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感动中国候选人物事迹

陈起贤倾其所有捐资助学的爱心教师
陈起贤,男87岁,海南海口大坡中学的退休教师。

陈起贤每月养老金有近2000元，但他给自己定下的生活费标准仅每月50元，通常两根胡萝卜熬粥就是一天的伙食。

而他家中最值钱的还是学校给的一台老式电视机。

老人对自己这样苛刻，可在2001年时，他拿出了全部积蓄10万元给大坡中学建图书馆，图片馆建成后缺少书籍，陈起贤又捐出2000元购买图书。

得知学校要重建校门，他又拿出3000元。

2004年开始，他又每年拿出5000多元积蓄，以父亲和自己的名义设立“业贤奖学金”，为学生发放奖学金。

随后他相继又拿出20万元，捐给大坡教育发展促进会，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陈起贤说，他百年后愿意捐献出眼角膜，甚至愿意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身体，为社会做贡献。

邓卫星卖猪肉的“慈善家”
邓卫星，男，52岁，广东省英德市下石太镇农民。

邓卫星在当地靠卖猪肉为生。

他所在的下石太镇是英德最贫困、最偏远的镇之一，贫困家庭多、留守儿童多。

邓卫星从小喜欢读书，但因为穷，没能完成学业。

他经营猪肉生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下乡收猪，他看到了很多和他一样因为贫困和路远上不了学的山里孩子。

为了圆山里孩子们一个读书梦。

他和家里人商量，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学生之家”。

从1981年到现在的29年里，前后共有859个孩子住进了他为孩子们提供的“学生之家”。

这些孩子60%来自困难家庭，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邓卫星夫妇看顾这859名山区的孩子，在这里读完了小学、中学。

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自己带些米。

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学生之家”，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

从一年175元，到现在的每年325元。

325元，平均一天只要两元多，即便如此，真能交足的孩子也还不到三分之一。

镇里的学校一度搬迁，邓卫星也跟着搬迁。

1992年，邓卫星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蜡石，倾其积蓄在现在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8房2厅，除了自己一家四口住的3间房，剩下全拿来做了孩子们的宿舍。

最多的一年，这里住过近50个孩子。

29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当地政府、向旁人。

也没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高金磊坚守大别山的大学生村官
高金磊男，26岁，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村村官。

高金磊出生在湖北农村，为了高金磊念上大学，家里卖掉了栖身20余年的房子，两个姐姐也退了学，都期望他最后跳出农门。

高金磊上学时在一次建筑民
工兼职中，他切身体验到了农民们的现实疾苦，那时心中便深深地藏起了改变农村的梦想。

2008年，高金磊大学毕业后，放弃了高薪工作，回到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村做一名大学生村官。

在百丈村，高金磊不仅做村官，为了改变农村现状，他还要办养猪场，做猪倌。

亲人和朋友都一致反对他的做法。

但是高金磊坚持自己的梦想。

养猪场建成以后，高金磊搬起行李住进了养猪场。

缺技术人员时，他承担了技术员的工作，除了到各地大型养殖企业学习，每天还要准时打扫猪舍，喂料，并做好疫苗、消毒每一个细节的记录，高金磊晚上还要将白天收集到的数据录入到电脑专业软件中进行科学分析，还要不停学习兽医药理和养殖管理方面的知识。

2011年，高金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北省地税系统的公务员，结果他再一次选择了留在农村。

现在的百丈河村的养猪场发展情况良好，各项生产进入正常轨道，已具备年产万头生猪的规模，年产值在千万以上。

在他的带领下，这些村办企业目前办的红红火火，不但解决了本村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还帮助了其他村一同致富。

胡丙申辛苦10年为乡民还债的诚信局长
胡丙申，男，67岁，山西运城人，退休前任山西省夏县的乡镇企业局局长。

1992年胡丙申上任山西运城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时，夏县乡镇企业年产值仅有2000多万元，大多陷入困境,眼见苏南等地的农民都依托乡镇企业富裕起来，胡丙申心急如焚，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纷纷求助胡丙申。

