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正义批判及其限度———基于爱德华·索亚的空间哲学

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正义批判及其限度———基于爱德华·索亚的空间哲学
作者：王志刚
来源：《学习与探索》 2020年第6期
王志刚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摘要：以爱德华·索亚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城市学者，将解放政治视为一场地理学意义上的
斗争，并将空间批判置于批判社会理论的首要位置。

他们认为在当下都市转型及其危机的情境
下反抗空间霸权、争取社会正义是可能的，工具和方法是“理论创新、城市权诉求、草根和学
院行动联盟的建立”。

这种空间范式主张空间性具有生成性与自明性，具有因果性决定力量，
是造成空间不正义的主要结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压抑了空间棱镜背后的大规模政治经济过程，因此其抗争策略就注定不是生产环节彻底的变迁，而是依靠异质于传统革命模式的社会发展正
义的合力——一种包容阶级、种族、性别以及环境等元素在内的政治化空间意识与空间实践。

这种试图通过“空间正义”战斗口号把资本主义批判再度激进化的做法，在实质上撤离了解放
语境，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增加了城市研究一个十分有效但稍显过度的后现代文化维度。

关键词：爱德华·索亚；空间视角；空间正义；城市权；正义联盟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20)06-0019-05
①爱德华·索亚强调，空间正义并不是其他形式正义的替代，而是代表一种特别强调的和
解释学的视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手稿中的空间正义思想阐释及其当代
意义研究”（17BKS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
史逻辑研究”（19YJC710035）；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333工程”
人才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志刚，1979年生，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1970 年代后，日益严重的城市危机使得空间抗争开始出现在寻求更大范围社会正义的城市运动中。

美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也有学者译为爱德华·苏贾）对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世界上主要的大都市区域已经由昔日因危机生成的
重建，转向因重建生成的危机。

但同时，由社会公正、参与性民主以及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空间
化有意识地驱动着的，寻求空间正义和区域民主的新文化政治实践也在塑造后大都市未来形象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寻求空间正义》（2010）正是从这个判断开始的。

在此文本中，索亚以
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
平分配的“第四部曲”［1］序4。

索亚强调作为一个对社会科学非常重要而且具有颠覆性的概念，①空间正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空间”和“正义”——都需要给予重新关注。

本文据此
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梳理以索亚为代表的西方左派空间思想：第一，批判的空间视角对正义提
出了什么要求？第二，正义价值实践对空间运动又提出哪些要求？第三，以空间正义为诉求的
空间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其理论限度。

一、批判的空间视角与正义的再政治化
很长时间以来，空间只被视为一种平台、容器或静态的物质环境，而不被看作一种能够决
定人们行动、寻求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

换言之，“空间外在于社会世界，外在于将世界变得
更加具有社会正义的努力”［1］3。

人们思考日常生活相关的历史和社会维度，比强调批判性
的空间视角更为重要，也更为广泛。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思考空间的崭新方法
开始出现，它与“空间转向”相结合，所谓空间转向，简言之，就是社会理论开始重视历史和
社会的空间性特征，索亚认为描述世界需要一种批判性空间视角。

影响了几乎所有人文科学的
进展。

从起点上，“空间转向”可以回溯至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空间所做的批判性阐释。

他们对空间的再概念化，导致了一种崭新的空间意识的
诞生，深刻地取代了“空间仅仅是外在环境或容器”的观念，使人们意识到空间中充满了权力
和政治、异托邦的压抑和乌托邦的理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不正义的力量和解放的可能性。

至关重要的是，“空间的转向”意味着历史想象对地理想象持续特权的一种挑战，表现在索亚
等人主张的空间/地理相对于历史/时间的优先性，并将其作为解释社会现象首要的话语。

这种
批判性的空间视角，使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活于其中的地理/空间会导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支持基于国籍、种族和性别等政治和文化压迫，加重诸多形式的歧视、不平等和不公正；但同时地
理也能提供优势和机会，发挥促进人发展和解放的作用，让一切成为可能。

在一定意义上，地
理或空间既是正义的又是不正义的，在社会与空间、主观与客观、具体现实的与创造性想象的
过程中产生。

因此，人们可以采取行动改变或调整空间结构来增加正面的或减少不利的影响。

概言之：“（1）将正义和不正义注入我们生活的多层级地理，从家庭的亲密关系到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2）正义（或不正义）的社会化地理（人化地理）显著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创造分布不均的优势和持久的劣势的结构；（3）这些地理及他们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方式被改变。

