所依之理".儒家重视内在的体证,墨家重视经验上的可验证性,两家思维方法多所不同.
【期刊名称】《逻辑学研究》
【年(卷),期】2017(010)004
【总页数】16页(P1-16)
【关键词】故;理;类;思想单位;所依之理;所据之理
【作者】李贤中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哲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81
1 前言：思维方法的要素：故、理、类
《墨子·大取》有：“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
者。

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

”其中，“辞”是命题或语句，在推论过程中可以是前提或结论；任何语句有其之所以成立的“故”，也因着“故”而产生，这就是“辞，以故生”。

“理”在此脉络意义下，有“理由”“推理”之意，推论有一定的理路，顺着事物的规律、变动的准则、秩序的条理进行合理的推论，这就是“以理长”。

推理之“理”可分为“所依之理”及“所据之理”，“所依之理”是指名辩逻辑之理，是推理所必须依循的逻辑规则；“所据之理”则是指：伦理、义理、文理等事象本身之理。

所谓“故”是原因或理由，“原因”是指一段变化现象中的因果关系；“理由”是指理论的根据；不论原因或理由，都是经由认知、推理的过程才得以表达。

至于“类”，是人对于人、事、物共同性质的把握，基于人性、事理、物理所进行的分类；基于对象的比较而进行异、同的分合，产生“类”与“名”、构成命题、语句，这就是“以类行”。

合而观之，“故”与“类”都是“理”的一个侧面，思维方法中的推理，必然涉及故、理、类三要素。

2 儒、墨“故”概念分析
2.1 孔、孟、荀之“故”
2.1.1 《论语》之故
《论语》中孔子对于“故”的使用，有明显的推理意涵，如：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
这里的“故”是孔子面对不同弟子的不同性格，而有的不同对应方式，其“故”有连接原因与结果的作用，因弟子个性的不同，而有不同之教法。

进一步分析，此“故”的原因探究，孔子内心中已有某种中庸之道的权衡，要将其弟子教导成行为合宜的有德君子，基于其价值意识或道德标准，相应不同的对象，而用“故”。

所
以孔子的“故”可分析为两方面，一是作为对象变素的原因，一是基于不变原则的理由。

对象变素可谓之“有什么现象？”不变原则可谓之“应该是什么？”进之与退之是孔子要指导弟子行为的具体作法，而“故”乃基于“有”之原因、“是”之理由而回应的所以然，因而会有同样问题却出现不同的答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孔子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1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

辄的父亲蒯聩是灵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国外，灵公卒，由辄继为卫君。

后来蒯聩回国，取得君位，辄则出奔，因此称为出公辄。

据《左传》记载，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因耻其母南子淫乱，涉嫌想杀南子，奔往宋国。

鲁哀公二年春，卫灵公有意立公子郢为太子，郢辞之。

同年夏，灵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继位，郢再坚辞，遂立蒯聩之子辄为卫君。

是年六月，晋国的赵鞅助聩返卫国戚邑。

鲁哀公三年春，卫石曼姑等帅师围戚。

历史家称他们父子争国。

其实是否出于父子本意还是疑问。

此后蒯聩一直居在戚邑。

至鲁哀公十五年冬，聩与浑良夫等潜入卫家，挟持孔悝，强迫与之结盟，聩遂立为庄公。

明年春，辄出奔。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
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

当时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于卫。

《世家》在孔子返卫的第二年记载：“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认为为政的目的在于使百姓接受礼乐教化，遵守规范，而为政的方法首先在于正名。

孔子将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的因果关系系列说明之后，以结论的语气说出：“君子有一个名分就一定要说出和它相应的话来，说出话来就一定要实行。

君子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是一点也不可随便！”其中“故”即理由，有经推理而获得结论的作用。

其中事理包括三个层次：(1)名
分；(2)在这个名分下所说的话；(3)在这个名分下所做的事。

此三者都以当时的“礼”为标准，而“礼”又是需正当、合宜，所谓“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

其推理也是基于“有某种现象”（卫国政治上父子争权的纷扰），“应该是的道理”（正名）。

其“故”就是基于“有”之现象、“是”之理由而回应的所以然，亦即为政的首要之务在于名分正当。

2.1.2 《孟子》之故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这是就历史中先劳苦后有为的成功案例，所做的归纳式推理，其“故”就是整合前述六案例的推理结论。

至于身心上的磨练、遭遇上的困顿，即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孟子从六个案例中所看到的现象后，经由诠释演绎所掌握到的共通性；而这些共通性的意义乃是：“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从这样的观点解析，孟子所使用的“故”包含着：因为有这些人物现象，是成功案例；而这些现象的共通性都在承担重任。