由于政策不允许政府部门作担保，胡丙申就以个人名义先后为19户农民担保借贷69万多元。

2001年，胡丙申从局长岗位退下来后，债主都纷纷找到了他。

因为一些农民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还债，现在债主希望担保人还债。

有人建议胡丙申找找关系，把贷款做死账处理，或者请组织出面解决。

但胡丙申最终都拒绝了，并承诺争取12年把所有钱连本带利都还上。

为替老百姓还债，胡丙申10年来摆过地摊卖对联、卖鞭炮，开过饭馆、理发店，搞过养生馆，经营过小商店，甚至给人做饭、剃头，这样，胡丙申整整走了10年还债路。

2010年底他终于还完了最后一笔欠债。

10年间，他连本带利总共还了39万元，胡丙申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还债局长"。

胡艳萍收留智障者的“爱心阿姨”
胡艳萍，女，37岁，吉林省长春市私营企业主。

胡艳萍18岁时开始创业，经过10多年在商海的打拼，现已拥有苗圃生态园、酒店等多处企业。

2001年，她7个月大患有先天智障的儿子离开了人世。

受到丧子之痛打击的胡艳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六个月，几乎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勇气。

从那之后，她开始慢慢加入了关爱智障人群的行列。

2002年到现在，她先后收留救助了五十多名智障人员，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

他们之中有的已经康复重返社会，有的还生活在她的胡记善满家园。

她给他们取了很好听的名字——
开心、快乐、幸福、吉祥……在这些名字背后，寄托了胡艳萍对生活的期望和对他们的一腔爱心。

在照顾智障患者的同时，他还资助多名贫困大学生，其中一位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并于2008年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

胡忠谢晓君夫妇坚守在雪域高原上的支教者
两人均为四川藏区福利学校志愿者，教师。

在去藏区支教前，胡忠、谢晓君夫妇都是成都中学的老师。

2000年，胡忠在晚报上看了一篇关于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一所孤儿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动了支教的年头。

他带着妻子到当地考察后，两人为当地的艰苦状况震惊。

胡忠下定了决心，妻子支持他的决定。

这时候，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

孤儿学校处在海拔3800米的康定县塔公乡，是一所福利性质的民办公助寄宿制学校。

这里是甘孜州13个县的汉、藏、彝、羌四个民族143名孤儿的校园，也是他们完全意义上的家。

胡忠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塔公乡，300多元生活补助是他每月的报酬。

2003年，在丈夫的召唤下，妻子带着三岁的女儿也来到这里支教。

谢晓君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

生物老师、数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生活老师，三年时间里，谢晓君尝试了四种角色位置，顶替离开了的志愿者和支教老师。

2006年，8月，一座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木雅祖庆”创办了，她主动前往当起了藏族娃娃们的老师、家长甚至是保姆。

今年2月，她甚至把工作关系转到康定县，并表示“一辈子呆在这儿。

”
刘发英托起大山希望的“英子姐姐”
刘发英，女，41岁，湖北省长阳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

1991年，刘发英从湖北省枝城师范学校毕业后，主动申请支援边区。

而这一去却是18年。

刘发英的这个决定也深受父亲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她的父亲毕业于武汉大学，自愿回家乡长阳当了一名教书匠，他常这样教育孩子：“如果每个山区的孩子都想跳出农门，离开农村，那农村永远不可能富裕，农民只能世代贫穷。

”父亲的话在刘发英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记，她发誓一定要践行父亲的诺言。

1991年9月，刘发英来到长阳黄柏山陈家坪小学报到，两条板凳、一块木板、一堆稻草为她安了窝。

2005年秋，她在资丘镇白沙坪小学任校长，学校里有部分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不起书，面临失学危险，她为此苦心焦虑。