”［2］20
在批判性的空间视角下，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原理被重新界定。

寻求社会公平正义从一个人
们获得尊严的基本原则，变成一项达成人类解放的政治任务，即正义日益从一种道德、价值哲
学走向一种政治学的正义。

寻求社会公正不但要关注空间如何影响分配过程，更要审视空间化
进程如何强化压迫的、不公正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

以艾莉斯·玛莉恩·扬（Iris MarionYong）为例，在极具影响力的《正义与差异政治》（1990）中，扬强有力地论证了这样的观点：应该
把正义还原到具体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的公共关系中，不要仅仅纠缠于主流经济学关注的分配
正义问题，而要关注产生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结构性力量。

在本质上，扬用一个多重的压迫概念
替代了分配正义的传统意义，她试图告诫人们寻求正义必须抑制任何形式的压迫［3］。

虽然
扬的文本没有明确地从空间视角进行阐释，但她的观点被广泛地应用到正义理论的空间化发展中，哈维（David Harvey）和索亚均受到其影响。

哈维在《社会正义、后现代主义和城市》［4］一文中，就扬的“五副面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五个相应的社会正义原则。

索亚认为扬提出的
压迫力量和反抗力量在地理学实践中同时存在，也同为彼此的客观条件，这是空间正义之道。

因而《寻求空间正义》在对空间与正义的关系进行本体性论证后，很快就将焦点放到不公正空
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上，探讨地域歧视、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对于地理正义/不正义的影响。

可以说，正义的空间政治意蕴集中体现在空间转向后，正义逐步成为众多不同社会运动的
一个强有力的口号，成为一个可以把多种价值整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载体或者说政治平台。

正如
索亚所言，“寻求自由已越来越具保守色彩；解放显得有些过时；平等就其本身而论，通常被
看做是无法实现的；甚至对普遍人权的需求也有着过度抽象的内涵，并缺少对特定时间和地点
的依附。

”［2］21在此意义上，正义充满了象征意蕴，在建立不同社会运动联盟时比其他话
语更适应当今的情况，也更容易成功。

索亚关注正义何以能够政治性地、策略性地在各种社会
运动中得到应用［1］7，都市的正义集中体现在要构建一种富有凝聚力的、草根的行动区域联盟，让众多组织联合起来为城市权与空间正义做坚决的斗争。

二、城市权与空间正义联盟
都市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列斐伏尔率先提出“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概念，这是一个政治理念，是在城市语境中的人权努力［1］6。

在他看来，进入城市是人们的一项权利，人们有权走向自然、走向荒野，也有权力进入城市，这是人的一种自然需求。

事实上，列斐伏
尔提出的城市权和古老城市/城邦史一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

古希腊和雅典人就十分重视进入城市的权力，其公民权的制度规定是与城市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城邦的法典中，外邦人、妇女和奴隶不是公民，因而无法行使政治权力。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自由、平等、正义
与民主成为一般的人权，并通常和财产权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公民的政治、身份和民主权利
不再以“城市权”作为依据，而是以民族国家的宪法法律以及自然法作为根据。

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不断扩散的城市经济社会危机揭示了城市社会
中弥漫着地理和环境的不正义性，它逐渐地植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与都市化发展的过程中。

索
亚指出，当人们试图去理解这些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并作出自己的回应时，便促进三种相互交
织的创新性空间思维的发展：“第一种具体地关注于空间正义本身，强调社会和空间的因果关
系之间更加平衡的辩证法；第二种关注于不公正的城市化，带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变体；第三种潮流则围绕着城市权问题展开。

”［2］9因此，人权和公民身份经由几个世纪的民族国
家界定后，城市权重新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和公民权的城市基础。

当然，城市的权利，“不
能被设想成为一个简单的探访权利或是一个对传统城市的回归”。

“它可以被阐释为一种对于
城市生活的转变和更新的权利。

”比如，能够公正地参与到城市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接
近都市中心使用便利的基础设施，避免被空间排斥和隔离，避免被限制享有公共服务等。

在确
切的意义上，“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是从
社会中排出……进入都市的权利为这种拒绝提供了合法性。

”［5］
列斐伏尔的原创性概念在索亚这里得到发扬和扩大。

总体而言，索亚在寻求空间正义的层
面上讨论城市权问题，因而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

其一，索亚的城市权具有整体性。

在索亚看来，今天多中心的、全球化的城市区域（city regions）开始兴起，因此各个民族国家的城市
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区域的权利。

城市权的空间范围不但包含城市自身的边界，也
把广泛的周边农村区域纳入自身框架中，作为一种集体权力而存在。

就内容而言，城市权也不
仅仅是居民参与空间生产的权利和制造城市空间的可能性，还是一种争取与重塑日常生活的权利。

“寻求城市权成为一种持续的更为激进的空间再占有（spatial reappropriation）的努力，要求一种在资本主义城市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活跃的在场（active presence）。