“故”即凡承担重任者会有先苦后成的经历。

我们再看孟子使用“故”的另一例：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

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孟子·梁
惠王上》）
其中，孟子对于“不能”与“不为”做了举例式的说明，透过类比，以“故”指出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的“不为”，亦即“不行王道”与能力所及而不愿意去做的
“不为”同类。

其中的“故”表面上看只是归类，将“不行王道”归于“不为”一类；深入考察，孟子仍有其归类的所以然。

也就是行王道的应然性。

孟子曰：“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离娄下》）
此处“故”即原因，若能掌握原因，即可推求未知的事物。

此段是讲求“故”为事物的已然之迹2朱熹注：“天虽高，星辰虽远，然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
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

”（[6]，第224页）。

又疏云：“故乃故
常之故，盖故意亦训常。

”（[2]，第152页）；孟子的“故”有归纳法、类比法
及演绎法的推论方式蕴含其中；也有应然规范之理及自然变化之理为其所根据。

2.1.3 《荀子》之故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故不积蹞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
此乃关系类比与归纳法的综合运用，以积土、积水、积善的共同正面结果，类比于至千里、成江海所应该努力的“积”，再以此譬喻勤学的重要，勉人为学勤奋不懈怠。

又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此“故”的推论是从荀子自己认定的，面对自然变化应有的态度为理由所进行的推论；是以某种既有的“人可运用天则”理论为根据。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

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荀子·大略》）
此乃先有“礼”的价值标准之后再判定所以然。

另一种类似的情形是：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

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

（《荀子·大略》）
这是先指出道理，再说明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

此外，《荀子·非十二子》篇多次
提出各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情况，可见其重视“故”与“理”的概念。

《荀子·正名》篇也有“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

”荀子
强调“尽故”，是对“持之有故”的进一步要求，要求“故”的周全性。

《荀子·儒效》说：“言必当理。

”主体要能充分掌握的原因，表达出的言论才能符合
道理。

综上所述，孔孟荀的“故”之意涵有：
1.基于对象的差异或现象的变化，及先在的原则或理论（自然规律、应然规范、或思想家自己认定的理论）而推导出，此为“所据之理”；
2.基于例证的前后类似性而推导出，此为属性类比的“所依之理”；
3.基于前后关系类比的相似性而推导出，此为比例类比的“所依之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故”的推导，都蕴含着要求实践的导向、教化作用。

2.2 墨家之“故”
墨家谈辩中的“故”也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有了“故”才能有立辞的根据，也才能完成“说”的作用，《小取》中所谓的“以说出故”。

其次，“故”可以使人通晓“所以然”的道理，实现《大取》所谓：“说，所以明也”的功用。

再者，“故”是判别谈辩谬误的依据。

《大取》：“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

”（[9]，第131页）这是从表达出的命题，其产生的原因来看，若结论的产生没有根据，或
不明其原由则为虚妄。

“故”在墨学材料中，共出现四百多次，如：是其何故也？（《尚贤上》、《兼爱中》、《天志下》）此其何故也？（《尚贤中》）等等，此外，也有以“姑尝本原”（《兼爱下》）的方式来探究事象产生的原因。

例如《天志下》：“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所有所取之故。

”其中的“故”就是说明偷盗行为乃“非”，应罚的理由是不劳而获。

“故”式推论，是墨家由果溯因的推论方法。

以《兼爱下》为例，墨子把握住一个
天下混乱的现象——天下之害：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
谋愚、贵敖贱。

（果）再探究何以会有此现象的原因？(1)是由爱人利人而生，或(2)由恶人贼人而生，或(3)由其它原因所生。

所以《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
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也不必同。

”可见，墨子对于天下乱象所找出的原因并非只是单一的原因，而是从多种可能性来探讨，也因此除《兼爱》、《非攻》之外，还有《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等各篇，针对不同致乱的原因，来解决天下乱象。

至于不同原因的“故”对于结果影响的效力也有不同，墨经中对此也有所分析。

《经上》：“故，所得后成也。

”“故”是得到它而能形成某一结果或结论的东西。

《经说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体也，若有端。

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

”3原文：“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据[7]第301页校改。

小故，指的是必要条件，有了这样的原因不必然产生某一结果，但没有这样的原因，则必不能产生某一结果。

例如：端点是组成某一物之部分的必要条件。

大故，是指充分必要条件，有它必定产生某一结果，没有它必不产生某一结果。

例如：眼能见物需要合宜的光线、适当的距离、正常的视觉官能及专注力等等相关因素的整体，此为完成“见”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此，墨家所谓“故”是指产生结果的原因或理由，在推论中“故”也可视为论证的前提，是立辞的根据。

