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今之乐犹古之乐

雅俗：今之乐犹古之乐
北京奥运前夕，郎朗豪迈地宣称：“中国有2000 多万琴童，再过10 年，古典音乐的半壁江山将被中国人占据。

”作为奥迪和劳力士广告代言人，郎朗在国际上的成功，激励着越来越多儿童背负父母的期望苦练钢琴。

虽然音乐家傅聪对郎朗弹琴的炫技有委婉的批评：“音乐不是比赛。

”但对中国家长，钢琴何止是比赛，而更像一场战争，一场必须打赢的现代化战争，一场高雅艺术的世纪决战。

意气风发的郎朗，俨然已成为弹钢琴的霍元甲。

从“大炼钢铁”到大练钢琴，“苦大仇深”的民族情怀在西方音乐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比中国更“苦大仇深”的印度，被英国人殖民近三百年后，印度音乐却拒不接受钢琴，不接受钢琴的固定音。

拥有弹性音的印度西塔琴美妙而悠扬，西塔琴演奏大师宛若得道高僧。

当然，现在也有印度青年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但他们不会因此而背负大国崛起的沉重使命。

换句话说，他们有文化自信。

并不是今天才这样，清末以来一直如此，且越演越烈。

台湾作家薛仁明曾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90 年代的台北，如果一位姑娘抱一把古筝或古琴走上街头，其震撼程度将超过裸奔。

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家长有占据古典音乐半壁江山的雄心壮志。

本刊记者曾采访某些国际幼儿园和私立学校，大课间播放的音乐是莫扎
特的歌剧和贝多芬的交响。

按中国的观念，上
午是辰时和已时，本是安静学习和思考的黄金
时间，而广场舞大妈和西方人听交响都要在黄
昏之后。

那么，中华民族有古典、高雅音乐吗？在哪里？人们听过吗？
本世纪初，旅游业大兴，丽江旅游有个重点项目——欣赏纳西古乐，据说是纳西族古
老的民族乐。

2003 年，传统音乐学会理事吴
学源听过后，在《艺术评论》上发表文章，认
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谓古乐是容纳了
道教祭祀音乐和儒家典礼音乐的民族歌舞，由
此引起丽江旅游部门愤怒，惹来一场官司。

可以想像，中国人对本民族的高雅音乐已多么陌生。

春秋时郑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贵族享乐盛行。

左传就曾记载郑国公子伯有耽于酒乐而亡身的故事。

图为河南博物院复原的郑风舞曲表演
雅乐亡，求诸野
胡兰成写《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音乐在近世遭了三劫：宋儒、五四、电视及录音播唱。

”这里说的就是雅乐，他认为，宋儒以为秦始皇焚书，乐经已亡，后世的皆非古乐，故绝口不言乐。

又说，其实三代雅乐在汉魏尚存，一直在民间隐秘流传。

一部分传承变化于日本韩国，另一部分杂入民间戏剧和歌谣中。

他去世后很多年，2016年8月27日，被誉为“先王之乐”的“六小舞”复原展示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尼山脚下举行，完成了全球首演。

这在文化界引起不小轰动。

此次演出由诚明雅乐策划，表演者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雅乐团，舞者与乐手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

中国雅乐正是属于青年的。

所谓雅，即是正，《大学》“正心诚意”，诗经有大小雅和颂，是贵族宴饮和祭祀的音乐。

古代礼乐不分、诗乐不分、舞武不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正是包含礼仪、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体育等的综合艺术。

周代雅乐传承自“六代乐舞”，所谓《云门》《咸》《韶》《夏》《濩》《武》。

这些乐舞经过凝练发展，即变成贵族青年子弟教育的“六小舞”。

礼乐射御书数，排第一。

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六小舞”，正如前所言“隐秘流传”，出自明代朱载堉的《六代小舞谱》，其中《帗舞》是舞者手执挂着丝绸布条的竹竿舞蹈，祭祀后稷；《羽舞》是舞者执鸟羽而舞，祭四方；《皇舞》执五彩鸟羽而舞，用以求雨；《旄舞》执牛毛牛尾而舞，祀辟雍（周代学府和祭祀场所）；《干舞》舞者执盾牌而舞，祭山川；《人舞》是徒手舞，歌颂尧帝仁德。

