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的演变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2019·64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的演变孙明明 杨 健摘要：瑞典在当今被看作是一个“准社会主义国家”，以其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而享誉全世界。

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社会党的成员与共产党有着说不尽的渊源，因而在我国学界对于“瑞典经验”的讨论从未停止。

作为把瑞典打造成“福利国家”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于当今瑞典的社会制度及瑞典模式的形成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

从历史维度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历程进行考察，并结合当时的实际，参照对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的研读，来探究其政治理念的演变以及在实际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瑞典社会民主党　；政治理念；人民之家；党纲作者简介：孙明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方略智库（北京咨询中心）研究员；杨健，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９１）中图分类号：D73/77.53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9)02-0064-04瑞典社会民主党，简称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89年，是北欧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左翼政党。

时至今日，它已经是一个有着近130年历史的老党。

瑞典社民党在瑞典历史上长期执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在整个欧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及早期政治理念瑞典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瑞典社民党）是随着19世纪中后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本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愈演愈烈，由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建立起来的。

据统计，1870年，瑞典“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的劳动者仅占瑞典人口的14.6％”。

[1] 而在1870年以后，“瑞典的工业人口每年增加30％”。

[2] 考察这个新兴的劳动者阶级，他们在当时的瑞典社会处于最底层。

在政治上，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根本没有选举权；在经济上，由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自没有土地和破了产的农民，他们已经失去了全部生产资料，只能在极不稳定的市场条件下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其生活条件没有任何保障。

“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以至于从1867—1886年将近有45万人逃亡到海外谋生”。

[3]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建立全国工人政党的任务就被提上日程。

1889年4月19日至22日，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来自全国各地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工会俱乐部的49名代表聚集在一起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瑞典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即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瑞典社会民主党。

1897年瑞典社民党在德国社民党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第一个党纲，宣布党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

党纲提出，“社会民主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使其精神与物质文化得到保证与发展。

当今文明的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4]这一段话作为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纲领的开头语在1897年7月第四届党代会、1905年2月第六届党代会、1911年4月第八届党代会以及1920年第十一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纲上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沿用这一说法。

在1897年通过的党纲中还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要“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然后把所有生产工具――运输工具、森林、矿山、车间、机器、工厂和土地等全部改造为社会财产”。

[5]二、战前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的演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欧洲的出现和泛滥，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分离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

瑞典社民党同当时欧洲大陆的各国社民党一样，受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开始走向转型的道路，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化和改组之后，瑞典社民党政治理念发生根本改变，逐渐放弃了原来利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步入议会斗争的改良主义道路，即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来争取政权。

在这种政治理念下，瑞典社民党自然十分重视议会工作，其于1905年、1908年和1911年三次对党纲作了相应修改，特别强调要把议会选举工作以及努力争取普选权作为本党的根本工作。

1917年9月举行的选举中，瑞典社民党在下院的议席为86席，同年十月社民党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包括布兰廷、埃里克·帕尔姆思徥艾纳在内的四名社民党人进入自由党人主持的联合内阁，布兰廷出任财政大臣，这是瑞典社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政府。

1920年3月布兰亭组成了清一色的社民党政府，同年，瑞典社民党制定了新的纲领，新纲领强调了当前的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指出要“废除生产资料的财产权，并把这些生产资料置于有组织的社会控制之下，或实行有组织的社会所有制，以便能够保障生产增长的计划取代无计划的为利润而生产，从而明智地满足人们过上体面生活的需要”。

瑞典社民党以往曾经经历过多次组阁后被迫下野，这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二是屡次的挫折也使社民党人意识到，要想确保政治地位就必须抛弃一些国际的要求和政策，采取更加灵活和实际的政策。

1925年，享有瑞典“国父”之称的汉森接替布兰廷成为瑞典社民党主席。

他认为瑞典社民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以使人民获得自由、为人民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反之，阶级的概念看上去有局限性，不利于党在现实中活动和实现党的目标”。