一次她在接待了两位来自武汉“心之旅”的助学志愿者，第一次接触到“网络助学”的概念，从那时起，她开展了网络助学，发布资丘镇贫困学生的信息。

截止2011年8月1日，共筹集海内外助学资金180多万元，长阳及周边县市725名大、中、小学生得到“英子姐姐”的资助，不再为“上学难”而发。

如今，说她不务正业的人少了，问她善款下落的人也少了。

起初四处碰壁的她，用锲而不
舍的信念和透明公开的流程，赢得无数人的信任。

在她的感染下，已有21个志愿者加入到刘发英的网络助学团队，其中有退休干部、中小学校长、摄影爱好者、作家和律师等。

刘金国：两袖清风、一心为公的领导干部
刘金国，男，56岁，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

他工作岗位、环境、职位多次变化，但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一心为公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

刘金国担任领导职务几十年，亲手审批过近20万个“农转非”指标，可自己的亲属，却无一跳出“农门”；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但从不提前打招呼，吃饭除了在机关食堂就是路边小店；从不接受各种宴请，从不接受任何礼品，哪怕是一瓶酒、一盒茶叶；经常出席重要场合，却没有一件名牌衣服；配有工作用车，家属从未用过。

刘金国遇到重大突发事件都亲临一线指挥。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救援中，担任公安部前线总指挥，紧急调集、指挥全国2万多名公安专业救援力量，从废墟中搜救出被埋压人员8335人。

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输油管线爆炸火灾事故发生后，他带专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面对数十个储量巨大油罐随时爆炸的危险，临危不惧，果断决策，科学组织，连续在火场最前沿指挥7
个多小时，直至大火被成功扑灭。

石油化工火灾的灭火救援是世界性难题，15个小时扑灭了10万吨油罐大火，专家称为世界奇迹。

刘金国不论在什么岗位、分管什么工作，样样干得优秀。

2011年，根据公安部党委部署，直接组织指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亮剑”行动，全国共破案近3万起，打掉制假售假等犯罪团伙6700余个；具体组织指挥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全国公安机关抓逃率超过84%，抓获涉嫌故意杀人在逃人员1万多名、潜逃10年以上在逃人员2万多名。

他嫉恶如仇，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人员，公安部纪委监察局被评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刘金国曾获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河北省“优秀人民公仆”、“优秀共产党员”、“廉政公仆”等荣誉称号。

2010年，被国务院记个人一等功。

刘竹承慈善路上的“台湾爸爸”
刘竹承，男，68岁，台湾商人。

刘竹承从1997年开始在山东潍坊投资建厂，如今已经是颇有成就的台商，但他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

他从不抽烟，从不喝酒。

但是，面对需要扶助的孩子，他出手总是那么大方。

这一切，都是因为刘竹承是苦水里泡大的人。

68岁的刘竹承从不避讳自己是个孤儿。

他说，自己作为孤儿的感受让他对身边那些孤儿、贫困学子们的遭遇，体验得非常深刻。

在山东经商15年来，他已经资助了151名学子，耗资500余万元。

很多被资助的孩子叫他“刘爸爸”，每学期开学前，刘竹承都邀请他资助的学生聚会，逐一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发放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

还有好几位学生在他的资助下考上了清华、北大。

刘竹承先生除了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外，还先后在昌邑市、奎文区对孤寡老人、残障老人进行资助，
每人每年提供200—300元生活费。

2011年，刘竹承又为临沂市22位智障残疾老人资助生活费每人2000元。

孟佩杰汉族照顾养母12年的孝女
孟佩杰，女，20岁，山西师范大学学生。

孟佩杰有着一个不幸的童年：5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重病，无奈将她送人领养，不久生母去世；5岁的孟佩杰由养母刘芳英照顾，三年后养母刘芳英因病瘫痪，不久后，养父不堪生活压力离家出走，此后杳无音讯。

8岁的孟佩杰开始为生计而操劳，承担起侍奉瘫痪养母的重任。

每个月俩人就靠养母微薄的病退工资生活，每天在上学之余要买菜做饭，替养母洗漱梳头、换洗尿布、为全身涂抹褥疮药膏。

孟佩杰一直悉心照料养母刘芳英，不离不弃。

2009年，孟佩杰被距离家乡百公里外的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录取，不放心养母的她决定“带着母亲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继续悉心照料着养母。