朱载堉是朱元璋九世孙，在天文、算数、音律上均有极高造诣，他创建的“十二平均律”广泛应用于键盘乐器上，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他又首创“舞学”，绘制了大量舞谱和舞图，“六小舞”即是他根据历代文献和研究重新谱成。

在古代，雅乐教育按年龄进行，一个人在20岁之前渐进式学完“六小舞”，成年后再学“六大舞”。

“六小舞”舞者徒手或手持道具，在“上转势、下转势、外转势、内转势”四组动作之间来回“变换”，四个转势分别象征孟子所言恻隐之仁、羞恶之义、是非之智、
谦让之礼。

这些动作看似简单，我们觉得寓意复杂，这其实正是现代中国人习惯竞技体育、体操等的误解。

2015年热映的武侠片《师父》片头，天津武师郑山傲与南方拳师陈识到夜总会赏舞，郑山傲让陈识留意俄罗斯舞者的芭蕾，说她“肌肉运用之妙，近乎拳理”。

其实舞武不分，“六小舞”的舞蹈、音乐、礼仪与武术同源。

2016年11月，本刊封面主题戏剧教育，曾专程采访“六小舞”复原项目的总负责人杨春薇女士。

她正本清源：“六小舞”的形式，原是出于古人对天地人的认识。

用立、拜、转、回的基本体式融入天地开合的意识，身体打开时，就像一个“大”字，有个中心轴，与张开的双臂垂直。

古人行走坐卧，都围绕中心轴去动作，带动整个身体。

在舞蹈中，也要围绕这个中心轴做上、下、外、内不同转势——舞者不只是做动作，同时还要感受天地之气。

由这个中心轴的认识再推广，也就是古人所谓“礼”，非礼勿动。

古人讲求仪态端庄，包括跪和拜在内的动作都要牢记有这个中心轴，这样一来，人和天地的关系，用身体就直接感受到了。

武术在民国号“国术”，形意拳宗师薛颠用《论语》“本立而道生”“不学礼，无以立”讲武术里的站桩，礼乐舞蹈也是立身体和精神之本。

“立”是“大人”立于天地间。

所以古代教育总讲“大人”“君子”，大学是大人之学。

相应地，有礼才有乐。

礼为“ 體”为“ 理”，乐就是“象”“情”。

《礼记·乐记》认为，音乐发于心动，所以是顺人情之静。

又说“进旅退旅，和正以广”，意思是，随着礼仪舞蹈一起动，进退
如一，和谐、中正、广大。

《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音乐开头是五音之和声；随后是纯正、清晰、悠远的曲调，这样就完成了。

音乐与人生、自然也是相和的。

杨春薇说：“最理想的雅乐操作是，跳舞的人要习乐，奏乐的人要跳舞，奏乐的人如果不理解舞蹈与身体的联系，演奏的音乐就要差
很多；同样如果舞者不理解音乐，跳起来也没有感觉。

乐舞要兼修。

”
春秋时郑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贵族享乐盛行。

左传就曾记载郑国公子伯有耽于酒乐而亡身的故事。

图为河南博物院复原的郑风舞曲表演
郑声不是俗乐，是雅俗的分裂
雅乐亡而后有郑声。

《论语》中，颜渊问如何治国，孔子答：“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

”
“郑声淫”遂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乱世之乐”。

但到底何谓“郑声”？郑声为何淫？历来聚讼纷纭。

雅乐有诗经雅颂为证，但郑声却难以诗经郑风为证。

汉代许慎和班固认为“郑风淫”，是因为郑风二十一篇有十九篇讲妇人，又说郑国男女错杂唱歌相互引诱，故邪辟。

后人又提出两种说法：一认为，郑声乃郑风之乐，是乐淫而非诗淫；一认为，郑声是出于诗经之后的“新声”，与郑风无关。

后者是比较确切的。

《论语》说郑声淫，实际是针对“为邦”，即就当时贵族政治言，
不是泛指的。

中国历史由封建而郡县而共和，其差异不可不察。

实际上，所谓“风”，开始都是从民间发展而来。

如《礼记·乐记》说，舜作五弦之琴而歌南风。

到孔子时代，形势大变，所谓“礼崩乐坏”，其实是说统治阶层腐败了。

也因此，才有三代损益的意思。

现在考察由孔子编定的诗经，其中讽刺诗达120多首，几乎占一半。

所谓讽刺，《毛诗序》说“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诗经分为风雅颂，实则背后是俗乐（民间音乐）和雅乐（宫廷音乐）的分裂。