墨家“故”之运用，在终极根据上，简要地说：“因为天志，所以兼爱、非攻。

因为天志，所以尚同、尚贤。

因为天志，所以节用、节葬。

因为天志，所以非乐、非命。

”当进行说服性推理时，上述的因果关系，整体成为“故”，所谓“以说出故”，就是要把上述那整体的“故”藉由类比、推论等方式呈现出来。

墨家不但运用“故”进行推理，也说明“故”的类别、分析“故”的内涵与作用；这是与儒家不同之处。

3 儒、墨之“理”与“类”
3.1 儒、墨之“理”
孔子《论语》中没有“理”概念的出现，但有相关的“道”概念。

《论语》中有：君子之道（《公冶长》），先王之道、贫而乐道（《学而》），无道、有道（《颜渊》），邦有道、邦无道（《宪问》），一贯之道（《里仁》）等等；大抵为政治、伦理上的典范、原则或标准，也有“理”之意涵。

我们从《荀子·劝学》中的“故
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

”也可看出“道”与“理”的关系。

“理”原有玉石条纹、纹路之意，治玉须依其纹路、纹理，故“理”之名词有事物之顺序、层次、条理之意。

如《荀子·儒效》：“井井兮有理也。

”此外，“理”之动词有雕琢玉石之意。

引申此意在面对事态、现象的失序、混乱时，有：整理、治理、管理等意。

如《荀子·王制》中的“故天
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
《墨子·大取》有：“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

”因此“理”在此脉络意义下，有“推理”之意。

我们从“理”的字源义、引申义、脉络义考察，在不同的事物中各有其理，如《墨子》有：是非之理、名实之理、治人之理、任官之理、修身之理、处官之理等。

如《墨子·非儒下》有是非之理：“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

”此外，“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其中有：治人之理、任官之理、修身之理。

而《墨子·小取》有名实之理：“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墨子·所染》则有：“处官得其理矣”“处官失其理矣”等等。

《孟子》有：条理、义理。

如《孟子·万章下》：“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荀子》有：大理（自然之理）、伦理、事理、言之理、道贯之理、礼义文理、礼之理、文理、可知之理、可能之理等。

如《荀子·解蔽》：“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
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

”其中有“大理”；《荀子·臣道》：“礼义以为文，伦类
以为理。

”其中的“伦理”；《荀子·儒效》：“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
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

”其中的“事理”；《荀子·儒效》：“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荀子·劝学》：“辞顺，而后可与
言道之理”其中的辞顺有“言之理”；《荀子·天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

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

”其中的“道贯之理”；《荀子·礼论》：“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礼之理诚深矣。

”“伪者，文理隆盛也。

”《荀子·性恶》：“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理，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其中有：礼义文理、礼之理、文理、可知之理、可能之理等等。

从思维方法的推理而言，“理”如前述可分为“所依之理”及“所据之理”，“所依之理”是指名辩逻辑之理，是推理所必须依循的演绎法、归纳法及类比法等；“所据之理”则是指事物现象本身之理，如：伦理、自然之理、法理、心理、文理等等。

“所依之理”如同火车的轨道，“所据之理”如同火车所行经的山川、地势，涉及土质软硬、路线曲直、上坡下坡、桥梁搭设等等不同地区的环境现象之理，“所依之理”不论在哪种环境中，都必须是平行的轨道，有一定的推理法则，但是在不同的施工环境中却有不同主导的推理方法。

例如《墨子·非攻上》篇提出：杀
人越多，其不义越甚，其罪越重。

攻国杀人更多，有些士君子却主张攻国为义，这是不可以的。

其“所依之理”为类比、归谬法，同为杀人，其量与罪成正比。

但在《孟子·梁惠王上》也用类比、归谬法，但其情境为战场上败逃将士的行为，以五
十步笑百步，这是不可以的；同为败逃，但不因其数量的差别而不同。

其“故”就在于杀人情境与败逃情境“所据之理”的不同。

先秦儒、墨两家关心的是伦理与政治之理，而常以类比或推类法为主要的所依之理。

此外，理有层次上的不同，推理者所推之理也有主观上的差异，理相互间也有交互
关系，如生理与心理相互影响，伦理与法理相关。

（[5]，第76-77页）需要仔细分辨其中的差异，才能掌握思维方法中所推之理的所以然。

3.2 儒、墨之“类”
有关“类”的概念，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孔子是以学生的
性格品德做分类，重点在于“教”的态度。

《孟子》书中开始说明事物的分类：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孟子·公孙丑上》）
其中类举了山、河、鸟、兽、人，但之后强调的重点是：同类者虽有相同的潜能，但却有差异的表现。