”［2］96
其二，城市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索亚认为城市权不仅是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秩序重建，也
是对城市空间生产中不正义关系与过程的批判，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全范围的控制和
压迫。

索亚拓宽了城市权斗争的对象和范围，几乎囊括各种类型的不公正地理的生产，涉及性别、种族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歧视。

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等都市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被简单地抛弃而是得到改进，以满足当代城市社会中寻求社会正义的多角度多层面需求。

索亚坚信，城市权既是一种需求，更是一种呼喊，这种口号有利于将那些被排斥而处于边缘地
带的人们动员起来为空间正义而斗争，有助于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胶合力，促进工人阶级、知
识分子、西方进步势力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一个混杂联盟的建设。

在《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索亚通过19世纪60年代的沃特起义（Watts riots）、1992年的正义骚乱（Justice Riots）
和9·11事件等几个标志性的空间正义事件，串联起洛杉矶城市社区、劳工运动和学院联盟的
理解史［1］122。

在确定的意义上，洛杉矶联盟的构建代表了洛杉矶工会对全球化和经济重构产生的两极化
效应的强烈回应。

20世纪60年代城市危机后，西方城市都经历了深度的经济重构和社会转型，结果是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强化了社会和空间的不正义，导致了美国劳工运动
的关键性转变：一种日益增加的地方化倾向。

传统意义上，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主要关注当地
城市和区域背景的特殊问题，而劳动工会则更多地聚焦于工厂权利和工作环境的斗争。

由于工
会力量在新自由主义执政后得不到政府支持，于是开拓出新的方向——与工人的居住地（社区）建立战略关系，即所谓的社区工会主义。

然而，索亚并不狭隘地只关注劳工运动，或者详细讨论任何社群组织、人种和宗教团体，
其重点在于“劳工—社区—学院”联盟的构建，比如，洛杉矶新经济联盟（LAANE）、为正义经济的战略行动（SAJE）和最近形成的城市权利联盟等。

以实现不同的组织联合在一起为城市权
和空间正义共同斗争。

联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与学院之间不同寻常的合作关系。

“劳工—社区”联盟常常受到学院研究的帮助，领导了多次以地方为基础的正义运动，表现出不同
寻常的力量和持续性。

这些地方运动相对高涨的空间意识和政治活动中具体空间战略的出现，
主要得益于社会活动家组织和在校的大学师生［3］110。

索亚不无夸张地说，20世纪90年代
正义的空间性已经存在于洛杉矶的城市空气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城市规划项目得到很好的定位——参与新的进步政治，帮助洛杉矶成为争取城市权与空
间正义的斗争中心。

通过洛杉矶联盟案例，索亚强调了城市权、空间正义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也激进地打开了
多样化的社会主体参与。

当然，联盟本身也招致众多批评，不仅是索亚过分地夸大加利福尼亚
大学洛杉矶分校师生在都市运动中的作用，还有一个无法消除的局限是，他不断地使用洛杉矶
城市区域作为案例，因而招致“又是洛杉矶，永远是洛杉矶”的奚落。

三、矫枉过正的范式转换与过度诠释的文化维度
本文关于西方空间正义批判思想的讨论奠基于如下基本理念：对地理和空间的考察构成了
社会正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人们需要研究非正义的地理/空间作为产品如何被生产出来并随着时间的不断演进呈现出何种特征。

索亚等激进城市学者不是简单地重申列斐伏尔和福柯提出
的社会空间视角，他们有着更为宏大的理论与政治抱负，即将空间正义从一种应用性的批判视
角提升至和社会正义并列的位阶。

他们认为，空间正义不是“空间中的社会正义”问题的缩写［6］，不应当仅仅被视为社会正义的一个内容和方面，正义也并不仅仅由空间性所决定。

索亚的立场是，正如时空里的所有事物，同时而且内在地社会化；社会上的所有事物（包括正义）
同时而且内在地空间化。

因此，萨义德认为，寻求正义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地理位置的斗争，
索亚则主张这场在地理位置上的、决定性的斗争，可以通过一种坚定的、解释性的空间视角得
到最好的理解。

这种空间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弄清楚正义是如何被创造、维持以及如何卷入到民
主和社会行动的目标中的。

对于索亚而言，空间正义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规范理论以及科学理论的区别，主要在于
是否关注社会实践的有效性，特别是关注空间剥削、空间压迫以及空间控制下的自由怎么实现
的问题。