《左传》就记载郑国公子伯有日夜饮酒敲钟最终亡身的故事。

吴国公子季札在鲁观周乐，其中对郑风的评价是：“美哉，其细也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明说郑风虽美，但太细了，人民难以承受。

所谓细，就是烦碎，也就是淫，过度了，现在叫形式主义。

宫廷音乐和诗歌脱离了民众生活和道德教化。

这一点，孟子表述更清楚。

齐宣王说，我不好先王之乐，只好世俗之乐。

孟子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并进一步指出乐教本义，无论今之乐、古之乐，唯有与民同乐，才是真正的好音乐。

与之相应，季札对卫风评价是“忧而不困”，王风是“思而不惧”，豳风“乐而不淫”。

一般流俗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但实际是政治和音乐互为阴阳，互为因果。

音乐是政治的反应。

雅乐团表演佾舞
俗乐来自民风
真正的俗乐、民间音乐源于诗经民风，有内容，有生活，同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腐败统治者的讽刺和反抗。

1958年，新民歌运动，文学家废名还真挚地做了一番研究，把它和诗经相提并论。

并说，西方艺术的美来自雕刻，影响及于戏剧诗歌音乐绘画，中国的美则来自音乐，“音乐的性质贯穿到各个部门……我们讲艺术形式，应该承认民族的特点，不可以言必称希腊，把西方的一套硬搬过来。

”
他还认为：“新民歌就证明了三件事：一，劳动创造美；二，文学的工具是语言，而不仅是‘文字’。

三，美离不开劳动和群众，对历史上的美有批判，有继承。

”读民歌，他觉得好像是“老年人读童话，惊异于其美，喜悦于其美”。

农村建设的歌谣，“前天夕阳下，河水在西洼；今晨旭日升，渠水到村东；中午日正南，渠水围村转。

”让他想起：“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的确，仔细考察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及民间小调，都可明确看出这种传承。

如我们所熟悉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古诗十九首》。

这些作品原来诗乐合一，后来乐消失，但“诗言志，歌咏言”还流传至今。

《陌上桑》的罗敷美而贞，严词拒绝达官显贵的勾引：“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还仿佛是《诗经·国风·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而更重要的，其中有民间素朴的人情，人们对劳动的热爱，美的热爱，“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
相怨怒是相互开玩笑，观罗敷也不是统治者的好色，是“发乎情，止乎礼”。

而随着政治崩坏，到南北朝，这一玩笑就变为刺，变为生活之苦了。

古诗十九首第一首就是“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以妇人口吻写出了对男子抛家弃子的不满，同时也就是对统治者始乱终弃的批评。

音乐和诗歌随政治变化，金克木先生论及中国历代文体演变曾说，中国诗格律由四言变为五言、七言乃至长短句、曲、新诗，很大部分原因，乃是在上的统治者逐渐控制这种格律，逐渐变为陈词滥调，故民间又重发新声。

这种演变倒不定真的如此“政治化”，但隋唐诗歌格律固定，用为科举考试后的陈词滥调、形式主义化也是事实。

我们现在看唐诗宋词等汗牛充栋，其实至少一半是辞藻和典故堆砌。

而真正脍炙人口、能流传的，确实如杜甫所言“别裁伪体亲风雅”了。

这里只举一首南方民间广为流传的《月光光》为例。

这首歌版本众多，歌词不定。

有人说，凡是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月光光”。

各地方人都根据本地地理、风俗人情重新填词。

如广东版的农家风光：“月光光，照地堂。

虾仔（孩子）你乖乖瞓落床（睡觉去），听朝（明日）阿妈要赶插秧啰”……还有过新年热闹的：“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摘子姜，子姜辣，买蒲达……”有祝寿和庙会的：“月光光，星子光；荷兰树，桂花香；城隍庙，好烧香；烧了香，百过岁……”仿佛真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诗经里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了。