其后云：“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另一处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则是强调一般人与圣人相同之处在于理义之悦人心犹刍
豢之悦人口，含有教导期勉之作用。

孔孟论及“类”概念，虽非以“类”为主述探究的对象，明显已有分类概念及同类具有相同性质的思想，孟子更从同类的相同性质，推导出人应该有的行为。

荀子则从认知的观点说明感官的作用、类名的形成。

如“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荀子·正名》）。

并且将“类”与“理”的关系联系起来，指出“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某一类的事物其运作变化的“理”是
相同的，如此就可以进行类推，只要知某物属于某一类，即可从该类的性质推出该个体之性质，或由个体的运作道理了解该类事物的运作道理。

如：“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

此外，荀子也将类与故在辩论的过程中将两者联系
起来：“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荀子·正名》）。

我们再考察墨家对于“类”的把握。

墨家从“名”的抽象共同性来说明“类”。

《墨子·经上》：“名，达、类、私。

”《经说上》：“名，物，达也，有实必待
文多也。

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

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类名是介于达名与私名中间的抽象概念，如马类。

其内涵不如达名“物”来得大，也不如私名“臧”只能指某一特定具体对象来得小。

此外，墨家强调“类”与“同”的关系，能够形成一类，就代表类中的分子必然有所同；《墨子·经上》：“同，重、体、合、类”其中“类同”《经说上》：“有
以同”就是从某一特定观点作为分类标准，对于事物或概念所进行的比较。

如：在《非攻下》墨子主张非攻，而反对者质疑：“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

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墨子主张要察类，也就是要分别类名的不同。

“攻”是侵略，而“诛”是以有义伐无义的正义之战，两类不同。

《非儒下》也有：“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

”对于“义”的内涵予以限定其范围。

由于孟子强烈批评墨家，且两方皆有充分的论辩材料，因此下节将聚焦于墨子与孟子类推思想之比较，以呈现他们思维方法之异同。

4 墨家与孟子“类推”
4.1 《墨子》的类推
墨家的类比推论《经下》有：“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

”4据高亨增后“类”字。

《荀子·正名》也提出：“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

”所谓的“类”就是若
干事物经比较后所呈现的“共同性”，这也就是“名”的形成因素之一。

有些“名”如：人、马、牛等就是一个种类的“类名”，“名”是构成辞的基本原素，《大取》：“辞以类行者也”与《小取》的“以类取，以类予”说明了墨家类推以立辞的依据是“类”。

然而推论必然运用不同的辞，以及各辞间的关系以呈现“说”，在《小取》中典型的四种类推法即：辟、侔、援、推。

《小取》：“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援也者，曰子
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辟是比喻、比方。

辟有两种功能，一是形象描绘，这相当于修辞学上的比喻；另一是抽象思维，这相当于逻辑上的类比式论证。

（[8]，第167页）就其为类比推理而言，如《墨子·耕柱》所载：“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
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

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这是将“为义”以“筑墙”为譬。

陈荣灼指出：“‘辟’式推理属于一种‘属性类比推理方式’，即其推论根据是在于‘属性间的相似性’。

”（[1]，第209页）“侔”是不同语言表达的类比推论，其推理方式是在原判断主词、谓词前附加意义相同的成分，以构成新的表达形式。

如《小取》：“获，人也；爱获，爱人也。

臧，人也；爱臧，爱人也。

”此显示两个辞义相当的命题，其真假也相当。

所谓“辞义相当”是指主、谓词的类属关系相当。

换言之，白马与马的关系，好比乘白马与乘马的关系。

因此，“侔”是一种“关系类比推理方式”，其推论根据是在于“关系间的相似性”。

（[1]，第209页）
“援”是援引对方所说的话来作类比推论的方法，亦即援引对方所赞同的，来论证对方所不赞同的，以证成自己的论点。

其类推的原则即《小取》：“有诸己不非诸人”。

如《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施于濠上论“鱼之乐”，庄子提出：若我不是鱼，不知鱼是否快乐（子然）；你不是我，你也不能知我是否知鱼是否快乐（我奚独不可以然）；因为你所持的道理与我所持的道理乃是同类。

在《墨子·小取》篇
也有“你可以主张：厌恶多盗，并不是厌恶多人；希望没有盗，不是希望没有人。

（子然）我为何不能主张：不爱盗并非不爱人；杀盗并非杀人（我奚独不可以然）。

因为你所主张的说法与我所主张的说法乃是同类。

“推”，也是双重关系的“关系类比”，亦称归谬式的类比推理。

其方法是用对方所不赞同的，来论证对方所赞同的，以推翻对方的论点。

类推的原则是：《小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