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朵美丽的“菊梅花”

好⼀朵美丽的“菊梅花”
2019-09-30
菊梅，来⾃浙东唐诗之路，⼀个美丽浪漫的名字。

这个美丽的名字，竟与可怕的传染病联系在了⼀起。

⽽这⼀联系是⼀条⼈⽣的漫长之路，⾄今已有63年。

在汶川抗震救灾现场，这位战⽃在⼀线83岁⾼龄的⼥战⼠，勇闯⽣命禁区！这朵美丽的“菊梅花”，就是我国著名传染病专家、总后勤部“⼀代名师”、解放军第302医院专家组组长陈菊梅教授。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从夜以继⽇到时不我待，她挽救了⼀个⼜⼀个传染病患者，完成了⼀次⼜⼀次疫情防治任务，扶植了⼀位⼜⼀位传染病学专家，创造了我国传染病防治史上⼀个⼜⼀个奇迹。

“⼈如菊淡，品如梅清。

”“菊梅”，这个幼年曾经让她觉得“很⼟”的名字，恰恰浓缩了她平淡、美丽⽽⼜传奇的⼀⽣。

信仰如钢
“没有书读，没有⼤学念，我会死掉的！”陈菊梅曾经对母亲这样说。

20岁那年，陈菊梅靠着惊⼈的勇⽓和毅⼒，步⾏千⾥参加⾼考，⼜步⾏千⾥，去浙江医学院上⼤学。

新中国成⽴那⼀年，从浙江医学院毕业的陈菊梅被分到上海市第⼆⼈民医院传染科。

时空的巧合，就这样把陈菊梅和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事业紧紧联系在了⼀起。

5年后，作为新中国第⼀批传染病学留学⽣，陈菊梅赴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博⼠。

在异国他乡的陌⽣环境⾥，陈菊梅克服“天太冷”、“饭难吃”等困难，硬是靠⾃⼰的顽强拼搏，以全部功课满分5分的成绩提前⼀年毕业，她的导师风趣地
说：“要是有6分的话，我们可以给她都打6分。

”
在苏联求学期间，忙于事业的陈菊梅不仅因长时间⼀种姿势拿试管，把⾃⼰的⼿累出了“腱鞘囊肿”，还把⾃⼰忙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剩⼥”——直⾄32岁，她才和曾在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科学院留学的陈国仕结为连理。

1958年，陈菊梅从莫斯科毕业返回祖国时，带回来的不是令⼈羡慕的冰箱、电视，⽽是⼏百公⽄的图书资料。

随后，她来到刚刚成⽴不久的解放军第302医院。

那时的302医院周边是⼀⽚菜地，进了医院⼤门，只有⼏栋筒⼦楼，⿊漆漆的⾛廊望不到头。

因为302医院是传染病医院，这⾥的医护⼈员每天要⾯对⽆数的传染病患者，接触⼤量的传染性物品，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这⾥常被⼈称作是“病毒窝⼦”，很多⼈路过医院都绕着⾛。

如果没有⼀种敢于献⾝的勇敢精神，是很难在这⾥⼯作的。

然⽽，陈菊梅却将⾃⼰⼈⽣坐标毅然决然地定格在这⾥，从此融⼊到“病毒”和“细菌”包围着的传染世界中，⽽且决⼼在这⾥扎下根，⼀直长期坚持下去。

事业如磐
在常⼈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毒窝⼦”⾥，陈菊梅⼀⼲就是63年。

“陈教授在圈内圈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只要能为患者解除痛苦，她连命都敢豁出来。

”该院院长吕吉云介绍说。

有⼀年，陈菊梅随医疗队去陕北黄龙县农村巡诊。

在条件简陋、没有⿇醉师的情况下，为减轻病⼈⼿术时的痛苦，医疗队决定采⽤“硬膜外⿇醉法”。

为确保病⼈安全，得有⼈先试⼀试。

“让我来先试，你们还年轻！”陈菊梅抢着说。

任何试验都有风险。

陈菊梅⿎励操作者，不⽤担⼼，⼤胆试验。

但是，初次试验，由于操作者紧张失误，穿透了“硬膜”，致使陈菊梅晕倒呕吐了两天。

清醒后，她⼜和⼤家⼀起总结经验，终于使医疗队成功掌握了这种⿇醉⽅法。

“该休息就得休息！”家⼈⼼疼地对她说。

陈菊梅却说：“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国’的帽⼦，即使摘掉我⾝上的全部器官，也值得！”
梅花⾹⾃苦寒来。