[6] 在他看来，瑞典社民党应该以“人民”的概念来取代“阶级”的概念，由阶级党变成人民党，这样本党将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容易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来更好地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

此后，汉森又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他认为，好的国家和好的家庭道理是一样的。

在好的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不应该被歧视或有差别的对待，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是相互平等，相互关怀，相互理解，相互合作。

好的国家应该是公民的“人民之家”，是人民的“好家庭”，应该消除阶级差别和经济社会的不平等，大力发展福利事业，让平等、福利、合作、互助等精神要素贯穿整个社会，共同建设好“人民之家”。

因此，瑞典社民党逐渐放弃了原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化的政治理想，而确立了“人民之家”思想，并成为其政策理论的显著标志。

1944年连续执政多年的瑞典社民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根据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瑞典自身的国情，在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瑞典社民党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条件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尤其是在经历了社民党多年的耕耘和“人民之家”思想的改造和建设，瑞典社民党已经具备了驯化和管理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可能。

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瑞典社民党与时俱进地对1920年党纲进行了大65幅度的修订，这就是1944年党纲。

“社会民主党旨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以便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使绝大多数人从对少数资本家的依赖下解放出来，使建筑在经济阶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让位于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相互协作的公民共同体”。

[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瑞典社民党的提法出现了变化，首先“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的提法被“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替代。

在对于社会改造的程度上出现了折衷，这一折衷的措施即“使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要实现这一目的采取的是“使建筑在经济阶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让位于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相互协作的公民共同体”。

除了对党纲进行了更加开放务实的修改，瑞典社民党还根据新的认知变化和新党纲精神的指导制定了一个战后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建议要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影响，以提高企业的效率，来保障就业。

积极实行福利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

自此，瑞典把加强国家干预、实施福利政策和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福利社会主义”理论，从而走上了“福利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战后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理念的演变瑞典社民党实行的“福利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瑞典真实存在的阶级差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应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福利社会主义”的局限也逐步暴露出来。

瑞典社民党对暴露出来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1960年瑞典社民党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纲——《我们时代的纲领》中指出“即使是福利国家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许多原有的特点，它仍然体现着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爱好来选择职业和发展前途的自由仍然受到限制，它们阻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团结的发展”。

[8]在面临新的执政危机的挑战之下，瑞典社民党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来代替过去的“福利社会主义”。

“职能社会主义”是对“瑞典模式”的一种另类维度阐释，它直面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认识到限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性，但不主张将所有制彻底改变。

瑞典社民党人主张通过经济政策和立法手段对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行限制以实现在保持资本家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把构成所有制的职能实现社会化。

通过职能社会化一方面可以在适度保障资本家的权利的基础上，调动资本家的积极性，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持续性。

另一方面，在对所有权进行限制，保障工人权利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防止所有权的泛滥和工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弊病，实现了双方积极性的调动和社会权利的平衡。

“职能社会主义”打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所有权问题上的争论，用“职能社会化”的方式代替生产资料的全面社会化，这突破了瑞典社民党以前的执政理念，是瑞典社民党执政经验的继承、总结和创新，为瑞典社民党开辟了新的理论思路和理论境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和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

从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瑞典社民党持续执政，对于瑞典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体系的构建以及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也正是这一时期瑞典的迅猛发展与福利国家体系的构建，使国际社会对瑞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出现了被称之为“瑞典模式”的国家治理模式。

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以来掩盖的各种固有矛盾被集中引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变慢，甚至出现停滞，而失业和通货膨胀持续高涨，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前所未见的一种经济发展困境，停滞性通货膨胀，即“滞胀”。

在这种情况下，瑞典社民党在本国的执政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1976年的大选中社民党失利，结束了长达44年的长期执政历程。

面对选举的失利，瑞典社民党人开始了对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再次反思。

随着“第三条道路”66政治理念的兴起，瑞典社民党认识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的弊端，要杂糅双方的优点，避免双方的缺点。

于是瑞典社民党开始实行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即“在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增加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带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