在此意义上，空间正义概念的强调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和学术训练，而且担负着
更为激动人心的政治和实践目标，它指向的是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

洛杉矶学派致力于构建一
种基于社会正义联合起来的草根组织联盟，让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为城市权和空间正义做坚决的
斗争。

唯有在这种激进主义团体和社会运动的结合中，正义的空间性才是最重要的，反抗空间
霸权的斗争也是最彻底的。

但问题在于，影响空间正义的结构性霸权力量到底是什么？索亚指出，没有任何两个社会
发展的过程在空间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生产的地理，始终内嵌着空间不正义和分配不均。

换
言之，“空间中的位置将始终附带有某种程度上的相对优势或劣势。

而这种不平等的个体或集
体的优势和机遇，都可以看作是空间不正义。

”［2］73J.Urry等实在论者认为，空间不具有
产生事件的因果性力量，但空间是促进或阻碍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因素（contigent factor）。

索亚无疑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将空间性看成是造成空间不正义的主要结构因素。

笔者以为这无
限抬高了空间在社会理论中的位置，尽管他一再声称空间批判理论并不导致一种新的空间决定论，对于空间批判视角的推崇只是一种策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达到“历史—空间—社会”三
者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要将批判性的空间视角神话变得遥不可及；但事实上索亚的操作就是一
种空间崇拜，他使得空间视角具有了生成性和自明性，具有了一种因果性的决定力量。

索亚努
力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理解空间性的范式转换，“建立了一种既不是太依赖、也不是过分
无视社会存在的空间性的正义理论”［7］。

笔者以为，如果这种范式可以用正义/不正义的空
间性以及空间性的正义/不正义性来表述的话，索亚关注的对象主要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讨论正义问题时在方法论上需要有一个坚定的空间视角。

这场矫枉过正的范式转换——坚信空间正义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来的，构成了索亚与哈维、Kurt Iveson等左派学者的重要区别。

在后者看来，“正义是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的结果，而不
是空间的结果”［8］。

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回应索亚时用一种调侃式的措辞指出，索亚描述了很多关于洛杉矶的社会运动，但这和空间正义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在一个民主社
会里，问题的根源在华盛顿，那里才是自由市场的管理者负责开启或者关闭进出的大门。

对于
移民如何处理，低收入国家的公民到美国后如何生存和发展，不是洛杉矶自身形成的，也不是
洛杉矶所能解决的。

这是民主政治学的问题，而不是别的。

”［9］在确切的意义上，霍尔也指出“‘空间’与传统的‘时间’或其他的一些视角一样，它面对的是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过程”［10］。

因此，以索亚为代表的洛杉矶学派要想实现自身的理论旨趣，必须加强驾驭政治经济
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形成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这一点上，笔者更加赞同哈维的主张，空间的
理解固然重要，但是问题最终还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

因为不能透过空间这个棱镜看到不正义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力量，所以抗争的策略就注定不
是彻底的革命，而是试图在革命和改革之间找到一个空间，通过构建洛杉矶都市“劳工—社区—学院”形形色色的联盟以实现城市权和空间正义。

索亚认为今天仅仅通过阶级政治没有办法
理解城市化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现实，而“全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本质主义宣言也没有
办法与资本主义空间统治方式相抗衡。

于是，他不断地从一些后现代左派的解放理性中汲取灵感，主张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正义的合力，这种合力是对传统二元论的纠正，它拒绝所有僵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拒绝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与劳动、好与坏之间进行截然不同的
选择；强调一种有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的、狭隘的政治动员，强调一种对新的支持基地完全
开放、可以在不同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盟。

这种行动联盟不同于过去简单的
二元对立中的革命模式，而是一种包容阶级、种族、性别以及环境等元素在内的政治化空间意
识和空间实践。

笔者以为，索亚撤离了解放的语境，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增加的是对城
市研究有用但又有些过度的后现代文化视角。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Edward W.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3］Young I. M.，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4］Harvey D., “Social Justice, Postmodernism and the 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No.16，1992，pp.588-601.
［5］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6］G.H.Pirie，“On Spatial Justice”，Environment and Planning,No.15，1983，p.471.
［7］Eduardo Mendieta，The spatial metaphorics of justice: on Edward W. Soja.in City，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 ,No.1, 2011,pp.81-84.
［8］Kurt Iveson，Social or Spatial Justice? Marcuse and Soja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Routledge: London＆ New York,No.2，2011，pp.250-259.
［9］Peter Hall，Great title, Wrong book in City,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No.1, 2011，pp.78-80.
［10］胡大平：《“空间转向”与社会理论的激进化》，《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朱磊］。