硬是凭着这股狠劲，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陈菊梅成为我国⾸先发现并应⽤五味⼦成功降酶的第⼀⼈。

她研究确定了五味⼦降转氨酶有效部位，随后，在她的主持下，分别研制成“肝得安”1号蜜丸⾄9号滴丸，并在此基础上相继衍⽣
出“六味五灵⽚”等50多种国家级降酶药物，研制出国内第⼀个抗肝纤维化新药“复⽅鳖甲软肝⽚”等10余种国家级传染病治疗新药，在肝病临床救治中发挥了巨⼤作⽤，造福了⽆数肝病患者。

“七五”期间，我国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的病死率⾼达85%以上，国家把降低慢性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死率作为⼀项重⼤课题交给了该院。

⾯对这个烫⼿的⼭芋，⼤家⾯⾯相觑，没⼈敢牵这个头。

“⼈⽣中能担此重任，是莫⼤的光荣。

我来吧！”听到陈菊梅坚定的话语，院领导总算松了⼝⽓，“那就把降低10%的病死率作为⽬标吧，⼤家看怎么样？”10%？⼤家的⼼⼜提了起来，这意味着每年要让近万名重型病毒性肝炎病⼈活下来啊！可陈菊梅接下来的话却让⼤家震惊了，“我们⼒争把病死率降低20%到30%”，许多⼈认为这简直就是天⽅夜谭！
当然，陈菊梅⼼⾥也清楚，要兑现⾃⼰⽴下的“军令状”，其难度也是可想⽽知的。

但⼀种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盈着她的⼼间。

为了攻克这个“堡垒”，她带领协作组在国内⾸先提出了各型重型肝炎三级临床诊断标准和临床分期标准，澄清了先前慢性重型肝炎在临床诊断⽅⾯的种种模糊认识。

这些标准于1995年被纳⼊《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案》，并⼀直沿⽤⾄今。

随后，她带领攻关协作组，对中医治疗慢重肝的⽅法进⾏了深⼊研究，率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重肝的崭新模式，确⽴了早期诊断、中西医辨证施治、⽤药加减和及时处理、预防合并症等⽅法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了⼀套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的⽅案。

仅仅⼏年后，陈菊梅创造了⼀个奇迹——我国慢重肝患者的病死率由过去的85%以上降到38%，整整降低了47个百分点！
⾯对各⽅赞誉，陈菊梅并没有放慢前进的脚步，⽽是⼀次⼜⼀次爆发出创新的活⼒。

她提出⽤⼄肝抗病毒疗法治疗慢重肝、肝衰竭病⼈等⽅法，使患者的⽣存率提⾼了20%；她主导引进⼈⼯肝技术，使肝衰竭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20%……这些成就，使陈菊梅当之⽆愧地站在了国内传染病、肝病防治领域的最⾼峰！
待患如亲
⼀个与传染病病⼈握⼿的简单动作，在陈菊梅的眼中，是那样重要。

在陈菊梅的诊室⾥，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幕：当传染病病⼈有意想同她握⼿时，她都会主动站起来与病⼈热情握⼿。

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能让病⼈暖到⼼窝⾥去。

对病⼈来说，这⼿中传递的是⿎励、是信⼼；对她来说，病⼈⼿上传递的可能是危险，难道她不怕吗？
“对病⼈我从来没有怕的感觉。

如果连⾃⼰都怕，那么病⼈更怕了！换位思考，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你的⽗母和兄弟姐妹，你会怎样？把他们当成⾃⼰的亲⼈，就什么都不怕了。