十二年，4000多日子，孟佩杰不仅仅在生活上照顾了养母刘芳英，更重要的一点是，她的存在让刘芳英渐渐找回了生活下去的责任和勇气。

史铁生挑战生命极限的作家
史铁生，59岁，逝于2010年年底，北京作家。

1969年，史铁生去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

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

史铁生去世前一周要坚持血液透析三次，这样的生活却长达9年，伴随1000多次的针刺，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成了蚯蚓状。

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

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史铁生创作的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

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

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

宋金萍细心照顾老师28载的“感恩学生”
宋金萍，男，69岁北京市退休教师
宋金萍13岁时在北京王府井八面槽上小学，钟炳堃是他六年级的班主任。

当时钟炳堃仍单身，学生成了她的孩子，他也给了从小就失去母亲的宋金萍无限的母爱。

宋金萍在北京体育学院读书时，钟老师常去看他，把平时积攒的22元钱和一些零零碎碎的粮票给了宋金萍。

帮助宋金萍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阶段。

工作后的宋金萍在一所学校当老师，他常去看望钟老师，为钟老师买好生活用品。

在钟炳堃70岁时，宋金萍担心自己不能每天去看老师，他和妻子商量，将老师接回了家。

就这样，钟炳堃老人住进了宋金萍家中。

年迈的钟炳堃，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人也开朗起来。

2001年，钟炳堃老人双目失明，大部分时候只能躺在床上生活。

宋金萍悉心的照料着老师，虽然已是99岁高龄，但老师身体非常健康，血糖、血压等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春去秋来28载，钟老师已是孩子的奶奶，自己的“母亲”。

有了这位“母亲”，宋金萍除了买菜要出趟门，大部分时间就在家看书，陪伴老人。

杨丽一生献给工人的工会主席
杨丽，女，61岁，退休前为昆明市工会主席
上世纪80年代，正值全国推行工会主席海选的热潮，年仅32岁的杨丽经全厂5000多名工会会员海选，以97.5%的赞成票当选为云南汽车制造厂的工会副主席。

“受职工之托，忠职工之事，解职工之难，暖职工之心。

”这是杨丽为自己设立的职业道德标准，如今，这不仅成了昆明市工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在整个云南省工会系统也家喻户晓。

她常说：“为职工说话办事是工会干部的天职。

” 为了替工人维权，为工人撑腰，她无私无畏、仗义执言。

她不仅从具体事件上为工人维权，还从源头上为工人维权谋利。

在她先后担任省市政协委员、省市人大代表的将近20年间，她提出了近百个维护工人权益的议案、提案、意见和建议。

30多年来，她不知下了多少工厂，走入多少职工的家，握过多少个病人的手，进过多少次火葬场，惟独欠家庭、欠亲人太多的情，两个孩子几乎自小吃方便面长大，80多岁的老母亲盼了30年，也没有与女儿吃上一餐年夜饭；为了筹集送温暖资金，她说得出口、伸得出手，甚至为了两万元捐款忙里偷闲去给理发店开业剪彩，惟独在待业多年的儿子工作问题上张不开口；每每看到困难职工，她总是忍不住慷慨解囊，仅14年来帮助5个困难家庭的6名寒窗学子，花费的钱就不少于10万元，惟独拿不出15万元购房款，白白错过分房机会，直到2002年，一家4口还挤在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张平宜跨越海峡的希望之翼
张平宜，女，52岁，台湾云林县人，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执行长。

张平宜曾经是台湾《中国时报》资深记者，2000年，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她多方询问后，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2002年，她履行自己的承诺，为村庄的小学兴建了崭新的教室。

2003年起2011年，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在海峡对岸开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为了筹建建校的资金，她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1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

她带着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上了新教学楼的“监工”。

11年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张平宜将一个供麻风村子女上学的教学点，一点点地建成为完善正规的学校，2005年至今已培养百余毕业生。