流行乐是时代的镜子
摇滚乐曾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其根本上还是诗经民风的延续。

图为摇滚歌手何勇、张楚、唐朝等在1994香港红磡演唱会上
随着共和革命，东西文化交流，音乐和诗歌逐渐变为了现在所谓
“白话文”。

但好的音乐仍然如古人所言“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律，律和声”一样，是来自民风的。

相反，那些靠政治或资本强制推动的音乐和歌曲一旦过时，也就销声匿迹。

现在已很少人知道大清的“雅乐”。

但民国流传至今，人们还耳熟能详的有李叔同作词编曲的《送别》。

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原创本是19世纪美国音乐家J.P.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

到1905年李叔同听见时，已变为日本版的《旅愁》了。

离别是哀思，但人生还是“芳草碧连天”，是坚决的，“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再如现在还不断有人翻唱的民国老歌《何日君再来》《明月千里寄相思》《月圆花好》，是受西方爵士乐影响和古典戏曲融合出来的。

写尽一个时代的破碎，独乐乐、与少乐乐还是众乐乐。

可见古今中外，人们的音乐感情本是共通的，正如嵇康所言“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而言，心感于和，风俗壹成，因而名之”，是不受时髦概念左右的。

百年来，中国大部分礼仪服饰都不断“西化”，或者不如说“资本主义化”，但民间音乐和诗歌仍从东西融合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流传至今的，如北方民歌《小放牛》《编花篮》，东南的《茉莉花》，西南的《康定情歌》《小河淌水》，西北的《刮地风》《四季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如罗大佑、大陆的摇滚民谣以及流行乐也产生了许多代表作，伴随一代人长大，成为普通人卡拉OK的必唱曲目。

单说摇滚民谣，曾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靡靡之音、魔鬼乐。

摇滚硬而民谣软，似乎正好对应古人所言“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了。

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蒸蒸日上，怎可说是乱世？只是伴随改革必然有矛盾，人们寻找方向，“下以风刺上”，于是唱出来了。

如崔健的《一无所有》、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钟鼓楼》，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写出了一代人面对改革开放的迷惘。

其中黑豹乐队
本是在香港出名，得益于香港流行乐市场，但歌曲本身却“全无香港乐坛的浮华与奢靡之气”。

他们不是商业化包装的“天王巨星”，而生长自民间，就唱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

歌里唱，“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有“装作正派面带笑容”，也有“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在
“钟鼓楼吸着那尘烟，任你们画着他的脸，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诗经“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或也是这意思吧。

民谣《米店》《黄河谣》写爱情，也写故乡，飞速的城市化进程，让人与人变得隔膜，“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每一次醒来，想起了家，想起了兰州”，但生活是确实的，正像“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这样的音乐，当然不是“靡靡之音”，而是“行迈靡靡，中心如醉”，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但是，正如上所说，过度的商业化也使得音乐和歌曲充斥了大量陈词滥调。

最极端的如《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不仅歌词生硬，文不对意，其曲调节奏也一味迎合人躁动的心理，律无和声，只要跳起来就万事大吉。

据报道，一些学校以此为课间操音乐。

但是，配合这样的躁动不和之乐，真的可以锻炼身体吗？
七十年代，胡兰成在台湾地区和日本听流行歌，曾说，“现在流行歌是与时装一般惟是消费青春，没有培养建设青春”，又说，“好的绘画、音乐和礼节行事，决不是单靠青春，消耗青春的，要像春风春水长养好花”。

传统的诗歌和音乐都重意象。

雅乐是象，俗乐同样是象，象的是人生、人心、自然。

其实也就是礼。

礼乐分裂，雅俗分裂，也正像人只有（消耗的）青春，而没有中年和老年，不成其为人生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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