”陈菊梅和蔼地说。

当今社会，医患关系难维系，陈菊梅却与患者“零距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陈菊梅在接诊病⼈时形成了⼀种习惯：她先看看诊室的门关好了没有，窗帘挂好了没有，不该在场的⼈员离开了没有；检查过程中，她先将听诊器等⾦属器具⽤⼿捂热后，再轻放到病⼈的⾝体上；开处⽅时，她会边写边说，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怎么吃，何时再来复查；当病⼈离开诊室时，她还不忘提醒，如果有什么不适，可直接打电话，号码已经记在病历本上……
为了更好地服务病⼈，陈菊梅把许多病⼈的名字、年龄、主要病情、救治措施清楚地记在脑⼦⾥。

什么时候确诊，何时调整治疗⽅案，她从没有耽误过。

病区有什么事情，她随叫随到，从没有“例外”过。

为了抢救危重病⼈，她曾经连续三天三夜不下“⽕线”，晚上就睡在病区的通道⾥，或者在地板上铺张凉席打个盹，然后再投⼊到紧张的抢救中。

责任如⼭
有⼈向陈菊梅请教诊断“零失误”的秘诀。

她说：“治疗各种传染病，最重要的是诊断，必须像剥洋葱⼀样，⼀层⼀层地检查诊断，包括临床的检查、病史、家族情况等，都得全盘考虑进去，才能提⾼诊断的准确率。

”
⼀次，陈菊梅为⼀位多家医院确诊不了⽽转来求治的“肝硬化腹⽔病⼈”诊断，她仔细询问，不放过任何⼀个细节，终于发现了⼀丝“可疑迹象”：由于病⼈⽣活在⾎吸⾍病疫区，最终确诊是⾎吸⾍病引起的肝硬化。

还有⼀位病⼈，病因竟是在其体内残存了20多年之久的丝⾍，这是⼀例相当罕见的丝⾍病引起肝硬化腹⽔的病例。

“有⼀些危重病⼈，病情发展、变化速度很快，必须严密观察，当机⽴断，果断处置。

怕担风险，当断不断，就有可能耽误时机，酿成严重后果。

作为医⽣，⾸先想到的是病⼈的安危，只要有⼀线希望，就要做百倍的努⼒。

”陈菊梅经常提醒⾝边医务⼈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个两岁⿇疹患⼉急诊住院，当时患⼉呼吸困难，喉头⽔肿很厉害，情况⼗分危急，以往都是外请喉科医⽣来切开⽓管救⼈，可远⽔解不了近渴，再多耽误1秒，患⼉就有可能憋死。

陈菊梅当机⽴断，⾃⼰动⼿，⽴即切开⽓管救⼈。

“出了事怎么办，算谁的？”有⼈质问。

“出了事，我负责！”陈菊梅斩钉截铁地说。

后来，虽然患⼉被成功救治，但同⾏却褒贬不⼀。

对此，她坦⾔：“为了救命，冒点风险也值得！”
2000年盛夏，某校学⽣集体出现腹泻，短短⼏天，病情迅速蔓延，先后有六七百⼈住院。

此事⽴即引起党和国家领导⼈的⾼度关注。

在病因难以定论、态势继续扩⼤的情况下，75岁的陈菊梅临危受命，⽇夜兼程奔赴疫区。

经过严谨科学的分析，陈菊梅推翻先前所有定论，⼀⼝断定为病毒感染，这⽴即引起轩然⼤波。

⾯对压⼒，她指挥若定，迅速从302医院抽调实验室专家赶赴现场，采集⾎清标本、进⾏病毒分类检测。

经过3天3夜连续奋战，最终确定这些学⽣是被肠道埃柯病毒感染。

⼤家彻底服了！很快，得到对症治疗的学⽣全部康复。

⼤义如天
陈菊梅，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却因勇于担当⽽被称为⼱帼⼥英雄！
2003年初春，突如其来的“⾮典”疫情在我国肆虐横⾏。

抗击“⾮典”初期，有些医院防范意识不强，被感染的医⽣很多，被感染后⼜去救治别⼈，产⽣了新的感染。

院党委认为⾸先应该保护医护⼈员的⾃⾝安全，不被感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被感
染、不感染⼈”这个提法可能会被别⼈误以为贪⽣怕死，⼼⾥没有底。

