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制度的困局

监护制度的困局
作者：暂无
来源：《法治与社会》 2017年第2期
重塑监护制度，以有效应对治理现实监护实践中所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制订民法总则
时的一大立法追求。

根据民法总则草案的规定，不能辩认或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从而摒弃了现行民法通则仅仅限定于“精神病人”的表述。

这一制度改革，实际上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意味着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识
认知能力的成年人，也被纳入被监护之列，从而首次引入了全面建立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构想。

这一立法突破，被普遍视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重大举措。

不过，围绕着成年监护制度的具体规则，仍存在一些立法争议，其中的最大焦点是，民法
总则草案规定了意定监护条款，即成年人可以与有关人员或组织事先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协商确定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

这一制度设计，
旨在保障成年人的自立、尊重其自我决定权。

但不少批评指出，草案目前所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缺乏配套的监督机制。

相形之下，许多国家设计的意定监护制度，都要求签订意定监护协
议的同时，与律师签订监督协议。

一旦监护启动后，发生监护人侵吞资产等损害被监护人权益
的情形，可由律师向法院起诉维权，以全面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

知名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教授认为：“意定监护的重大意义在于，
由成年人预先选定自己信赖的亲友和机构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同时可
以减轻法院指定监护人的工作量。

”但梁慧星同时指出，民法总则草案的相关条款仍显粗糙，
有必要进一步斟酌完善。

“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属于特别重大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书面协议
应当经公证生效。

同时鉴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当初认为值得信赖的人，经过若干时间后可能
被认为不可信赖，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允许指定人在智力正常时撤销该协议，另外选定监护人。

或者指定人已经智力衰退，由其他亲友或社会保障机构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并另行指定
监护人。

”
除了成年监护制度，在撤销监护制度方面也存在不少争议。

比如在未成年人监护领域，北京石景山法院对最近3年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权益受损民事和
刑事案件的梳理显示，因监护不当导致案发的比例竟高达65%。

而近年来发生的“贵州4名留
守儿童自杀悲剧”、“南京饿死女童事件”、“南京养母虐童案”等焦点案例，更是深深刺痛
了全社会，无不暴露了监护责任的沦陷、受害儿童的困境。

在成年监护领域，则常常为监护纠纷所困扰。

一方面，一些法定监护人之间互相推诿，不愿承担监护职责，尤其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更为突出。

另一方面，一些老年人如果有一定财产或获得丰厚的拆迁补偿，其子女往往为
争抢监护人资格打得不可开交，一旦获得管理、支配财产的权力，又弃监护责任于不顾。

正是
基于这些现实，民法总则草案完善了撤销监护制度，对提起撤销监护诉讼的主体、适用情形、
监护人资格的恢复等均作了明确规定。

同时，草案还理顺了监护纠纷的解决程序。

然而在这些
制度改革的细节层面，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议。

其中一大困惑是，如何定位居委会、村委会在监护制度中的职责？根据民法总则草案的设计，“两委”在指定监护人、提起撤销监护申请乃至直接担任监护人等方面，都负有重要职责。

但不少异议认为，随着社会转型，居委会、村委会的职能已明显弱化，经费、人员普遍不足，
既不具备监护能力也缺乏监护意愿。

因而，相关立法方案并不具有可行性，应当强调由民政部
门等公权力机构更多地承担相应职责，而非将基层自治组织列为责任主体。

但直到民法总则草
案进入二审，这场立法争议仍未有定论，草案也依然维系了原有思路。

不过，也有一些立法争议已经促成了相应的制度完善，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改进是监护权恢
复制度的重新调整。

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规定，“原监护人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确
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新监护人
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

”但不少质疑认为，这一制度设计存在极大的风险，其理由是，撤销监护权的情形均属严重损害被监护人利益，而所谓“确有悔改”极难通过证据认定，
且恢复监护资格将打破已经形成的新监护秩序，必然挑起矛盾冲突，对被监护人造成再次伤害。

但也应当看到，监护关系普遍由家庭纽带所维系，尤其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其血
缘亲情更是难以割断。

因而，全面否定监护资格恢复制度并不可取。

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利弊
得失，使制度设计更趋合理。

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为此作出的重大改变是，将“恢复监护权”
条款的适用范围，限缩至未成年人的父母，并且增设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限制条件。

这
意味着，只有被撤销监护权的未成年人父母确有悔改，才可能启动恢复监护权的程序，并且法
院必须征询未成年子女是否接受的意见。

这一立法改进折射的，正是综合考量制度与现实、合
理平衡伦理与权益的理性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