为了给孩子们找出路，她又让在青岛开办工厂的弟弟，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

王天昌 11年坚持治沙的当代愚公
王天昌，男，甘肃武威市凉州区长城乡红水村农民。

离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不到四十公里的长城乡红水村，地处腾格里沙漠的西南缘。

在沙漠中有一方茂盛的沙生植物，是甘肃武威的农民父子王天昌用11年时间种养出的6400亩“沙漠植物林”。

由于腾格里沙漠风沙线不断前移，红水河东岸沙区植被破坏严重，风沙活动频繁，每年有大量的农田和庄稼被风沙埋压和毁坏，父亲王天昌和儿子王银吉便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在风沙口种树种草，让沙漠绿起来。

1999年春，父子俩走进这片东沙窝，开始了艰苦的治沙生涯。

在当地沙漠中心地带有一处人称“地窝铺”的地方，从地面挖下去四五米，然后扩大至10平方米左右的“大坑”，上面铺树枝、草垫，就成了父子俩生活6年的住所。

直至2006年，他们才有了当地政府为其建立的三间看护沙漠林区的平房。

沙生苗木短缺，他们就自己培育；春天植树的黄金时节，人手不够，就自己花钱雇请10多名临时工帮助压沙障、栽树苗。

在沙进人退的不幸岁月，在“谈沙色变”的荒漠边缘，王天昌、王银吉父子挖坑居住，靠两峰骆驼运水浇灌，11年间在地处腾格里沙漠的西南边缘建起一道绿色屏障——6400亩压沙林。

朱光亚中国两弹元勋 863计划领导人
朱光亚，男，生于1924年，逝于2011年，享年87岁，湖北武汉人，著名科学家。

朱光亚青年时期求学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春，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身建设新中国的热潮。

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等地教授物理学并组织筹建物理学研究所。

1956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开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他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研究，地下核试验的攻
关，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及军备控制问题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国防科技领域，朱光亚还指导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一一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及技术研究开发工作，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还参与了“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朱光亚为我国核事业的教育、试验、发展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焕平为食品安全鼓与呼的农民
孙焕平，男，42岁，江苏淮安楚州农民。

孙焕平初中毕业后，进城当了卖菜小贩，卖过豆腐，发过豆芽，做过水发产品，开过饭店，也曾经办过乳业公司。

一来二去，他熟悉了市场上的“黑心菜”的内幕。

保鲜粉发豆芽、在活鸡肚子里填沙子、用违法添加剂保鲜竹笋和海参等食品保鲜的技术等等，从饮料到水发产品、豆制品……孙焕平自己也搞不清楚换了多少行业。

每个行业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年过不惑的孙焕平觉得不能在这样的营生里混饭吃。

他想到了要向全国人民揭发这些黑幕。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食品安全法》，孙焕平萌生在全国开展义务宣传《食品安全法》的想法。

从2009年4月7日起，孙焕平开着自己购买的一辆箱式小卡车，和自愿者一起走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行程5万里，自费义务宣传《食品安全法》，倡导设立法定食品安全日。

因为这事，他耗资10多万元，有人说他是“神经病”，妻子跟他离婚，但他并不放弃。

今年5月，孙焕平宣传中，自费、自编、自导《食品安全法》宣传广场演出，包括了说唱、情景剧、小品等多种形式，将《食品安全法》的有关条款和解读贯穿于节目之中，现场“揭秘”了不法商家和商贩在豆芽、脆豆腐干、皮肚、水发产品等加工制作过程中的非食用化学添加剂使用过程和作用。

王光国愚公书记
王光国，男，40岁，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任店子坪村支部书记、村主任。

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龙坪乡店子坪村，闭塞于大山与狭谷之间。

村民出行，只能走洋芋河畔那面悬崖峭壁上的一条羊肠小道。

全村185户686口人，每年所需约40万元的生产生活资料，全靠肩挑背驮。

在村支书王光国的带领下，面对洋芋河畔陡峭而坚硬的岩石，他们挖山前行；在悬崖上，他们腰系绳索悬在空中，一锤一锤打下炮眼；在半山腰，他们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把石头一块一块撬开搬走。

6年间，村民们投入劳力2万多个，自筹物资款近6万元，开挖土方15000立方米，炸开的三道岩石达35000立方米，打通了2公里山路。

洋芋河左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