陈菊梅却说：“就应该这样！如果医⽣都被感染了，让谁去救⼈啊！”她的⽀持坚定了院党委的信⼼。

事实证明，这“⼋字⽅针”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

梅须逊雪三分⽩，雪却输梅⼀段⾹。

盛期虽过，余⾹袭⼈。

这位⼋旬⽼⼈，经常会忘记⾃⼰的年龄。

“我和你们⼀样，都是来战⽃的。

别看83岁了，我也是⼀名战⼠！”陈菊梅当年在汶川特⼤地震救灾现场时说。

危难时刻，哪怕是九死⼀⽣的绝境，为了灾区群众的⽣命，陈菊梅义⽆返顾地向前挺进；关键时刻，即便是极度危险的任务，为了救灾部队的健康，陈菊梅也会依然⽆所畏惧地冲锋在前。

汶川特⼤地震发⽣后，灾区的⼀举⼀动都牵动着陈菊梅的⼼。

“防疫情就是保⽣命，防疫⼒就是战⽃⼒”，陈菊梅深知这⼀点。

当时83岁⾼龄的陈菊梅向医院党委提出申请要到抗震救灾⼀线。

那些⽇⼦⾥，她顶着⾼温酷暑，冒着余震频发的危险，拄着⽊棍，⼀路察看，⼀路商讨，⼀路指导，⾛遍了北川、什邡、绵⽵等重灾区，出现在北川县城、擂⿎镇、汉旺镇等废墟现场，查看部队营区、灾民安置点和消杀作业现场，对⽔源卫⽣监督、环境卫⽣监测、卫⽣防疫机制和环境消毒等进⾏了全⾯评估，为防疫⼯作“把脉问诊”。

尤为让⼈感动的是，陈菊梅在整个救灾过程中都没有带⼝罩。

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偶遇陈菊梅，看到她连个⼝罩都没戴，万分惊诧：“您不害怕染上病呀？”她却笑着说：“这是灾区，⼜不是疫区！即使像北川县城这样灾情特别严重的地⽅，经过防疫⼈员的努⼒，也已经是⾮常安全的了！”中央新闻媒体把这个细节报道后，⽴刻消除了外界关于“灾区已发⽣瘟疫和传染病”的谣⾔。

“沧海横流，⽅显英雄本⾊。

” 63年来，陈菊梅先后数⼗次在国家和军队重⼤紧急任务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铸就⼀道道坚实的防疫“盾牌”。

名利如⽔
陈菊梅办公室的窗台上，有两盆花：⽂⽵和兰草。

加上她名字⾥⾯的“菊梅”，正好凑成梅兰⽵菊“四君⼦”。

花草⽆⾔，默默述说着⼀代名师淡泊名利的⾼尚情怀。

⼀本锁在抽屉⾥尘封已久的获奖证书，在这次采访中被陈菊梅的学⽣、青少年肝病诊疗与研究中⼼主任朱世殊拿了出来。

3年前，在⽼师⼿把⼿的帮带下，朱世殊完成了⼀个关于⼉童肝衰竭治疗的研究课题，并获得军队医疗成果奖。

在填写申报⼈时，陈菊梅主动删掉了⾃⼰的名字。

然⽽，这项成果毕竟有⽼师的功劳，上交材料时，朱世殊⼜悄悄将陈菊梅的名字填上了。

可获奖后，朱世殊说什么也不敢把证书拿给她，怕挨⽼师批评。

于是，这本获奖证书⼀直躺在朱世殊办公桌的抽屉⾥。

在陈菊梅和年轻⼈之间，看不到“⽉明星稀”的现象。

相反，她尽可能给“星星们”提供更多“显⼭露⽔”的机会，⽽常常把⾃⼰悄悄隐藏在“地平线”以下。

她⼀⽣指导学⽣写了⽆数篇论⽂，从未有⼀篇挂名；她帮助年轻⼈研究申报了百余项科研成果，从未拿⼀本证书。

尽管这些论⽂和课题都是按她的思路、在她的指导下并经她审定后完成的，但她认为，只要完成了研究任务，为传染病病⼈做了实事，署名在前在后、署不署名都是次要的。

许多熟悉陈菊梅的⼈众⼝⼀词：她⼀辈⼦不图名、不图利，是⼀位⾼技术含量的“活雷锋”。

为了使科研成果应⽤于临床，切实解决医学难题，陈菊梅不计个⼈得失，积极帮助兄弟单位进⾏成果转化。

1989年，她得知⼴州军区某医院对“促肝细胞⽣长素”的研究取得⼀定成效后，⽆偿帮助他们申报国家⼀类新药。

该药问世20多年来，⼤⼤降低了重型肝炎患者的死亡率。

在此基础上，陈菊梅⼜协助该院开发了⼝服新药“促肝细胞⽣长颗粒”，在保证疗效的同时，缓解了患者的经济压⼒。

不占公家⼀分钱便宜，不收受“红包”和礼品，不接受“吃请”和游玩，这是陈菊梅恪守了⼏⼗年的“铁规矩”。

扶植如梯
302医院很多年轻医⽣都说，没有陈菊梅教授的引领，就没有他们个⼈的发展。

躺下来，愿为路⽯；站起来，⽢为⼈梯。

谈起⾃⼰的成长，总后院⼠后备⼈选、总后“科技银星”、全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肝病⽣物治疗研究中⼼主任王福⽣不⽆⾃豪地说：“如果没有陈教授的⽀持和帮助，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
早在2000年，当王福⽣刚开始肝病细胞研究之时，陈菊梅就第⼀个建议他成⽴细胞治疗门诊，这是我国细胞治疗肝病在临床应⽤的最早实践。

2005年，陈菊梅在⼈体免疫问题的科学调研中进⾏了有益探索，⼜建议王福⽣成⽴⽣物治疗研究中⼼，这个中⼼后来成了全军重点学科。

在陈菊梅⼿把⼿帮带下，2011年，王福⽣领衔课题组完成的“⼈体免疫应答影响⼄型肝炎临床转归及抗病毒疗效”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等奖。

担任专家组组长29年来，陈菊梅负责把关定向的科研课题中，有近百项获得国家、军队重⼤科技成果奖，带教出传染病防治⾻⼲近千名，扶植、托举出百余位包括“全军科技领军⼈才培养对象”、“全军学科拔尖⼈才培养对象”、总后“院⼠后备⼈选”、总后“科技银星”等在内的名家⼤家。

如今，这些专家已成为我国传染病防治战线的中流砥柱，为⼴⼤传染病患者和业内同⾏所熟知。

⽣活如蜜
⼥⼈⾝上具备的温柔贤淑，陈菊梅⼀点都不少。

陈菊梅的丈夫陈国仕是我国著名的蜱媒病⾃然疫源学专家。

上世纪50年代，他与陈菊梅⼀起在苏联留学时相识相爱，⾄今已共同⾛过了55个春秋。

陈国仕也是个“⼯作狂”，每年出差都在半年以上。

于是，年轻时候的陈菊梅就挑起了照顾家庭的担⼦。

她⽩天不知疲倦地忙⼯作，稍微有点空闲，就抓紧看看业务书籍；深夜回到家⾥，还要照看两个孩⼦；每次值夜班前，就在家定好闹钟，以便第⼆天准时叫醒孩⼦。

但不管多忙，陈菊梅都坚持给陈国仕写信，把家⾥的事和他说说。

为了让他安⼼⼯作，她在信中向来只报喜不报忧：她抢救病⼈时不幸被感染，全⾝浮肿，没有告诉他；她受到“”冲击，忍辱负重，也没有告诉他。

陈国仕说：“对我在家务⼯作⽅⾯的‘失职’，她给了我太多的谅解和包容，因此我们家总是温馨和谐的。

”
2009年，陈菊梅患上了帕⾦森病，⾛路不⼤稳当。

于是，陈国仕养成了⼀个习惯，只要她回到家，她⾛到哪，⾃⼰就跟到哪。

他说：“她性格向来独⽴，⾃⼰能做的就不会⿇烦别⼈，现在⾝体不好，也从来不会主动叫我。

我得跟着她，她就不会摔跤。

”
63年前，陈菊梅⾛进了传染病世界，就再也没有离开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

她如同秋天的菊花，凭西风飒飒，依然散发幽幽清⾹；宛若冬⽇的梅花，任霜雪肆虐，依然开出美丽花朵；63年，她忘记了时间，时间却留下了她的痕迹。

她如同秋菊冬梅，惊艳了岁⽉，渲染了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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